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彼岸（4）

过了一会儿，女佣捧着一只精致的菲勒特彩绘铁盒过来，交给女主人。费尔南德斯在他身边坐下，从盒子里拿出一个八开大的牛皮日记本。

他接过来看了，是外交官的工作日记，上面记录了他几十年来参加的所有国内官方和民间团体出访阿根廷的文化交流活动，像计划书一样有序的流程，像印刷体一样工整的字体，正如他的为人一样一丝不苟，对此他毫不惊讶，反而觉得那是理所当然，那个人做事就应该是那个样子。

费尔南德斯又递给他一个牛皮袋。里面是一本薄薄的书。他翻看了两页，认出是当年他翻译的《马丁·菲耶罗》的手稿。外交官不但把他装订起来了，还亲自去潘帕斯草原拍摄了一张高乔人的照片作封面。

书的扉页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年轻的父亲抱着年幼的儿子站在圣马丁广场的雕像前。照片背面是两行汉字：中秋携蔚儿访博尔赫斯不遇。他的手颤抖了一下，心窝一阵发热，跟着眼窝也热起来，指尖能清晰地感受到纸张被反复翻阅后的纤维的粗砺。

女主人笑着问他是否记得还记得当时的通话。他点点头。女主人说那时她就在外交官身边。他连夜把稿子读完了，读了三遍，一个人在电话机前坐到清晨。在接通电话之前，他的情绪很不稳定，通话过程也是，挂断电话后却懊悔起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不能跟他好好说一说话。外交官向她坦承了自己的心事，他希望儿子将来继承自己的事业，并且对此寄予厚望。

希望的破灭让他消沉了很长时间。后来，他得知他考上了他的母校，又与他念了同样的专业，他又燃起了希望。再后来，他听说他成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他就打消了所有的念头，并不认为他的选择完全偏离了他的轨迹。外交官一直希望他能联系自己，能来阿根廷看看他，即便不是以儿子的身份。

盒子最底下放着一个硬皮文件夹，里面装着一些国内出版社和拉美作家的版权合同复印件。他逐一仔细翻看了，发现公司的很多作品都在其中，让他不得不怀疑那些合同的正当性。

女主人看出了他的疑虑，让他相信外交官的为人，他那么做并非出于私心，恰恰相反，让任何人来处理那些事都不能比他更公平公正。外交官读过国内所有译文公司出版的西语小说，当然也读了他公司的，他很欣慰看到他在文字上的天赋以及对作品的精确理解，把好的作品交给好的翻译家正是他的本职工作所在，换句话说，那时他的立场是作为中国驻阿根廷的文化参赞而非作为他的父亲。

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她一直用外交官来称呼他父亲，完全沉浸在那个似乎依旧完整的两人世界里，持续着那份对过去生活的温馨眷恋，平静的讲述好像痛苦尽已消失，悲伤从未来袭，而在他看来那更像是一种对死亡界限的无知无觉。他暗暗打了个寒噤，想起在过去的某个时刻自己曾经历过同样的事情。

女主人费尔南德斯出身高贵，祖上都是布市雷科莱塔区的学者和政客，幼时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瓣膜缺损，很早就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但健康情况并不乐观。

她没有家的记忆，从记事起就生活在天主教寄宿学校，一直到二十岁，家人们尽职尽责供养她读完了国立艺术大学，之后她开始独立生活，进入科隆剧院做了一位班多钮琴演奏者。

与外交官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八五年的夏天。当时的情景她记得很清楚。那时正是中国的春节，很多中国城的华人穿着红衣服来剧院看演出，只有他穿着一身黑西装，安静地坐在观众席上，看上去就像一群火烈鸟中的一只黑天鹅。

费尔南德斯坦言吸引她的是他身上那种温文尔雅的气质。那时她正当风华之年，暗暗做着杜拉斯笔下的青春少女梦，内心渴望着东方情人。有一次，一个女伴告诉她，中国大使馆有个人精通欧洲四国语言和五种印第安语，于是她去打听了他的事，得知他已离婚，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帮她把《情人》翻译成西班牙文。

她等了两个月，没有收到回信，有些失望，但很快就释然了，没有再写信给他，是不想给他留下胡搅蛮缠的印象。

大概过了半年，他到剧院看她的演出，演出结束后把译稿交给了她。那时他们才正式相识。那应该是在他母亲归国的三年之后，所以他们的关系不存在任何道义上的问题。女主人认为自己有必要把这一点跟他说清楚，不希望儿子对父亲有任何的误解。对她也是。他真诚地点点头，对此表示理解。

最后，她谈到了他母亲。她听外交官提过她，在外交官口中那是个学识渊博个性要强的女人——可以说正好是她的反面。她一生都只是个班多钮琴演奏者，对音乐之外的事一无所知，对生活也是，而且她总是依赖于人，从前依赖她的家庭，后来依赖外交官。她坦承自己是个没什么主见的女人，并且很高兴自己在婚姻生活中从来都没用到那种东西。

因为她身体的原因，他们没有要孩子，对探戈乐的共同爱好弥补了两人世界里缺席的激情。外交官会拉一点儿大提琴，是为了迎合她的班多钮琴自学的，不算专业，但在业余之上。他们和几个朋友组成了一个六重奏，经常在一些家庭聚会式的非正式场合演出。偶尔他们也会跳舞，但她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她做剧烈动作，所以常常把探戈跳成华尔兹；几乎每一支舞他们都是在忍俊不禁中跳完的。

大约半个月前，他们应邀到华人华侨联合会参加演出。演出进行到一半时，外交官突然昏厥在台上，送到医院时已经不省人事。在昏迷中他一直叫着他儿子的名字，之后病情急转直下。再后来，他有过一次清醒，那是最后的理智闪现的灵光。短短三分钟的时间，一支舞的时间，外交官冷静地交代了自己的后事，好像交代日常工作中的随便一项什么事务，好像死亡并不曾紧切地迫他而来。最后他提到了自己的葬礼，希望他能留在阿根廷。她擦干了挂在他眼角的那颗像琥珀一样冰凉浑浊的泪珠，最终照他的话做了。

按照他的遗愿，在他过世当天把人送到殡仪馆火化，把骨灰暂时安放在教堂，然后通知他的儿子来参加他的葬礼。她答应了外交官的一切要求，唯独在葬礼的事情上不想敷衍了之。她并不打算遵照外交官的遗愿选择查卡里塔公墓，尽管那里埋葬着卡洛斯·加德尔。她托人弄到了一份布市公墓的详细名单，打听到雷科莱塔公墓一位将军的后人要出让祖先的墓地，于是当机立断找到了当事人，很快就办好了手续。她把自己也算到了对死者的承诺之内，买下那块墓地的同时就向律师交代了之后两人合葬的事宜。

他们一直谈到很晚，话题大都围绕着外交官。随着话题的不断深入，他记忆中缺失的部分慢慢完整起来，那个模糊的轮廓也慢慢清晰起来。于是，他又看见了那个站在清晨的薄雾中目送他乘船远去的男人。于是，在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分别之后，那个远去的逝者又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出现在他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