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学研究的进路（代序）
哪怕仅仅是五年之前，传播学领域对于“媒介学”或“媒介理论”这些说法都是相当陌生的，大家并不明白为什么要在“五W”框架下的媒介研究之外，再单独开辟这样的研究领域。即使是对这一领域最敏感的学者，也只会将这个概念与陈卫星教授的团队所译介的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媒介学”联系在一起，顶多会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一领域与北美的媒介环境学研究有一定的关联，更多人甚至会将其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联系在一起，但绝对不会认真地将其看作一种传播学研究的新范式，更不会将其看作一个与新闻学和传播学并列的新的研究领域或新学科。不过，五年之后的今天，学界的观念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大家正在感受这一研究领域的独特性，无论是其特殊的本体论还是其特殊的认识论，因而逐渐开始将这一研究领域视为一种新的传播研究入射角，与实证主义的传播效果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批判研究并列。正如笔者在2022年初撰写的一篇题为《传播研究版图的三国演义》的卷首语中说的那样：
正因为如此，在编撰《西方传播学名著导读》分册时，我们逐渐感觉到有必要将其中与媒介理论研究有关的名著单独编撰成册。尽管我们认为，媒介学离一个独立的学科还很遥远，离一个严谨的研究范式也有相当的距离，甚至用“媒介学”这个概念都只是为了与其他三本分册在名称上保持统一，但它已经有别于传统的传播学理论。没有想到的是，具体操作非常顺利，分离出来的媒介学分册居然已经达到与传播学分册等量齐观的地步。蓦然回首，我们才发现，媒介理论这一研究领域已经具有了自己的历史与结构。
媒介学的起点
我们倾向于将媒介学的开端设定在1964年。在《奇云：媒介即存有》一书中，约翰·杜海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以“充满喜悦的1964年”为二级标题，讲述了1964年对于媒介学的意义。那一年，给人最大惊喜的当然是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他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但同年出版的书还有安德烈·勒罗伊-古尔汉（André Leroi-Gourhan）的《手势与语言》、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神话学：生食和熟食》、吉尔伯特·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的《个体及其生理—生物基因》、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单向度的人》以及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上帝与魔像公司》等。“1964年是一个人类思考技术、文化和社会的好年头。麦克卢汉、勒罗伊古尔汉、列维施特劳斯、西蒙栋、勒姆和维纳尤其看到了生物演化和技术演化的融合，勒姆和维纳甚至还探讨了人类生命和计算机程序合作的神学意义。”（彼得斯，2020：19）
将媒介学的开端定在1964年，并不表示1964年之前就没有人研究媒介或媒介技术，相反，这样的研究并不少见。不过，在1964年，“从媒介的视角看世界”的认识论出现了，这是一场重大变革。毫无疑问，麦克卢汉领风气之先。“麦克卢汉并不满足于对于传播舞台上的表演者的前景描述，他就像一个没有学好阅读理解的中学生那样，指出舞台时空及其所坐落的方位本身是一种真正重要的力量，而表演者却不像想象的那么重要。这种观点暗合了存在主义的重要立场：真正重要的是存在本身而不是存在者，存在者注定无法真正地显化存在。”（胡翼青，2022）
在《理解媒介》一书中，麦克卢汉为媒介理论研究范式奠定了理论基调，而此后无论哪一种媒介理论问世，都必须建立在这些基调所划定的框架之内。也就是说，任何媒介理论的兴起都绕不过麦克卢汉这个起点。总结起来，麦克卢汉为媒介理论的发展奠定了三大基调：
其一，传播研究应以媒介技术或媒介形式而非媒介的内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观点源于麦克卢汉对实证主义传播学的批判。麦克卢汉以“看门狗”这一隐喻，表达了实证主义传播学对传播问题理解的偏差：“我们对所有媒介的传统反应是，如何使用媒介才至关重要。这就是技术白痴的麻木态度，因为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思想看门狗的注意力。”（麦克卢汉，2000：46）当然，麦克卢汉的洞见远不止于此，他以电为例来说明媒介完全是可以没有内容的，借此表明媒介的在场比什么都重要。“电光是单纯的信息。它是一种不带讯息的媒介……这个传播媒介之所以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正是因为它没有‘内容’。”（麦克卢汉，2000：34—35）应当说，电让人真正意识到了纯粹的媒介，并让人意识到一直以来在传播学领域讨论的不是媒介本身，而只是内容。麦克卢汉以这样一种方式来阐释他的名言“媒介即讯息”。所以格雷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评价说：“麦克卢汉的名言是：‘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给这句话的定义是，任何媒介明确表达的内容都不如媒介本身的在场重要。和电视变革性的背景作用相比，电视节目质量的高低差异无关紧要……对麦克卢汉来说，媒介隐没于背景之后，默默地主导着我们的意识，甚至当我们被电视、电话、报纸或者电子书呈现的内容催眠时也是如此。”（哈曼，2018：219—220）
此后的媒介理论都高度认同这一前提，内容或表征在媒介理论那里几乎不受待见，就像媒介技术在实证研究和文化研究中同样不受待见一样。媒介环境学自不必说，它直接将媒介看作一种环境：媒介即环境。而北欧的媒介化理论也主张将媒介与内容分开，倾向于把媒介看作一种改造社会的力量。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和西皮尔·克莱默尔（Sybille Krämer）也高度赞赏麦克卢汉这种将媒介形式与内容相分离的观点。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一书的前言里，基特勒就毫不掩饰他对麦克卢汉《理解媒介》的追随：“重要的已不是信息，也不是在技术时代为所谓灵魂配备的信息或内容，而是（严格按照麦克卢汉的话来说）它们的电路，是感知的图示。”（基特勒，2017：前言3）克莱默尔指出：“马歇尔·麦克卢汉在60年代就提出了‘传媒就是信息’的命题，并因此而不断颠覆了传媒是无关紧要的观点。”（克莱默尔，2008：66）克莱默尔认为，这一点已经成为媒介研究的共识：“目前对于媒介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一个共识：人们相信，传媒不仅服务于信息的传达，更重要的还在于传媒自身——以各种方式——必然地参与到信息的内容中。”（克莱默尔，2008：64）
其二，媒介并非仅仅是一种实体，它更是一种隐喻，而且不同的媒介在不同的意义框架里意味着不同的隐喻。在这一点上，麦克卢汉肯定多少受到了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物的追问：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一文的影响（这从麦克卢汉的阅读书单中可以得到证明），而这种隐喻式的表述方式肯定受到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所受教育的影响。尽管不是所有媒介理论都喜欢麦克卢汉神谕式的语言风格，但如果不能从隐喻的角度看待媒介，那么媒介就跟不存在一样，后续的研究根本无法开展。因为如果像实证主义那样把媒介理解为实存的工具，媒介就等同于功能或有用性，媒介本身就消失了，只留下功能和效果，那所谓的媒介理论就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事实上，存在者越是实体化，其意义就越虚无。在实证主义的框架里，媒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在传播者、受众和效果的三角关系中，它甚至被完全透明化了，而这恰恰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受到质疑的最重要原因。
几乎所有的媒介理论都强调用一种隐喻的视角来看待媒介。媒介环境学派的思想家将媒介直接隐喻为环境，从而成为媒介的环保主义者。在他们的启发之下，彼得斯干脆把人们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物像云和火等统统隐喻为媒介。媒介化社会理论则喜欢把媒介看作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种支配社会的权力，比如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所说的媒介对其他社会场域的他律和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将媒介看作一种元资本或者基础设施。而媒介技术哲学的研究者更愿意将媒介看作一种空间、时间、位阶或者装置。
其三，媒介是社会的组织者和行动者。媒介变量的发展变化（包括力量、速度、范围等要素的变革）会重新建构目前的各种关系，从社会关系到人的感官比例都会因为媒介框架的变革而发生变化。在媒介技术面前，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是被限定的。麦克卢汉想用“媒介是人的延伸”以及“地球村”等概念来说明，媒介变化所带来的人的周遭环境的变化会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关系结构和感官结构。“每一种新技术都创造一种新环境”，“这一新环境对旧环境进行彻底的加工”（麦克卢汉，2000：27）。在麦克卢汉看来，新媒介技术及其创造的环境会立刻重组既有的结构与关系。当然，原有的结构和关系并不会完全消失，它们会在“新环境”中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构，或者说会在“新环境”中被人们以另一种方式审视和理解。媒介在这里扮演着社会组织者的角色，任何技术变量的变化都会引起原有组织结构的变化。
而关于媒介是社会组织者和行动者这一观点也是所有媒介理论所高度认可的。媒介环境学通过“媒介偏向”这一概念来形容经由媒介环境形成的个体感官比例和社会形态。而媒介化理论更为强调媒介的主动性和形塑力。夏瓦所说的媒介化和中介化的差别就体现在这里。媒介化社会理论认为，以往讨论媒介的作用通常指的是媒介在意义传递中扮演的角色，即所谓的中介化。然而媒介对社会的影响远不仅仅停留在表征的层面，因为整个当下社会的运作或多或少要遵从媒介的逻辑。就像夏瓦指出的那样：“由于‘中介化’这一概念狭窄地聚焦在传播过程本身，我们需要另一个术语‘媒介化’来表示媒介、文化和社会之间关系的长期、大范围的结构性变迁。”（夏瓦，2018：9）而媒介技术哲学干脆把媒介技术看作历史进程的推动力。在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对话中，基特勒指出，历史的断裂并不是自然而然而是媒介技术变革的结果。基特勒把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人们的铭刻体系和表征方式称为“话语网络1800”，把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称为“话语网络1900”。他认为话语网络1800之所以与话语网络1900有着深刻的差异，是因为“后者在19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新型模拟媒介技术来临”。电使得以留声机为代表的声音媒介、以电影为代表的视觉媒介和以打字机为代表的文字媒介，以相似的媒介逻辑限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记忆方式和时间意识，重塑了人们的话语机制。这种媒介革命直接导致了信息与精神的分离：“1880年的媒体革命起到了奠基作用，之后的理论和实践都不再将信息和精神混为一谈。”（温斯洛普-扬，2019：18）
媒介理论之所以被看作媒介理论，不是因为其有统一的逻辑和相似的观点，而是因为其从不同侧面或赞成或反对麦克卢汉的媒介观。这些媒介理论，不管它们自身是否承认，都是从麦克卢汉这个起点出发来审视媒介的，只是有的强调，有的则一笔带过。所以，媒介理论始于麦克卢汉的媒介观。
媒介学的历史与结构
最早直接受到麦克卢汉学说影响的媒介理论就是缘起于纽约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后在美国和加拿大产生广泛影响的媒介环境学。该学派的创始人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读硕士时，就受到麦克卢汉讲座的直接影响。该学派的第二代学者也大多直接受到麦克卢汉的指导，很多代表人物是麦克卢汉的同事、追随者、学生，甚至是儿子。
林文刚认为，媒介环境学深受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也常译作哈罗德·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影响，这三位北美学者可以被看作媒介环境学的先驱，他们对波兹曼的理论影响都很深远。1968年，在美国英语教师学会理事会的演讲中，波兹曼首次公开使用了“媒介环境学”这个概念。在这篇题为《改革后的英语课程设置》的演讲中，波兹曼将媒介环境学定义为：“把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林文刚，2007：10）这一定义道出了媒介环境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作为环境隐喻的媒介。1970年，波兹曼在纽约大学开设了关于媒介环境学的博士研讨班。而波兹曼的两位博士生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Christine Nystrom）和特伦斯·莫兰（Terence Mo-ran）在制度建设和日常管理上的付出，使这个学位点日益兴盛，为媒介环境学最终成为学派奠定了基石。
在林文刚看来，不管媒介环境学这个松散的学派有多么多元化，它总是遵循三个基本的理论假设：（1）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无价值标准的渠道。实际上，媒介固有的物质结构和符号形式发挥着规定性的作用，决定着什么信息被编码和传输，如何被编码和传输，又如何被解码。（2）每一种媒介独特的物质特征和符号特征都带有一套偏向。（3）媒介技术促成的各种心理的或感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结果，往往和媒介固有的偏向有关（林文刚，2007：30—31）。这三个假设确保了媒介环境学独特的学术视角，使其有别于传播学的功能学派。不仅如此，媒介环境学派对媒介技术的关切，影响和启发了其他形形色色的媒介理论，可以说是媒介理论中的第一个经典学派。
鉴于媒介环境学的重要贡献，本书选择了12部与这一学派有重要关联的著作，包括芒福德的《技术与文明》，英尼斯的《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的《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和《理解媒介》，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沃尔特·翁（Walter Ong）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的《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和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的《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不过，从本书目录编排的情况，大家也可以看出，自21世纪以来，媒介环境学的学术生产显然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除了少数比较活跃的学者外，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已经跟不上新媒介的发展态势，似乎他们没有真正从大众传播媒介的思维定式中走出来。
究其原因，媒介环境学派对媒介隐喻的认知存在偏差。这与他们在继承麦克卢汉思想的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有一定关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的上编把媒介看作一种整体性的隐喻，像“媒介是人的延伸”这样的观点使用的就是这种媒介隐喻，媒介在这里并不是“器”，而是“道”；而在下编，他又把每一种媒介的隐喻一一呈现出来，比如作为皮肤的服装和作为部落鼓的广播，仿佛认同每一种媒介都是一个个性化的隐喻。媒介环境学的后继者们没有坚持麦克卢汉整体性的媒介隐喻观念，最终只接受了作为物种的媒介。比如，波兹曼直接将媒介具体化印刷品和电视以及印刷思维和电视思维；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讨论的媒介是电视场景；而莱文森更是几乎一年写一种媒介，最后干脆把媒介环境学变成了由不同媒介组成的具有竞合关系的生态系统。莱文森认为社会是围绕媒介形成的生态系统，而非由无所不在的媒介基础设施构成的环境。在这个生态系统里，媒介宛若物种一样，相互之间有了进化与竞争的关系，或和谐共存，或捉对厮杀，优胜劣汰是其遵循的原则：“如果一种媒介符合前技术传播的某一方面或某一个模式，那么这种媒介就会存活下来，无论接踵而至的媒介是什么。”（莱文森，2007：35）一场物种进化、适者生存的“动物世界”式的媒介奇观展现在我们面前。至此，莱文森完美地回到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媒介观。尽管媒介环境学者强调的仍然是单个媒介的隐喻，但缺乏了整体性的隐喻其实不过就是一个比喻。这样一来，媒介又成了大众文化或观念的渠道和载体，媒介又从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存在变为各种具象的实体。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在欧洲尤其是德国逐渐兴起的媒介技术哲学，是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和技术哲学思想基础上对早期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抽象。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是这个领域的一位旗手式的学者，而且在当代中国传播学界影响很大。而他的几位高足，被称为“基特勒青年”的克劳斯·皮亚斯（Claus Pias）、伯恩哈德·西格特（Bernhard Siegert）、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在“控制论”（cybernetics）、“文化技术理论”（culture techniques theory）和“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等领域的研究，全面拓展了媒介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尽管他们对麦克卢汉的发现很有兴趣，但在具体的观点和立场上相差很大，可以说是对麦克卢汉的一种回应或与其展开的对话。
不过，媒介哲学并非只有基特勒这一系，这一领域在德国已经发酵了近半个世纪，许多德国哲学家都在这个领域发表过高见，因此其多元化的特征远超人们的想象。而且由于语言问题和英语学术霸权的客观存在，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复杂性知之甚少。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人长期以来将这一领域仅仅看作基特勒、克莱默尔、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等少数学者研究的领域。但事实上，这一领域已经聚集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学者。尽管观点有差异，但这些学者讨论的核心问题大体在同样的范畴内，即从本体论的视角讨论什么是媒介以及媒介与存在的关系，从认识论的视角讨论媒介物的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哲学研究将会迎来媒介转向，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传播研究将迎来技术哲学转向。
关于什么是媒介以及媒介与存在的关系，学者们观点各异：有的认为，媒介之外别无他物，媒介生成和建构了世界；有的认为媒介本体并不存在，它处于不断的生成和运动中，物只有成其为媒介物时才会出现媒介物，所以媒介不存在；有的则认为媒介不会直接向人们的经验观察敞开，媒介与人是一种“揣测”或耦合的关系。这些观点都无法解释所有的媒介问题，总是在解释媒介某个方面的问题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可能漏洞百出。这些观点随着理论旅行，开始在英语世界产生更大影响：曾在德国留学的美国学者唐·伊德（Don Ihde）自不必说，彼得斯的近作《奇云》就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
当然，在现象学之外，还存在其他类型学的媒介技术哲学的声音。在20世纪30年代，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就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媒介技术哲学的先河。当然，这一思路本身就承袭了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中对技术问题的关切和批判。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开始，关注媒介技术背后的权力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媒介哲学研究的鲜明特点。此后，马尔库塞、汉斯·恩岑斯贝格（Hans Enzensberger）、居伊·德波（Guy Debord）、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等学者前仆后继，使这条线索始终保持着它的生命力。不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只是将媒介技术作为自己讨论的整体问题中不算太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关论述散见于他们成名著作的字里行间，因而我们只能看到只言片语中闪现的思想火花。
媒介技术哲学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许多著作是以论文集的方式呈现的，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其知识版图会在未来不断发生重大变化。本书没有能力穷尽这一领域的经典，只能罗列一些有影响力的著作，让读者对这一研究领域在讨论什么问题增添一些感性的认知。所以，我们选择了以下五部作品撰写导读，它们是：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基特勒的《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伊德的《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以及彼得斯的《奇云》。
2000年前后，媒介化理论开始引发人们的关注，这是一种基于社会学的媒介研究。许多媒介化理论领域的重要学者不约而同地将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提出的思想看作媒介化理论的开端。其实，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中最精华的部分和最重要的发现来自《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一个著名的脚注。在这个脚注中，卡斯特说：
这个关于信息社会与信息化社会的经典界定直接启发了媒介化理论的研究视角。对此，夏瓦评价说：“曼纽尔·卡斯特对于互联网和网络社会的探讨，是将媒介纳入社会学理论的尝试。同样，从媒介研究的角度出发，全球化研究已然引起了社会学和文化分析的关注。媒介化理论即是将这两门学科拉得更近的一种尝试。……媒介化应当被看作是与全球化、城市化和个体化同等重要的一个现代化过程。”（夏瓦，2018：9）
借助信息化这个概念来理解媒介化，确实可以统摄媒介化理论的共性，但媒介化理论内部仍然充满了争议。夏瓦用媒介化替代中介化是想描述媒介在社会和文化结构变迁中扮演的角色。然而，大多数涉足媒介化社会理论的研究者并不认为这很重要，他们依然执着于有关中介化的研究，其中不仅有强调媒介实践理论的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和库尔德利等人，也包括法国媒介学的代表人物德布雷。
在德布雷那里，媒介被划分为组织化的材料（MO）和物质化的组织（OM）两个类型，前者包括书籍、雕像、建筑等承载信息的“工具”，后者包括学校、教会、出版商等制度化的组织机构。基于这样的媒介观，德布雷必然得出的结论是：一方面，思想观念不能离开物质化的传递装置独立存在，只有通过媒介才能成为实体，“在特定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载体、关系和运输手段担保思想在每个时代的社会存在”（德布雷，2014：4）；另一方面，作为中介，媒介可以形塑观念的形态，而媒介学就是要考察观念实体化过程中媒介的作用。德布雷把这个过程称为媒介化：“媒介学自认为是媒介化的学问，通过这些媒介化，一个观念成为物质力量。”（德布雷，2014：3）从这种表述来看，媒介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是媒介社会学的一种视角，与媒介化理论实属近亲，都是麦克卢汉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精神子嗣”。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德布雷的“媒介化”是媒介化学派笔下的“中介化”。
当夏瓦走向媒介化，他势必要从社会的制度视角和权力视角去寻求理论资源，需要将“媒介逻辑”看作一种力量，去观察媒介如何对社会的其他领域进行他律。用夏瓦的话来说就是：“媒介在各场域不断增长的他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并借此挑战了场域的自律。因此，媒介化的程度可以根据各自场域的自律在多大程度上被削减得以衡量。”（夏瓦，2018：41）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夏瓦所代表的是媒介化理论的制度学派。而以库尔德利、延森等为代表的一派就很怀疑有没有一种制度性的、统一无差别的媒介逻辑存在，他们对中介化中发生的一切的兴趣远远大于宏大叙事的媒介化。他们引入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思想、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型构理论、社会建构论乃至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开辟了媒介化学派的第二个传统——互动学派。这一研究传统关注中介化对个体交往方式和交往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关注新媒体如何建构和拓展个体的交往。比如，丹麦学者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就欣喜地看到新媒介作为一种元技术，重新解放了身体和社区间的传播：“在元技术的影响下，传播再次拥有了人际传播中的互动与多元化的交流模式特征。”（延森，2012：74）
作为媒介社会学当下最具创造力和最活跃的流派，欧洲的媒介化社会理论还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该学派的文献比较新，论文颇多，著述偏少。根据关注度，本书选择了四本与该学派相关的文献进行导读，包括德布雷的《普通媒介学教程》，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夏瓦的《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以及延森的《媒介融合》。
除了上述三大主要流派以外，从不同学科如艺术学、地理学、考古学、生态学等视角思考媒介的认识论视角不断涌现，如受基特勒影响颇深的欧洲的媒介考古学、从艺术史角度切入的关于媒介间性和界面的研究，以及从地理学角度出发的对媒介和传播的反思。这些研究视角虽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但已经为媒介理论带来了重要的启发。因此，本书也在这些领域选择了四本代表性的著作，它们分别是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的《媒体考古学：论技术视听的深层时间》、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的《新媒体的语言》、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的《媒介与传播地理学》和马修·福勒（Matthew Fuller）的《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
媒介学的兴起与传播研究的未来
对于中国传播学而言，媒介学好像是在一夜之间兴起的研究范式。而就整个世界而言，除媒介环境学外，多数媒介学的优秀研究成果也都是在互联网出现以后才问世的。所以，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是：媒介学和媒介理论为什么兴起于当下？未来它将走向何方？
众所周知，大众传播媒介在20世纪深刻地影响人类，转变了人类的铭刻系统。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五W”框架里也给媒介研究留了一席之地。然而，这对于媒介研究而言，却是一个悲剧。这是因为，拉斯韦尔和美国主流传播学只是将媒介看作一种信息渠道、一个承载信息的工具，并没有感受到媒介居间意味着什么，更没有意识到作为背景的媒介的作用。于是，他们打着媒介研究的旗号，对媒介却视而不见，满眼只剩下内容、受众和效果。所以，实证主义传播学也做了一些关于媒介的研究，但研究者关心的媒介是具体的媒体机构，关心的方向主要是媒介经营管理和控制研究，与媒介学和媒介理论风马牛不相及。那么，为什么在大众传播时代我们很难“发现”媒介并提出成熟的媒介理论，而在当下的数字媒介环境下，我们却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媒介的力量，并有一种创造媒介学和媒介理论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呢？
媒介意味着居间，被征召而来的居间物即媒介物。大众传媒作为媒介物，并没有让人们发现媒介的居间性，反而导致了人们对媒介的错误理解：“20世纪，我们将媒介视为一种娱乐机器，用指头一点它，新闻和娱乐节目就如自来水一样持续稳定地哗哗流出。……这在人类历史上其实是一个例外，而不是常态。今天我们有了数字媒介，它将我们带回到历史上的常态时期。”（彼得斯，2020：22）我们把媒介看作上层建筑的实体化机构和客观存在的娱乐机器其实就意味着我们被作为媒介物的大众传媒带偏了，大众传媒体现出来的仅仅是媒介的某些方面的特征。
相比于大众传媒，数字媒介所体现出来的社会行动力让人感受到媒介的力量，感受到媒介对人存在方式的建构，感受到人只有通过媒介才能通达这个世界。而这一切是大众传媒做不到的。大众传媒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扮演着内容生产者和发布者的角色，它永远只是一个被观看的对象。它在科技和经济领域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力。大众传媒在资本运营和技术创新的领域扮演着边缘化的角色，所以在今天的媒体融合大潮中，大众传媒一直被新媒体带节奏，盈利模式变得不确定。一言以蔽之，这种媒介物的力量很难对社会的其他场域进行他律，通常只是社会其他场域的逻辑他律的对象。
新媒体则完全不同，它们代表着当下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主流，也代表着数字经济最活跃的生产力。它们来到这个世界，很快构成了这个世界的经济基础和技术结构，也将这个世界纳入其运作逻辑。可以这么说，整个世界都在新媒体的平台上被重新建构。新媒体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闯入了这个世界，它成为一切事物的技术载体。它以网上购物、网约车、共享单车、地图软件、二维码等方式重构着社会的业态和生活方式。对于传媒业而言，它以移动通信技术和平台操作系统为技术基础，成为媒介的媒介——元媒介。不得不承认，互联网、5G通信技术等元素已经像水、电、天然气、交通工具一样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如果哪一天互联网或移动通信这样的基本元素在保供上出现问题，其后果与能源危机、断水停电的结果是一样的。很多人可能已经无法想象在互联网断供后如何在现实社会中生活。
基础设施媒介已经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人已经不能脱离它们而存在。人们的生活被置于这些基础设施媒介的座驾之上。媒介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生成性和形构社会的行动力，其重要性和力量的彰显使学者们不得不正视被内容长期掩盖的媒介界面以及界面背后的基础设施技术体系。基础设施媒介为媒介学带来了巨大的想象力。媒介理论开始思考媒介以何种方式建构人类的时间、空间、权力、秩序和关系。尽管很早以前就有一些历史学家关注过运河、铁路、有轨电车、驿道、汽车等交通基础设施如何建构当时的社会，但很少有人将这样的研究看作媒介研究，因为这确实与研究文本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传统传播学相去甚远，人们也很难想象这是一种有重要理论前景的媒介视角。基础设施媒介让我们“看到”了媒介的他异性和背景性，看到了那个庞大和复杂到无以复加而又通常完全透明的技术体系。基础设施媒介让我们“看到”除了传递信息外，媒介是怎样调整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在这里，被我们看成媒介重要功能的信息传递变得并不重要，而作为存在者的媒介如何建构社会秩序变得极其重要。当关注媒介的功能和作用被关注媒介如何建构存在所替代，媒介学和媒介理论便迅速崛起。
处于居间位的媒介的力量，在基础设施媒介时代极容易被感受到。居间，意味着关系的生成。媒介通过居间的方式将自己所联结的元素统统转化为媒介，并建立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生成了某种向度的世界，我们有且只有通过媒介才能到达它所生成的世界。当媒介征用媒介物而成为媒介技术体系时，它已经将与之关联的元素转化或者同化为自己的组成部分，从而创造出一个可见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本身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所以，居间本身是具有行动性和生成性的。居间性何以可能，居间性意味着什么，居间性产生什么后果，居间性以何种方式存在，这些都可以被看作讨论媒介本质特征的一些视角，也就是什么是媒介性。上述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未来传播研究的“第一哲学”。这就让我们质疑曾经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存在论——主客体二元论——的合法性。问题的关键是：到底主体和客体是天然存在的，还是说主体和客体本身都是生成的？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个天然的主体是什么？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主体是被询唤出来的？如果是后者，那么这种生成性的力量是什么？它为什么能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生产出来？由这种力量所构成的存在论该如何理解？在不断的追问中，一种新的存在论——姑且可以被称为“媒介本体论”——被设想出来，它反对天然主体的存在以及天然的主客体二元关系，也反对以主体为分析世界的天然的中心和起点，而是以媒介的居间性为起点，强调媒介的联结性和生成性，认为媒介生成了以某种方式运作的世界。事实上，如果没有看到互联网基础设施在现实社会中的行动力，可能研究者很难想象这一切。
谁都能看出来，互联网基础设施将会不断嵌入并深刻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断形成对我们既有生存方式的挑战。对于这样一种无法忽视的扰动力量，人的“主体性”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所以，关注媒介技术从来不是在关注媒介技术本身，而是在关注和保卫人的精神世界。传播学在美国兴起时是一门崇尚科学主义的政策学导向的应用性学科。人的存在和人的精神世界不是主流传播学关注的重点，因而它并没有赢得其他学科的广泛尊敬。在媒介学和媒介理论大发展的今天，传播学迎来了契机，同时也面临最为严峻的挑战。传播学如何回应关涉人类命运的真正重大的研究问题，决定了传播学的命运。如果传播学无法通过媒介学和媒介理论带来的契机完成理论的抽象化，无法形成本学科的“第一哲学”和独特的学科视角，无法重塑学科的精神气质和人文关怀，那么在关注媒介的思想里，一样不需要传播学。
（胡翼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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