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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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规模化出海

日本是制造强国,也有庞大的产能。这种产能大部分并不在本土,而是依赖于广泛存在的全球制造基地。作为全球汽车大国,日本汽车年产量2 000多万辆,其中有2/3是在海外工厂实现的。而本土生产的800多万辆汽车,也有一半用于出口。日本从这种分布式的产能结构中获益巨大。对很多日本企业而言,海外收入是最重要的支柱。2020年日本企业海外子公司收入占比达到总收入的70%,而海外利润的贡献率则达到77%。

这种蓬勃的海外生机,开创了一种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形态,在国内、国外两个空间范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内涵。

1991年后日本的通货膨胀率趋近于零,而1999—2004年一度为负值。消费者价格指数的计数表纹丝不动,日本出现了一种“低欲望社会”的现象。社会需求动能不足,整个经济生命体看上去处于一种低温循环状态。这被称为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

如果将视角离开日本而转向全球版图,就会看到不同的景象。1985年是日本制造全面走向国际化的一年。

美日之间庞大的贸易逆差使后者备受抨击,而竞争力很强的日本商品也在美国受到激烈的抵制。从美日的制造业交锋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关税悖论。关税战打得越欢,贸易逆差越大,并且这样的贸易战不会对本国制造业形成保护。美国对日本的打压,反而节节推高了美日逆差。1971年美国对日本彩电征收反倾销关税的时候,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只不过20亿美元。此后,日本和美国的贸易范围继续扩大,蔓延到纺织、钢铁、汽车零部件、半导体等日本优势领域。10多年之后,到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时,美国和日本的贸易逆差达到了400亿美元。

日本跟美国等签订了《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而日本出口竞争力被严重削弱。日本企业开始进行大规模出海,政府则是重要推手。

日本政府启动了“黑字环流计划”,主动减少贸易逆差。原来贸易结构中的国际贸易顺差,大部分就直接投资到海外。投资主要方向则是东亚和东南亚,中国也是重要的受惠者。日本企业犹如开闸的洪水,汹涌而出,集体涌出国门。1985年日本海外直接投资规模为122亿美元,1989年这一数字增长到675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此后对外投资规模维持高位,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每年平均超过400亿美元。到了1995年,日本进一步成立了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负责对外投资的政策性金融支持。

尽管到了2000年,美国和日本的贸易逆差达到了800亿美元,然而,日本已经无意通过本土产能来保持贸易顺差的继续增长。日本实际从“贸易立国”转向“对外投资立国”。从2000年开始,日本海外设备的投资已经远远超过国内的投资。企业出海的规模已经显现效果,美日贸易逆差也开始下滑。

企业出海的时间先后与规模紧密相关。一开始是大型企业如丰田、三菱等率先出海,经过阶段性的延迟周期,就能看到中型企业、小型企业依次跟随的过程。以大带小、供应链依次出海的层次非常鲜明。根据日本《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数据,2000年,资金规模在6 000万元以下的企业,占总出海企业的比重为43%,到2020年,这一比重上升至77%。从2006年开始,日本资金规模在300万~600万元的小型企业,出海占比开始快速提升,成为海外投资的主要参与者。截至2021年,这些小型企业出海占总企业数量的37%,小型企业已经成为日本出海的主力军。小型企业是整个商业生态的营养神经,只有它们站稳脚跟,整个商业生态才能健康。它们充斥在全球不同的地理空间,成为日本企业在海外的重要价值链组成部分。

日本产业出海的主力军,也逐步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过渡。2008年,日本非制造业对外投资规模占比正式超过制造业占比。商贸、金融、矿产都是日本企业出海的主力军。其中,金融与银行一直稳定占到投资的10%。到了2023年,日本制造业、非制造业对外投资占比分别为32%和68%,制造业正在被更多的服务所支撑。这些因素的加入,使日本制造业的发展变得更加容易。这种协同效应,真正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系统性出海能力。单纯靠制造业独自出海会有大量的弊端,困住制造业的手脚。

历史的海洋季风吹向了不同的方向。海洋上到处游动的是日本企业的航船,大大小小的日本企业建立了新的海洋版图。全球生产基地的均衡,确保日本无须为庞大的贸易逆差而受到巨大的指责,日本公司则实现了全面的全球化。例如,铃木汽车海外销售超过80%,它在日本国内生产100万辆,而在海外生产超过220万辆。日本首富旗下的优衣库,海外销售收入达800亿元,占比也超过了50%。日本的财富,是通过彻头彻尾地建立全球化的海外市场来实现的。在2022财年,日本从海外获取的收入已经占到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0%。而它在全球建立了新的价值链网络,编织在各个地区。这也使得它的品牌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国土的边界。

日本的“精益制造”理念已经成为一份国家资产,受到全球制造业的广泛关注。日本企业群体出海的系统性设计,同样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日本企业的出海扩张史,成为一个国家通过壮大海外市场来获得社会财富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