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子
一:治水
话说上古时期，一到汛期，黄河水就像一只凶猛的野兽咆哮而来，以排山倒海之势将两岸房屋尽数摧毁，致使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哀鸿遍野！
因此“治理黄河”就成为了华夏部落的首要政务。
然而在这个天下尚未统一，生产力经济相对萧条的时代背景下，想要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无疑是艰巨而充满挑战的。单从财物和人员调配方面来看就比较棘手，更何况治理黄河水还要经过除华夏地域以外的其他部落。于是仁德的帝君唐尧通过联姻的方式与东夷部落形成联盟，同时迫使三苗部落不得不停止战争加入到治理黄河的团队里。
经过三个部落大臣们的商议，决定任用鲧前往治理水患，然而鲧采用围堵的方法进行治水，虽然能解决眼下的水患，但当水位上涨之时，水流就会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挣脱束缚，顺着低洼之处倾泻而下，一发不可收拾，最终酿成大祸。而此时正值帝君唐尧的女婿虞舜代天巡狩，他看见黄河两岸因鲧的失误导致灾民遍地，良田尽毁的场景，将鲧依法处死在羽山，百姓都拍手叫好！
事后虞舜便向尧帝请旨重修鲧耗时九年建筑起来的水坝河堤，得到同意后他便全身心投入到了治水工程中。在修建过程中，虞舜发现了因鲧治水无功受到连累罚役的儿子禹，两人在交谈中都发表了相同的治水观点——“疏浚”。于是经过半年的疏浚，羽山一带的河水不在为患一方。
舜回到都城妫汭后便向帝君举荐了禹治水，于是尧采纳了舜的建议，并安排了伯益、后稽等老成能干的大臣前往辅助。在此之后尧便将帝君之位禅让给了虞舜，舜继承尧的宏愿，为治水工程鞠躬尽瘁，呕心沥血。
说到虞舜，他是东夷部落有虞氏部族首领的儿子，不仅孝顺，而且贤能，年纪轻轻便闻名于天下，加之在上古时期，官员的选拔都是选贤举能，有能者当之的大同社会“公天下”，所以他才会得到帝君唐尧的赏识，并将二女下嫁给他，最后又让他摄政，并禅位于他也不足为奇！
再说禹得到任命后，带领众人从冀州开始治理黄河，他感伤父亲当年因治水不当，害民无数的场景，下定决心彻底疏浚黄河，替父赎罪。他让伯益大人刀劈火烧为众人开路，让后稽大人绳拉铁凿，撬动山中石头，在众人的努力下，壶口即成，河水顺流而下。
在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鼓励下，众人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耗时十三年，克服艰难险阻，终使黄河之水流入大海，造福于民。
他也因治水有功，被封为司空，并授摄政之权，成为新的天下共主。于是改国号为夏后，定都于阳城。
至此，尧对舜，舜对禹的三王禅让完成了，“禅让”作为君王的美德被千古传颂！
二.制度
夏后氏十七年（公元前2070年）春，夏王铸造九鼎，天下诸侯会盟于涂山。
“涂山会盟”是夏王禹接受禅让，成为天下共主以来的首个重要会议，各联盟部落首领出席者多达上千人。此次会议将天下划分为九州，确定了以“夏后氏”政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行政制度，完善并改进了五帝时期的刑法和贡赋制度，将《五刑》和《五服》确定为治国之本。
“九州”的说法不一，按照《尚书·禹贡》中的文献所述，即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九个州郡，它是中央对地方管辖的行政手段，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体现。
《五刑》作为《尚书》中记载最详细的上古皋陶创立的刑法之一，为后世封建王朝的刑典提供了借鉴，同时其施行手段至今仍令人毛骨悚然。它按照犯人的违法行为程度进行惩罚，分为墨、劓、刖、宫、大辟五种刑法:
墨:脸上刺字;
劓:割掉鼻子;
刖:剜去膝盖骨;
宫:破坏生殖器;
大辟:砍头。
尽管此等律典令人发指，但在奴隶制王朝时期，它深受奴隶主的追捧，肉刑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犯罪的概率，为国家和地方的管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直到后世的汉朝才将其废除。
《五服》是针对各诸侯国向夏王室所缴纳的贡赋，它根据不同的地域划分不同的纳税制度。按照《尚书·禹贡》中记载: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
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其内容大致意思分为:国都以外五百里为甸服。离国都一百里要上交连秆的禾；离国都二百里要上交禾穗；离国都三百里要上交带麸的谷；离国都四百里上交粗米；离国都五百里上交精米。
甸服以外五百里为侯服。离甸服一百里要为天子服差役；离甸服二百里要负责国家的差役；离甸服三百里要负责侦察工作。
侯服以外五百里为绥服。离侯服三百里要思考推行天子的政教；离侯服二百里要奋扬武威保卫天子。
绥服以外五百里为要服。离绥服三百里要商定和平相处；离绥服二百里要商定遵守条约。
要服以外五百里为荒服。离要服三百里要保持隶属关系；二百里的上贡与否流动不定。
五种不同规格的纳税制度，使得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国家财政逐渐向私有制经济发展，中央与地方经济出现分层，基层百姓出现贫富差距，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经济收入，但同时也加速了农奴制的崛起，激化社会底层人民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
对于习惯了公有制经济的联盟而言，从以前的部落族人自给自足到现在的纳税为奴，确立此种制度无疑是增加了他们的负担。然而面对夏后氏的权力，以及禹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也只能听命行事。
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据《竹书纪年》和《国语》记载，天下诸侯在接到夏王的诏令纷纷云集于涂山，唯独防风氏的国君自恃当年和禹王治水之时功绩卓著，故意不来。等到涂山之盟结束后，他才慢悠悠地前来朝觐，这无疑是在挑衅君王的权威，自寻死路。于是禹王便将其杀戮殆尽，并在会稽山召开会议，将防风氏作为反面教材震慑诸侯，至此之后，礼乐征伐出自帝君。
至于防风氏被杀的原因，实际上无从考证，但从有限的史籍记载中可以得到的信息就是，大禹斩杀防风氏其实是杀鸡儆猴的体现，是君权神授不容侵犯的权威，而防风氏的确也是辅佐过大禹治水的能臣，为水利工程辛勤付出，是值得被后世歌颂的英雄。
三.继承人
继承人的选定无论古今中外都是尤为重视的，小至官宦世家、平民百姓，大至皇室宗亲、王室贵族，有的是经过深思熟虑，有的是顺其自然发展，但不管怎样，终究还是有人脱颖而出，独占鳌头。
夏王禹作为夏朝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又是“禅让制”的受益人，他在继承舜帝的君位之后，听从大臣们的建议确立新的继承人。在当时最有实力继承帝位的候选人就是皋陶和伯益，他们是实质意义上的法定继承人，当然也是竞争对手。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皋陶在辅政不久便寿终正寝，归于太虚。继承人自然而然便落到了伯益身上，他也被授权处理政务。
据《史记》和《尚书》记载，皋陶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司法鼻祖，曾创立了令人闻风丧胆的《五刑》，享年一百零五岁;而伯益则是大业之子，又名大费，其母为少典之女，名为女华，其妻更是舜帝之女姚氏，他在大禹治水期间曾立下不朽功绩，被舜帝赐姓赢，封地于西北，为后世秦王朝的先祖，且他还编写了著作《山海经》一书，被称为“百虫将军”，为后世探索大自然提供有用的参考价值。
关于皋陶和伯益两个人的关系，不少史籍称之为父子，但综合《史记》考证来看，他们二人是属于同一时期且辅佐尧舜禹三王的治国能臣，所以其父子关系并不成立。
伯益作为“禅让制”下的法定继承人，只要禹王驾崩，那么帝君之位可以说是非他莫属。但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有一个更加强劲的竞争者对王位虎视眈眈——禹王之子姒启。
姒启是夏王禹和涂山女娇所生的嫡长子，他自幼聪慧过人，乐善好施，深谙音律，且文武双全，曾在讨伐三苗的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虽未在继承人候选名单中，但支持他的文武大臣也不在少数。
公元前2050年秋，为百姓操劳一生的夏王大禹病逝于会稽山，大地蒙霜，举国哀悼。
值此王位更替之际，无论是谁坐上君王之位，都必须要经历一场腥风血雨才能坐的安稳，但出人意料的是，王位的法定继承人伯益竟然主动退出，一个人独自隐居到了箕山。
对于伯益和启之间的事件，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根据史籍记载:
《古竹书纪年》: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
《晋书》：益干启位，启杀之。
《韩非子》：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
……
《史记》: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
《今竹书纪年》:1·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
2·六年，伯益薨，祠之。
……
前面三者者皆是说明启和伯益之间发生一场血战;而后面三者则是只字未提战争，伯益的结局也是十分完美的。从古今《竹书纪年》可以看出，两者记录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在对待伯益这件事上，应当是选择不流血为主。毕竟距今五千多年的历史，即便有史籍佐证，但难免会有杜撰之嫌，凡事不可只执一端。
启于是在天下诸侯的拥戴下，成为了夏朝的第二位君主，大夏王朝也进入了风云变幻的四百年历史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