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意义

一般来说，能源技术进步不仅存在大小，而且还存在清洁与传统两种不同类型的发展偏向。其中，能源技术进步的传统偏向虽然能够提高能源技术的整体水平，并以此提高能源效率，但是依据“杰文斯悖论”假说，传统能源消费可能会因为能源效率的改进而持续上涨，从而造成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这加剧了能源环境约束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中国能源技术进步未能缓解污染问题的重要解释之一。因此，直观来看，提升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水平，使能源技术进步表现出清洁偏向，助力能源结构早日实现清洁化转型，是实现经济绿色增长、保障能源安全、解决污染问题的重要抓手。基于此，本书的研究意义在于：

（1）理论意义。一是将能源与环境要素共同纳入内生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偏向的理论分析框架（Acemoglu et al．，2012）。研究认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个部门的技术进步由该部门中全体厂商的技术创新活动所决定，而这些厂商究竟选择何种类型的能源技术进行创新，由研发该类型技术带来的垄断利润所驱动，从而对能源技术进步发生偏向的微观机制进行了内生化处理。二是在理论推导过程中采用两种类型能源技术的相对强度表示能源技术进步偏向（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以此实现了能源技术进步偏向表达方式的“具体化”。三是本书立足于中国实际，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对能源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从而对环境规制政策引导能源技术朝清洁方向发展的作用机制及其有效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考察。

（2）现实意义。近年来，中国研发投入总量激增，2018年就已经超过了欧盟平均水平，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遗憾的是，虽然巨量的研发投入带来了能源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但是中国的能源环境问题不仅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且表面上还加重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能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本书以为这是仅仅关注能源技术的大小，而忽视能源技术偏向的后果。因此，本书的现实意义如下：一是为中国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同时控制并解决污染问题提供了现实路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了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共赢理念，而能源技术进步的清洁偏向，不仅可以有效缓解传统能源使用造成的环境污染的问题，而且还能够保证经济增长对能源要素及产品的需求，以此实现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二是为中国能源生产及消费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长期来看，发展清洁能源技术是必然的选择，对中国而言更是迫在眉睫，然而现实是中国传统能源的应用比重较高，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徐斌 等，2019），部分领域的清洁能源技术虽有突破，但总体进步缓慢且分布不均。只有不断优化现有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激励清洁能源技术快速进步，中国的生态环境目标才能如期实现。三是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多样化施行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环境规制种类繁多，且概念复杂，本书不仅考察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对能源技术进步偏向的转变作用，而且还分析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引导能源技术进步偏向朝清洁方向转变的有效性，这是颇具现实意义的实证检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