第79章 发现新世界

除了找住的地方困难，我发现自己身在天堂。研究室十分整洁，我还有自己的桌子，不再有化粪池和污水管，也不再有大学本科生必修的精神病学、聚乙烯学和体育课。我终于只须上物理课，甚至还能学网球和溜冰。

有两门课改变了我的生活观--统计力学及应用数学。我第一次了解，我是如何通过观察和感受、尝试错误和所谓的近似法(值)来建构我自己的世界。爱因斯坦说他不相信上帝是用掷骰子的方式来创造世界的。我想他是对的，演化就是最好的例子。

「你们看，」西格特教授对班上同学说：「数学不仅仅是数学家凭空想象出来的。大部份是物理学家基于需要和观察，以及尝试错误，就像我们所有的工具那样发展出来的。」

西格特教授是一系列热力学及统计力学学者中的最后一位。

除了拉瑞和我，所有的一年级研究生都被指派去带本科生的实验课。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在教学上会有语言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来自著名的劳伦斯放射实验室所属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所以被认为具有实验室工作的经验呢？

我被指派到詹姆斯‧劳勃兹博士的宇宙射线实验室。詹姆斯‧劳勃兹博士给我的印象，彷佛是从电影《日正当中》跳出来的牛仔。他高大、修长、安静、用弓形腿走路，和贾利‧古柏唯一不同的是他脸上的笑容。后来，当我告诉他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时，他告诉我：他真的是在牧场长大。甚至上大学时，还必须请假去帮他父亲把牛赶到市场。

宇宙射线，顾名思义，是不属于地球的微粒子。它们从外层空间进入到平流层，被飞行气球所携带的感光乳胶照相底片所捕获。

当一道宇宙射线进入乳剂，并与原子核碰撞时，撞击的粒子和对象会被击碎成一些其他的粒子，向不同的方向飞出去，整个过程会被照相底片记录下来。底片有一页书的大小、一片面包的厚度，迭起来有一块砖头的厚度。乳胶显影后，我们测量整个过程中所有涉入粒子的轨迹长度和它们之间的角度，再通过它们的动量和能量去识别它们，希望找到一些从来没见过的粒子。

我觉得好像回到了捕鱼时，只是这次的鱼来自外层空间。它们飞入空气稀薄的平流层，成堆地被乳胶底片所捕获。我的工作就是显影曝光的乳胶底片，然后在显微镜下用扫瞄器扫瞄以发现事件的存在，并测量它们的轨迹。底片很厚，为了防止扭曲变形，我得用酒精来保持它们的干燥。因为酒精的用量很大，所以用50加仑的圆桶装着送进来。装满酒精的圆桶很重，要搬动时，会使它倾斜着用边缘来滚动。

有一天，我在滚动其中一个圆桶时，身体失去平衡向后倒在地板上，手被桶子上缘和实验桌夹住，手腕撞到桌角。幸好当时我戴着手表，骨头才没被压到。

这一只奥米笳手表，是葆琦舅舅送给我的毕业礼物。有一次，他注意到我没戴手表。我对他说，我不习惯戴手表。这是事实，也是谎言。

在此之前，我有过三只手表，它们的下场都不好。

我最早的一只表是怀表，表壳上印了一台漂亮的火车头，是丁干妈--我姊姊的干妈送给我的礼物。那时我刚满七岁。

「陈素！」妈大叫：「他很快就会把它弄坏的！」

「它很牢固，不会坏的。」

「天下没这种东西。」

「它是美国制的。」

「那又怎样？」

「我证明给妳看。」

我手里的表突然被抢走，还没来得及弄清怎么回事，表就被摔在地板上。

「捡起来，听听看。」丁干妈对我妈说。

妈半信半疑地把表捡起来，放在耳边细听，忽然睁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大叫：「它还在滴答地响！」

「妳自己摔摔看。」

「不能再摔了」

「这是美国制的，不会摔坏的。」

妈果真把表摔在地上。她想证明什么呢？我连忙把表捡起来。

「它不响了！」我大叫。

「那一定是日本制的。」妈说。

「它上面明明标着美国制造。」丁干妈坚持着。

「有人告诉我，日本不是有个小城Usa (宇佐市)吗？」

我的第二只表是瑞士制的，是李干妈--我的干妈送的。

「妳怎能把这么精致的东西送给这么个粗心大意的八岁男孩？」

「他要开始学习照顾东西，八岁正是时候。」

妈妈让我保留它，条件是我必须每天记得上发条，小心不要掉到地上。我以为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高高的壁炉架。我每天一次会爬上椅子去给表上发条，听听它滴答响，顺便检查一下。

有一天，我发现它不再滴答作响了！

「看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妈才说完，就把它从我手里拿走，以后再也没见过它了。

我的第三只表是劳力士，是妈在我们要回中国内地之前买的。她是想，万一身陷困境，我们可以卖掉它。跟奥米笳不同，它看起来粗犷又不流行。「没人会偷这么难看的东西。」妈解释道：「它看起来又老又旧。」她一下买了两只，给我和我哥泰德一人一只。

有一天，我爸带我去基督教青年会淋热水浴。洗完澡，我正要穿上长裤时，表从口袋滑出来掉在地上。

「你为什么把它拿下来？」爸爸责备我：「难道你不识字吗？笨蛋，它是防水的。」

下一个星期，当我们要去青年会时，我戴着腕表淋浴，被爸看到了。

他问：「你怎么不把它放在置物柜里？」

「它是防水的。」

「千万别相信印在商品上的字。天下没有像它说的那种完全防水的手表。你只是不懂怎么照顾它。把表给我。」

「别扔掉！」娜蒂亚对我说：「这只表很贵。」

「可是它被压坏了。」

「我来问问彼得，看看他能不能修好。在俄罗斯，不会像你们在美国这样把东西丢掉。我们会修理每样坏掉的东西。」

「在中国，我们也是这样。街上还有小贩来我家门口把陶瓷破片钉起来，或把灯泡里烧断的钨丝接起来。」

娜蒂亚．普利斯金和妮娜是一对姊妹花，在宇宙射线实验室里操作扫描仪。她还是剧作家，有一些剧本是为当地的俄罗斯社群创作的。她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被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女儿收留在她的营地里。在芝加哥安顿下来后，又帮她住在巴黎的妹妹申请来美国。妮娜是化学家，她们互相用俄语交谈。对我来说，这真是太好了。我可以跟娜蒂亚练习俄语，跟妮娜练习法语。后来我认识了她的丈夫彼得和她上高中的儿子奥立格。彼得在家只说俄语，也用俄语招呼我。

「不！彼得！」娜蒂亚大叫：「你说错了！」

「他说什么？」我问。

「那个蒙古人来了。这意味着你的客人不受欢迎。」

「为什么要说蒙古人？」

「不是说你，他指的是成吉斯汗的士兵。在俄罗斯，每种状况都有两种对立的说法。彼得总不记得要说那个。」

从此，我成了普利斯金家的晚餐常客和奥立格的数理家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