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移动的城堡

在欧美的商场和超市里，人们在精心挑选着商品。消费者对品牌的偏好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这些空调、牛仔裤、五金等商品的制造产地，正在悄悄地换成“泰国制造”“孟加拉国制造”“土耳其制造”等。相对于价格而言，消费者并不太在意产地，只有少数敏感的人会意识到“中国制造”的标签好像正在减少。

然而，几乎没有消费者知道，绝大部分商品依然是中国制造商完成的。中国制造正在以一种更加隐形的方式，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中国在2010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而在201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贸易进出口国。这些成绩基本都是基于中国作为超级工厂，通过贸易进出口实现的。然而，这种超级工厂的模式正在分解，供应链正在向全球扩散。

对中国制造商而言，采用第三国家的生产属地声明，其实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企业在全球各地建立工厂，重新使用了复杂的生产结构，才换回一个简单的原产地证明。也只有这样，当它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才能以最小的代价通行海关。“泰国制造”这样不起眼的标签，所代表的并非制造能力，而是低关税进入市场的通行证。

要获得这样一个“原产地证明”，企业需要在当地工厂的制造环节中带来足够的增加值。在越南生产割草机，如果要满足美国出口低关税的要求，就必须在本地创造30%以上的增加值。每家企业都需要成为一个成本精算大师。一种零部件是由当地工厂提供还是从中国采购，都要经过一套精密的计算。

由于割草机原产地证书要求产品有一定比例的本地制造增值，因此它的很多上游零部件也必须在越南完成采购。割草机代工制造商往往选择在越南生产机架、电机、逆变器、面板等。像重庆三力达电子这样的电子面板制造工厂，很容易被下游企业牵引到越南。至于线缆、起动马达、消声器等附件，代工厂则选择从中国制造后运往工厂组装。这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像调频广播一样，会在某一点上形成平衡。

许多企业到海外建立工厂只是为了获得另外一个国家的消费者毫不在意的一张标签。这张标签反映了三个国家的三角关系。它既是制造能力的连接，也是制造国与消费国之间关系的写照。

标签的能量超乎想象，它改变了全球的生产节点。不同的行业在全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厂大挪移就在所难免。

中国是电视机生产第一大国，而美国是电视机消费第一大国。2019年以前，从中国进口的电视机占美国进口总量的61%。然而从2019年开始，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电视机，其关税提高到11%，从越南出口为4%，从墨西哥出口则为零。

对成本高度敏感的电视机厂商，立刻感知到这种变化，并形成戏剧性的效果。在5年时间里，美国从中国进口电视机数量的占比，在2023年底下降到大约20%。从墨西哥进口的电视机数量的比例，则从33%上升到59%。越南紧随其后，从此前近乎零出口上升到16%。

超级消费国的进口关税像供应链的杠杆，可以撬动产能在全球重新分配。到了2024年，越南胡志明市及周围形成了以电视机为主的家电产业集群，产能达到4 000万台。韩国三星工厂的年产量约为1 100万台，中国企业也在这里扎堆。多年扎根越南的TCL工厂，开始将产能迅速放大到每年650万台。许多代工厂也纷纷加大产能。京东方作为全球重要的电视机代工制造商，则在这里追加投资，提高电视机产量达到年产量300万台量级。

尽管越南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电视机制造基地，但本地电视机市场只有250万台左右的容量。这意味着大约95%的产能都从这里流向了全球市场，而欧美则是重点。

光伏行业也在四处移动。对于中国光伏头部企业而言，这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产业。一些企业有60%以上的销售额来自海外，同样以欧美市场为主。这些光伏企业产能的分布，除在中国本土之外，主要是在东南亚地区。

马来西亚的工厂，初期大多是成立光伏组件厂。很多硅片和电池片从中国进口，在当地完成组装，再出口到美国市场。随着美国对更多零部件有原产地的要求，中国的电池片生产也不得不向这里迁移。同时大量铝箔、支架等附件的供应商也陆续向这里转移。

越南本地的光伏市场规模比较小，当地工厂产能的10%就足够使用，然而这里使用的光伏产品却是来自中国工厂。而本地生产的光伏，因为产地身份却要输送到美国市场。这种错位的生产与销售方式，是企业用地理空间换取关税差价的一种常见做法。

企业对各个国家的关税政策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它们会四处寻找不同政策中的缝隙。而工厂就像水流过田野一样，能够适应不同的地形，填满坑坑洼洼。印度对中国组件征收高额税，但对电池片的征税比较低，对马来西亚等地的税收也普遍较低。于是很多企业将光伏组件从马来西亚工厂出口到印度，电池片则直接从中国出口。

每个行业都有长着腿的工厂，为了一张标签而四处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