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我们的新州长丹尼上尉将上面提到的皇家学会的奖章给我带来了，他在费城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将这枚奖章给了我。在授奖时，他措辞十分优雅地表达了对我的敬意，还说他对我的品德早就有所耳闻。饭后，当参加宴会的人按照当时的习惯正在喝酒的时候，他把我拉到一边，进了另外一间屋子，并且告诉我说，他在英国的朋友都建议他和我建立友谊，因为我能够给他最好的忠告，最有助于他的执政顺利开展下去。所以，他极其强烈地希望了解我，和我友好相处，他要我相信，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愿意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尽力为我效劳。他还对我说了许多有关业主对于宾州友善感情的话，说是如果能够放弃长期以来对业主各项措施的反抗，使业主和他的臣民言归于好的话，这对我们大家，尤其是对我都会大有好处，而要想做到这件事，再也没有人比我更适合的，而且我可以由此获得一定的报酬和报答，等等。

喝酒的人发现我们没有立即回到餐桌上来，就让人送来了一瓶白葡萄酒。州长开怀痛饮起来，而且随着酒喝得越多，他的恳求和许愿也越多了。

我回答他说，我的经济条件，感谢上帝，还是很不错的，还不至于要业主给我任何恩赐；同时，作为一名议员，我也不可能接受业主的任何赏赐；不过，我和业主之间并无个人恩怨，在任何时候，只要他提出来的公共策略符合人民的利益，我就一定比别人还要热烈地拥护和赞同。过去我之所以反对他，是由于业主提出来的措施显然是为业主的利益服务的，而对人民的利益却损害极大；我十分感激他（州长）对我表示的好意，他可以相信我将尽我的能力，使他在任期内尽可能顺利，同时也希望他不像他的前任那样，还带着不幸的指示而来，他的前任曾因此而束手无策。

对此，他自己并没有什么解释。但是，当他后来开始与州议会打交道时，这种指示又出现了，双方的争执又恢复如初，而我作为首先要求州长把业主训令通知州议会的执笔人，以及以后对于这些指示的意见的执笔人（关于这两份文件，可以在当时的议会决议以及我后来发表的历史记录中找到），则仍然像过去一样积极地反对他。

但是，在我们私人之间却没有出现过任何对立，我们常常在一起，他是一个学者，曾经到过世界许多地方，在谈吐方面风趣而动人。他告诉我最新的消息说，我的老朋友詹姆斯·拉尔夫还活着，他被认为是英国最卓越的政论家之一，曾受聘处理过腓特烈亲王和国王的纠纷，因此获得了一年三百英镑的俸禄。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名气确实很小，蒲柏曾在他的《愚人叙事诗》中攻击过他的诗，但他的散文却被认为是第一流的。

州议会终于发现，业主愚蠢地坚持用训令来束缚他们的代理人（州长），这种训令不但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害于英王的军务，因此，州议会决定向国王控告他们，并任命我为州议会的代理人前往英国，进行请愿和活动。州议会曾递交给州长一份议案，同意拨款六万英镑供英王使用（其中一万英镑可由当时的将军劳登勋爵指挥使用），但是按照业主的指示，州长坚决拒绝批准通过。

我已经和纽约一艘邮船的船长摩理斯约好，坐他的船出海，我的物品已经送到船上了，这时劳登勋爵意外地来到费城，据他告诉我说，他是特意来协调州长和州议会关系的，免得英王的军务因为两者之间的分歧而受阻碍。因此，他要我和州长去见他，那样他就可以听到双方的陈述。

我们见了面，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代表州议会，提出了当时政府文件中指出的各种分歧，这些文件是我起草的，打印在州议会的纪录中。而州长却用业主的训令来辩护，说他曾保证遵守业主的训令，否则他就全完了，但是，如果劳登勋爵劝他不遵守这些指示的话，他也好像并不是不愿冒险的。然而，劳登勋爵并没有劝他，虽然我曾以为我几乎已经说服他这样去做了；但到了最后，他情愿选择敦促州议会顺从州长。他还恳求我利用我在州议会的影响来达到这个目的，还宣称他不能抽出英王的军队来保卫我们边疆，如果我们自己不继续防御的话，我们边境必然会受到敌人的袭击。

我把事情的经过向州议会做了汇报，向他们提出了我起草的一系列议决案，申明了我们的权利，宣布我们绝不放弃我们的这种权利，这一次因为强力所迫，我们只好暂时停止行使这种权利，我们对这种强力也提出了抗议。州议会最后同意收回原来的议案，通过了另一项符合业主训令的议案。这项议案州长当然批准了，我接下来就可以渡海出国了。但是，这时那艘船已经载着我的物品开走了，这对我是一笔损失，而我唯一的酬劳只是劳登勋爵对我的帮助的感谢，这次调解的功劳则全归他。

他在我之前动身去纽约了，因为邮船出发的时间是由他安排的。那时，有两艘船留在港内，其中有一艘，他说不久就要起航了，我要求知道确切的时间，而不至于因为我的耽搁而错过了。他的回答是：“我已经命令它下星期六起航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不过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如果你星期一上午到达的话，你还来得及，但是不能再拖了。”

由于在码头上发生了一些意外故障，当我到达时已经是星期一中午了，我非常担心船可能已经开走了，因为这天风很好，但是我不久就得知它还在港内，第二天才能起航，我这才放下心来。也许有人会猜想，我马上就要动身去欧洲了，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我当时还很不了解劳登勋爵的性格，优柔寡断是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之一。我将会举一些例子。

我来到纽约大约是在四月初，我想到六月底我们才会起航的。当时有两艘邮船在港内已经停了很久，但是为了等候这位将军的信，这两只邮船被扣住了，据说这些信总是第二天就可以写好。另一艘邮船来了，也被扣住了；在我们起航之前，第四艘邮船也快来了。我们那艘船最先起航，因为它在港内停留的时间最长。所有旅客都安排好了，有些旅客十分焦急地渴望动身，商人们担心他们的信件和他们为秋季货物购买的保险申请单（因为这时是战争年代）。但是他们的焦急根本没有用，劳登勋爵的信还没有写好；而去拜访他的人，却发现他整天坐在桌边，手里拿着笔，总以为他要写很多东西呢。

有一天上午，我自己去向他问候，我在他的会客室看到了从费城来的一个名叫伊尼斯的使者，他是特意从费城赶来，向将军递交丹尼州长送的一个小包。他交给我几封费城朋友的来信，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回去，将在什么地方停留，这样我可以托他带几封信回去。他说将军命令他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来取将军给州长的回信，然后就会马上走。我当天就把信交给了他。两个星期之后，我又在同一个地方碰到了他。

“啊，你这么快又回来了，伊尼斯？”

“回来了！不，我还没动身呢！”

“为什么？”

“这两个星期以来，我每天上午奉命到这里来取劳登勋爵的信，但信总是没有写好。”

“这可能吗，像他这样一个勤于动笔的人？因为我总是看到他坐在桌旁边呢！”

“是呀，”伊尼斯说，“但他就像广告中的圣·乔治一样，一直骑在马上，却永远不行一步。”

看来，这位使者的观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当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听到皮特先生撤换这位将军、并派出安麦斯特和乌尔夫两位将军的理由之一，就是陆军部长从未接到过他的报告，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由于每天期待着起航，同时三艘邮船都要开到桑迪胡克去参加舰队，乘客们认为最好是待在船上，免得邮船突然接到命令起航，他们被落在后面。如果我记得对的话，我们就这样在船上待了大约六个星期，将船上储存的食物消耗殆尽，又不得不去添购更多的东西。

最后，舰队终于起航了，那位将军和他的军队全都坐船朝路易堡进发，目的是去围攻和夺取那个要塞，所有随军邮船都接到命令，守候着将军的坐船，准备接收他的公文，只要一写好就接过来。我们在海上等了五天，才接到一份公文准许我们离开，我们的船到这时才离开舰队，朝英国开去。其他两艘邮船，他继续扣留着，把它们随同带到了哈黎法克斯，他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以训练他的部队向假设的炮台进行攻占演习，然后他放弃了攻打路易堡的计划，带着他的军队，还有上面提到的两艘邮船和船上的全体乘客，回到了纽约！

在他离开期间，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攻占了纽约边境的乔治堡，而且印第安人杀死了许多已经投降的士兵。

后来，我在伦敦遇见了鲍纳尔船长，他当时指挥其中的一艘邮船。他告诉我说，当他被扣留了一个月以后，他就告诉劳登勋爵，他的船底长满了海藻和贝壳，已经到了必然会影响它快速航行的程度，而这对邮船来说是很严重的，因此请求给他一点儿时间，以便把船拉起来清体船理底部。

将军问他需要多少时间，他回答要三天。将军回答说：“如果你能在一天之内完成，我就答应，否则不行；因为你后天一定要起航。”

就这样，这位船长从未获准，尽管事后被一天又一天地延误，足足有3个月之久。

我在伦敦也遇见了鲍纳尔船长的一位乘客，他对劳登勋爵极其痛恨，因为他欺骗了他，把他长期扣留在纽约，然后又把他带到哈黎法克斯，并再次把他带回纽约。他发誓要起诉请求赔偿损失。他是否提起了诉讼，我并不知道，但是根据他所讲，他遭受的损失非常大。

从大处来说，我很奇怪，这样一个人竟然会被委以指挥军队这么重大的任务。但是，随着我对世事的了解，明白了谋取职位的方法和加官晋爵的动机之后，我的迷惑不解也就消失了。

如果布拉多克死后，接替他执掌军队的薛尔利将军继续在位的话，在我看来，1757年的战役一定会好得多，而劳登勋爵却在这次战役中轻举妄动，大肆浪费，使我们的民族遭受了难以想像的耻辱。因为薛尔利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但是他本人却通情达理，精明睿智，能够接受别人的忠告，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执行计划时非常迅捷主动。相反，劳登不是用他的大军去保卫殖民地，反而使他们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他自己却愚昧地去哈黎法克斯练兵，以至于失去了乔治堡。此外，他还搅乱了我们所有的商业活动，长期禁止物资出口，从而使我们的商业遭受打击。虽然禁运粮食出口的借口是不想让敌人获得粮草，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压低粮价，以便使军队的伙食承包者从中受益，据说——这也可能只是猜疑——他还从中分得一份利呢。最后，当禁运令被撤销时，由于忘了将这个消息送到查尔斯镇去，结果卡罗来纳的舰队多耽搁了将近三个月之久，他们的船底受到了蛀虫的严重侵蚀，其中一大部分船只竟然在归途中沉没了。

我相信，薛尔利倒是真的乐意自己从这种负担中解脱出来的，因为对于一个不熟悉军事的人来说，这必然是极其沉重的。我参加了劳登勋爵接任他的职务时，纽约市民为其举行的宴会。虽然薛尔利已经免了职，但也出席了宴会。当时有很多军官、市民和陌生人参加宴会，一些椅子是从邻近处借来的，其中有一把椅子很低，正巧薛尔利坐到了它。

我坐在他旁边，看到了这一点，就说：“先生，他们给你的座位太低了。”

“没关系，”他说，“富兰克林先生，我发现低座位最舒适。”

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样，在我逗留纽约期间，收到了我替布拉多克购置粮草等物的各种账单，在这之前，有些账单我还来不及从我雇来采购的人那里收回来。我把这些账单送给了劳登勋爵，希望支付剩余的。他让主管人员对这些账单进行了严格的审查，那位军官核对了每一张付款凭单，证明它们准确无误，劳登勋爵这才答应给我一张出纳的支票。但是，这被他一再拖延，虽然我经常按约定的时间去取，但是我一直没有拿到。最后，在我离开前，他告诉我说，经过仔细考虑，他决定不将他的账款和他前任的混淆。

“你到了英国，”他说，“只要把你的账单呈送给国库，你立即就可以得到余款的。”

我提到——但是没有一点儿效果——由于被迫长期逗留在纽约，因而不得不支出巨大而意外的费用，所以我要求立即得到付款，而不应当再增加我的麻烦，也不应当再拖延偿还我垫付的款项，因为我采购时并未支取佣金。

“噢，先生，”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能使我们相信你没有从中获取什么好处。我们很了解这些事情，而且知道每一个与军队采办有关的人，都有办法中饱私囊。”

我向他保证，我并没有因此而赚到一文钱；但是，很显然，他并不相信我的话。事实上，我后来也听说有人常从这种工作中大发横财。至于欠我的余款，至今也没有偿还，后面还会提到。

在我们出发之前，我们的船长吹嘘了一番，说他那艘船速度很快。但不幸的是，航行一开始，它却成了九十六艘帆船中速度最慢的，这使得船长很丧气。在猜测了许多导致行动迟缓的原因之后，有一次我们靠近了另一艘几乎和我们一样慢的船，但是那艘船却追上了我们，于是船长命令全体人员跑到船尾，尽可能站在旗杆边上。连乘客在内，我们共有大约四十人。当我们站到了船尾时，船的速度就加快了，不久就把附近一艘船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这清楚地证明了我们船长所猜想的——船头装的东西太重了，看来是大桶的水都放在了船头，于是他命令把这些水桶挪到船尾。这样，这艘船就恢复了它的本性，成为全队中最快的船。

那位船长说，这艘船的速度有一次曾达到了十三海里，计算起来就是每小时十三海里。我们船上的乘客中，有一位海军上校肯纳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船这么快，一定是船长弄错了测线上的标度，或者是在投掷测线时出了问题。

这两个人就打起了赌，等有足够的风力时，就可以决定胜负了。于是，肯纳特仔细检查了那条测线，在认为满意之后，他决定亲自投掷测线测量。过了几天，当风力很稳很大时，邮船的船长劳特威治说，他相信当时船的速度达到了十三海里，肯纳特做了测量，结果输了这场打赌。

我记载上面这个事实，是为了说明下面的事：作为造船方面的一个缺点，据说一艘新船造好后，只有在试航之后才知道它是不是一艘优良的船，因为尽管一艘船严格地按照模型仿造好了，但造好之后，相反也可能会变得很呆滞。我想，这一部分是由于水手们在装货、装帆和驶帆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同一艘船，按照一个船长的判断和命令装货，航行时会比由另外一个船长指挥时更快或更慢。而且，从来没有一艘船是由同一个人制造、装备和驾驶的。一个人造船身，另一个人装帆，第三个人装货和驾驶。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了解其他人所有的思想和经验，因此，当这几个方面合成一个整体时，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了。

即使在海上的简单驾驶方面，我也经常看到在不同的值班时间里，不同指挥官的不同判断，而风力却是一样的。一个船员比另一个船员把帆扯得多一些或少一些，所以看上去并没有一定的可循之规。但是，我想或许可以做一系列的实验：首先，决定最适合于快速航行的船型；第二，给桅杆确定最合适的尺寸和最合适的位置；接着，是帆篷的式样、数量和随风向的不同而扯帆的方式；最后，是装货的方法。这是一个实验的时代，我认为，做这样一系列设计精确和相互配合的实验，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些聪明的科学家会从事这种实验，我祝他们取得成功！

我们在旅途中受到了敌人的几次追击，但是我们超过了一切人，三十天之内就驶到了浅水区。我们的航海测量很准确，船长判断我们非常靠近法尔马斯港口，如果我们在夜里迅速航行的话，我们早上或许就停在港口了；而且在夜间航行，可以避开敌船的注意力，它们经常在海峡口附近巡逻。于是，我们扯起了所有的帆，风强力猛，我们向前直驶，航行了很长一段。船长做了测量以后，决定了航线，他认为一定可以远远地避开细黎群岛。然而，在圣·乔治海峡有时候似乎有一股强烈的向岸流，它经常使水手们上当，并使克劳斯莱·萧福尔爵士的舰队沉没。这股向岸流或许就是使我们遭遇事故的原因。

我们有一个看守人站在船头，他们经常向他叫喊“仔细看清前面”，他也经常回答“是，是”；但是，他这时候可能正闭着眼睛，处于半睡状态；据说他们有时候只是机械地回答；因为他连我们前面的灯都没有看见。这个灯被副帆遮挡住了，所以舵手和其他值班的人都没有看到，但是，由于船身偶尔歪斜了一下，他们看见了灯，一时惊慌失措，因为我们离这个灯已经很近了，灯光看上去有车轮那么大。此时正是午夜，船长睡意正浓，但是肯纳特上校看到了危险，他跳上甲板，命令调转船头，扯足所有的船帆。尽管这对桅杆来说很危险，但是我们躲开了礁石，脱离了危险，因为当时我们正朝装灯塔的礁石驶去。这次脱险使我特别强烈地感到灯塔的作用，使我决心提议在美洲修建更多的灯塔，如果我能活着回到美洲的话。

到了早晨，通过锤测等方法，我们发现已经靠近港口了，但是由于雾很大，看不见陆地。大约九点左右，雾好像剧院里的幕幔一样，从水上升了起来，在幕下可以看到法尔马斯镇、港口内的船只和四周的田野。对于那些长时期以来，除了单调的茫茫大海之外，再也看不到什么景色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最令人兴奋的景色了；同时，使我们更感到快慰的是，我们现在再也不必担心战争了。

我和我儿子立即去了伦敦。在路上，我们只逗留了一小会儿，参观了索尔兹巴立平原的史前石柱、威尔顿的潘伯罗克勋爵的官邸和花园，以及他非常珍奇的古玩。

我们于1757年7月27日抵达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