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从器官移植的早期开始，一个关键问题是从获取直到再灌注过程中的器官保存。保存器官功能的想法最初是由使用机器模仿心脏功能这一问题所推动的，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的Max von Frey（1852—1932），他在德国莱比锡的卡尔·路德维希生理研究所工作时，设计了一种具有心肺功能特性的仪器。Alexis Carrel（1873—1944）作为器官移植的先驱之一，191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认识到血管吻合技术的发展和组织器官移植的发展，在1935年与Charles A. Lindbergh（1902—1973）一起研制了一台灌注机器。利用林德伯格的脉冲式的装置，用含氧培养基灌注家禽和猫的心脏和肾脏等器官，并在无菌的条件下进行维持。Folkert O. Belzer（1931—1995）在20世纪60年代末将机械灌注应用于肾移植，这些早期的尝试得到了进一步推广。自那时起，许多团队一直在研究用于器官移植的机械灌注，以提高移植器官的存活率，特别是减少缺血再灌注对器官的损伤。1913年德国慕尼黑大学病理学系的Max Borst（1869—1946）在伦敦的国际医学会议上报道，器官缺血会导致免疫系统激活，从而引起器官损伤，这个早期观察的结果成为开展机械灌注的临床和科学背景。

迄今为止，基本实现了3种机械灌注模式，即低温机械灌注（hypothermic machine perfusion，HMP）、低温有氧机械灌注（hypothermic oxygenated machine perfusion，HOPE）和常温机械灌注（normothermic machine perfusion，NMP）。这3种方法都有长足的进步，但在器官连接到机器前，仍然有冷缺血时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何晓顺教授团队首创了无缺血器官移植（ischemia-free organ transplantation，IFOT），最终填补了这一空白。该术式首次使器官完全避免缺血损伤，从而为实体器官移植提供了许多益处，并有望在未来的试验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缺血再灌注损伤不是诱导免疫系统激活的唯一原因，也可能由于供体重症监护治疗和炎症级联反应，如脑死亡前休克、机械通气、心搏骤停和败血症导致，但缺血再灌注损伤可作为这些免疫激活的增强因素。激发这样的炎症级联反应对抗原呈递产生影响，激活受者免疫系统，进一步导致急性排斥反应甚至慢性排斥反应。肝移植中的胆道系统，由于只有唯一动脉供应，特别容易遭受缺血再灌注损伤。

无缺血器官移植有以下3个优点：

首先，在移植前应用常温机械灌注，可以避免缺血再灌注，减少免疫级联反应，同时为移植器官进行全面评估提供了机会。这也意味着器官从获取到移植的时间，即之前所谓的冷缺血时间，可以因运输等原因进一步延长。

其次，在IFOT中脑死亡引起的免疫级联反应“静默”，可以减少肝移植术后肝细胞癌的复发率和胆道并发症的发生率。

最后，无缺血器官移植提供了对边缘器官治疗干预的机会。考虑到供体数量的不足和可供移植的合适器官持续短缺，可以在无缺血器官移植的过程中，通过仔细评估边缘器官功能来扩大供体数量。

何晓顺教授团队为进一步的研究创造了一个出色的平台，为改进器官移植和研究脑死亡后器官的脆弱性，及其在遗传和蛋白质组水平上的恢复提供了途径。这些知识可以确定未来的治疗目标，以保护和改善器官功能。此外，无缺血手术方式特别需要有训练有素的专业外科医师来建立高质量的器官移植中心。器官移植已经从实验技术发展成为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器官移植需要具有良好的长期疗效，并让受者恢复正常生活，以报答捐献者及其家人捐献的生命礼物。何晓顺教授团队毫无疑问为器官移植的未来设定了标准。

Björn Nashan，M. D，Ph. D

德国移植学会前主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

（译者：陈国栋　吴国彬）

202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