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上山当知青
我下乡的老家永川县，是一个山清水秀、富饶美丽的好地方。它位于长江上游北岸、重庆西部，距重庆城区63公里，于唐代大历11年（公元776年）置县，因城区三河汇碧形如篆文的“永”字得名，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
永川西南部的来苏区，区委区府驻地来苏乡，建场于宋代，历为永川县文化重镇、CQ市中心镇、全国重点镇。来苏的蚕桑、仔猪、再生稻被誉为农业“三绝”，全国闻名。
“来苏”这一名字的由来，据说与宋代那位才情横溢、名满天下的大文豪苏东坡有着不解之缘。传闻，他曾到此游历，故而此地得名。
在距离来苏场口约1公里处，向左转便能望见太平山。这座山的东北面，矗立着上下相叠的巨大圆石，其地势颇为奇特，三面临着悬崖，一面紧靠着绝壁，此景被称作梳妆台，在永邑之地，堪称奇特又著名的景观。
关于这梳妆台的由来，还有一段美妙的传说。据说，古时曾有六块巨石从峨眉仙山飞跃而来，落至来苏。其中一块石头落入观音堂，化作了蚌壳石；另有两块巨石停在了太平山东端，它们直立于高崖边缘，看似摇摇欲坠，却始终稳稳地悬于那里，让人顿感奇妙，因而得名活石头。又听闻，曾有仙女在这活石上梳妆打扮，所以人们便以梳妆台来称呼此处。其余的石头，有的形状如同几凳，还有两块分别名为金柜和银柜，它们紧紧依偎在梳妆台旁。
北宋时期，大文豪、大居士苏东坡听闻此处奇景，慕名前来游历一番。清乾隆年间的《永川县志》也曾记载：“永川有镇，名曰‘来苏’，东坡曾游历至此，因名”。来苏的文化脉络源远流长，直至今日，依旧处处彰显着对东坡居士的敬重与缅怀。在场镇之中，修建了东坡广场、东坡大道、东坡小区以及东坡大酒楼；机关里开办了东坡讲堂；学校内还树立起了东坡雕像，“东坡遗风、诵读乐园”的氛围愈发浓厚。
说来也巧，我下乡插队的老家，竟然与我自幼便十分敬仰的苏轼有着这样的关联，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吧，每每念及，心中都满是亲切与自豪。
来苏之地，地势平坦开阔，河曲纵横交错，自古以来就享有“来苏坝子”的美称。来苏区下辖的文峰公社，则位于来苏坝子边沿的黄瓜山上。
黄瓜山平均海拔高度600米，森林覆盖率约40%，自然环境优美，风光旖旎，空气清新，气候宜人，年平均气温较城区低4—6℃，夏季凉爽舒适。
刘禹锡的《陋室铭》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黄瓜山上就有永川县规模最大的佛教圣地大佛寺，香火旺盛，僧尼每天都要做拜佛诵经的朝募课，每月初一、十五亦举行拜佛诵经的活动，每年还要举办几次庙会，前来进香的善男信女熙来攘往，游人络绎不绝。
山上还有一个石油钻探区队，有一条从永川到泸州的公路贯穿整个山脉。
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人民公社不仅是生产的基本单元，还承担着基层政权的职责，是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公社之中设有党委，在各项事务里，公社党官员发挥着关键的引领作用，而社长等行政领导人员，一般也都是党委委员。
公社之下又设有若干生产大队，在大队的事务决策方面，党支部书记往往有着重要的话语权。生产大队再往下，便是生产小队。生产小队这一级别，由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以及妇女队长等共同组成队委会，通过集体的方式来领导小队的各项事务。
我下乡当知青的地方是文峰公社八角大队五小队，那里主要以粮食种植作为主要产业，副业方面，则有一个由大队开办的采石场，还有一个茶场，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黄瓜山林木茂密，石料丰富，石匠手艺好，青色条石在当地是很有名的。八角大队采石场位于永泸公路旁边的一个山凹，生意很好，每天来拉石头的汽车要排队。
黄瓜山出产的茶叶是针形茶，属于绿茶类，泡一壶清香扑鼻，喝一口泌人心脾。八角大队的茶场位于山脊一边的一片茶山，茶树顺坡环山栽植，一梯一梯层层叠叠，但规模不是很大，产量有限。
与平坝上的公社比起来，文峰公社因为位于山区，在当地算是比较贫穷的。生产队的农作物交了公粮后，全年人均口粮大约几百斤谷子和几十斤小麦，还有红苕、包谷、豆子等等少量杂粮，数量上有点紧张。山上的土地以种植粮食为主，以及一些的油菜、蔬菜等。当地的农民，除了春节、中秋等几个传统节日，平时很少见他们吃肉。
当地农村不通电，也没有自来水，公共文化设施也少，物质生活贫乏，也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农民的日子艰苦平淡，但他们豁达乐观、他们也直率粗鲁，他们承担着沉重的劳动还心态平和，这使我印象深刻。
我们乘坐的火车于中午时分到达永川火车站，我与随车送我下乡的母亲下了车。火车头很快长鸣一声，又喘着粗气，拉着更多的知青驰向了更远的远方。
我们出了站台，在站前广场换乘客车。陈旧的大客车缓缓驰出永川县城南门，沿着一条蜿蜒盘旋的石子公路，一路颠簸上了黄瓜山。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呆呆地望着车窗外掠过的田园风光。远处层峦叠嶂，黛色的山形起伏不定，像是一个姑娘的侧影，端庄而妩媚。公路两旁不时出现一片片树林，一栋栋房舍，有小溪淙淙地流淌着清澈的溪水。路旁的田地里，一些头戴草帽的农民在忙碌劳作。
大约下午2点多钟，我们在黄瓜山上的文峰公社下了客车，一行人来到离车站不远的公社所在的院子。院子不大，中间是一栋面对大门的两层小楼，两边各有一排平房。
公社干部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办理了简单的手续后，安排我们在公社的食堂吃了午饭：大碗菜、大盆菜汤和米饭。其间在公社大院碰到一个永川县城下乡的知青，他听公社干部说我是刚下乡的重庆知青，便笑容可掬地过来打招呼。简单交谈了几句，他就热情邀请我参加知青的活动。原来他在组织公社蓝球队，我满口答应。他从口袋里掏出纸笔记下了我的名字，掉头进了公社院内的广播室。我们一行人在公社干部的陪同下，来到离公社不远的公交车站，乘客车前往生产队。
八角生产大队第五生产小队地处黄瓜山上一片平坦的山脊，永川县城至文峰公社的公路从山脊中间穿过，公路两边树林茂盛，周围是一片接一片的水田。八角大队的书记已经接到公社干部的通知，带领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在车站等着我们。
站在八角大队大队部瓦房前面的三合土坝子上远眺：永沪公路的左侧半山腰的树林深处，有一个在建的小水库，由大队各生产队抽调的民工组成常年施工队施工。民工们采取评工记分的方式，各自回队参加当年分配。从小水库再往下走，到山脚便是永川卫星湖水库。卫星湖水库长约8公里，面积约1500亩，有多个自然形成的半岛和全岛，湖弯交错，碧波荡漾，景致优美。水库东面靠山的一边有一个军工科研单位；西面是永川师范专科学校校区（后更名为重庆文理学院）。黄瓜山左面山外平坝属于永川县石脚区。
公路的右侧植被丰富，远处的拐弯处有一条岔马路，那里的葱绿山梁上有一个大队开办的采石场塘口，一片青山裸露出黄色的泥土，特别的刺眼，活像大自然身上的一块伤疤，有点大煞风景。岔马路更远的那一头有几间草屋，过了草屋，顺山势修有陡峭的石阶，通往山脚一个名叫“踏蹄沟煤矿”的小煤窑，煤质相当不错。黄瓜山右面及山外平坝属于永川县来苏区。
我们在大队部稍坐片刻，又是一番寒喧，然后登记填表。该办的事很快就搞定了。喝了几口茶，说了几句客套话，当地农村的干部们便带领我们沿一条乡间石板路，前往第五生产队。直接来到生产队为我安排的住房。
那是一个掩映在一片翠竹间的普通农家院子（在当地有竹丛的地方必有院落或住家），院子面对大约100米左右是生产队的保管室，中间只隔着几块水田。保管室前面有一块三合土大坝子，生产队每年秋天收了谷子在坝子上晒干后，就存放在坝子边上的几排草房里。作为粮仓的草房的对面，也有一排草房，其间的几间门上有把锁，存放化肥、农药、犁耙等生产资料；外面有一间放有几张桌子、柜子和不少的长条木凳，有点类似于办公室，平时开会也在这里（干部开会学习在房子里，社员大会则在坝子上开），这是生产队的行政中心。
农家院子的背后是一个低缓的小山坡，山坡上绿油油的一片，长满低矮的桐油树。一条石板路边有一个小堰塘，堰塘的水面反射着明晃晃的太阳光，据说平时洗衣服就在小堰塘里。一口水井离院子不远，挑水很近。
整个院子呈品字型结构，在中间又插了两间小屋，原住有四家人。左边第一家的主人是大队贫协主席，一如他的职务，家庭十分贫穷。紧挨着贫协主席的是生产队的会计一家，会计是个30多岁的退伍军人，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这家人两口子生反了相，男会计长相秀气，老实厚道，说话轻言细语，做事细细摸摸，象个女人家。他的老婆却生得宽皮大脸，像个男人一样热情爽快，说话喉咙粗，耿直得略显粗鲁。
右边的两户人家，第一家住着一个50年代下乡的老知青，因家庭出身不好，回城无望，所以在农村安了家，有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据说中年老知青练过武术，学过中医，是个农忙时下地干活，农闲时背着药箱行医的郎中。另一家的男主人出身贫农，是个蔫不啦叽，老实巴交的农民，身材矮小，心眼也小，是个典型的“耙耳朵”（怕老婆）。这家的女主人是个干部（大队的支部委员），身材高大，性格有点偏执。两口子膝下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读小学，一个女孩只有两三岁。院子中间的两间低矮小屋，住的是一个下乡五、六年的永川知青，中等身材，面相成熟，已与当地农民结了婚，但老婆住在娘家，有时来住一段时间，没有小孩。兴许是生活的重压或希望的渺茫，这个知青显得孤独忧郁，与周围团转的人显得格格不入。
分给我的房子居于院子横排的正中间，紧邻会计家，是只有一扇窗户的破旧瓦房，大约30余平方米，原为生产队的柴房，我既作卧室也是厨房。进门左面靠墙是一个土灶，紧挨着是一个水缸。灶台的后面用来堆放煤炭、柴禾和农具。屋里的物品大都是旧的，只有锅、瓢、碗、筷、煤油灯、水桶等少许生活用品和锄头、镰刀、扁担、箩筐等常用农具是新买的。墙角的粪桶白天是农具、夜间用来解小便。右面留的空间稍大一些，只有几件简陋的木制旧家具，一张木床旁边有个柜子，柜子的两扇门坏了一扇。唯一的一张八仙桌，既当饭桌也是书桌。桌子旁边有一张条凳和两张木凳，平时吃饭和读书都坐木凳，没有带靠背的椅子。知青屋不少地方的墙壁上石灰已经脱落，屋顶被烟熏得黢黑，屋子灰暗得宛如我的不确定的未来。
初次走进这间略显空旷而又阴暗潮湿的房间，放下带来的行李，母亲一言不发为我铺床，挂蚊帐。我把衣服棉被等收进柜子里，但书籍、本子等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放，屋里没有书架，只好将带来的书和笔记本，一本叠一本地放在一个人造革的提包里，放在一个米柜上。我不免感到有种酸楚，一片凄凉涌上心头。
我不断调整心态，告诫自己“不要在乎条件的艰苦”。心比天高的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我会走的”，这使我产生了一种使自己心态平和的自我安慰。
当时农村的很多地方都建立了有线广播系统。公社大院有一间专门的播音室，安装了扩音器和高音喇叭，各个生产队的有线广播传输线也基本上进到大多数住户。我的屋子里也装有广播喇叭，每天早晚定时转播半个小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其余半个小时由公社播音员或宣读上级文件、或宣传政策、或播放样板戏等等。凡是公社有生产、学习、开会等安排也是由广播进行通知。在无报纸可看，更没有普及电视的广大农村，广播作为一种传统传播载体，在当时发挥了其它媒体难以企及的作用和优势。
我到的当天傍晚，就在公社的定时广播中听到了我的名字，内容是通知我和另外几个我还不认识的知青，一周后到公社集合打蓝球。
黄瓜山位于四川盆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上世纪50年代，川东石油公司的一个分公司在黄瓜山上开采有若干天燃气井（我们大队地界内也有一个天燃气管理站）。几天后我去了，我们知青蓝球队训练了一天，与川东石油管理站职工蓝球队，在石油分公司蓝球场进行了几场友谊比赛。
夏天的夕阳映照着一片绿水青山，充耳所闻是鸡鸣犬吠与飞鸟的婉转啼鸣。放眼远望，缓缓起伏的丘陵间分布着零零星星的幢幢房舍，四周升起一阵阵袅袅炊烟。三五农民正围坐在自家房前绿树下的小桌吃晚饭，生活简单而又恬静。
在生产民队会计家里，农村干部们陪我们吃了晚饭，便分别回了公社和大队，母亲乘客车到永川县城的二姨家。我收拾了一下房子，天就黑了。暮色笼罩的山村里，妇女们带着针线活儿互相串门聊天，话题多是谁家结了媳妇、生了孩子；汉子们则聚在空地上抽烟闲侃，谈论今年的庄稼收成，或相互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点滴的生活波澜就是他们话题的全部乐趣。
这里的农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纯朴勤劳、热情好客，怡然自乐的古风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