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研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政治与历史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政治与历史”主持人语

董国强[1]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政治与历史”这一主题汇集的三篇论文出自三位青年学者之手。我这次有幸受邀主持这个栏目，想来是因为近年来我一直从事当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对这些论文所涉及的内容较为熟悉。

这几篇论文都从一些引人关注的现实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出发，回溯历史上的相类现象和问题，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视角和微观实证的研究手法，剖析各种现象背后的发展肌理，探求各种问题的解决路径，一方面拓展学界对相关现象和问题的认知，另一方面为各项社会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借鉴。

胡伟的论文从“正当性”视角出发，结合马克斯·韦伯的“权力—合法性”视角，借助浙江东部某县兴建水利工程的案例，论述集体化后期“国家”与“社会”如何分离。作者依据地方史志资料和独家田野调查资料，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集体化以来，日常生活军事化、名不副实的工分制度、典型激励的教化手段和干部们的贪腐弄权，早已使“国家”与“社会”貌合神离。而高平水库修建过程中国家/地方政府两次公然对农民食言，直接导致其“正当性”和“合法性”同时丧失。当权力最终失去“正当性”基础时，制度变迁就势在必行了。这说明中国农业集体化的最终失败不是源自外力的侵蚀，而是源自内部的异化。

林超超的论文依据系统的地方档案资料和其他历史文献，较为深入细致地描述了“大跃进”前后上海市郊佘山植物园征地纠纷和民众抗争行动。作者提到“合法性资源”对于底层民众集体抗争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揭示了当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无法正常表达时，会出现怎样的消极后果。作者还指出，尽管中央高层在“大跃进”前后试图通过鼓励群众信访对抗官僚主义，但由于国家政策的多变性，底层民众可以利用的“合法性资源”往往时效性极短，稳定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并不存在。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不难想象。

严宇鸣的论文针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各界围绕“集体所有形式”的讨论，回溯“大跃进”时期浙江慈溪县手工业合作社的几次所有制形式调整。他运用大量生动翔实的档案资料，向我们展示了特定历史语境下手工业合作社成员、合作社领导层、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政治博弈。他的研究还向我们展示，在习惯于以“群众运动”方式贯彻中央高层政治意图的行政实践中，一项政策的贯彻实施可能受到其他众多因素的干扰，从而导致难以预见的政策后果。作者指出“集体所有形式”的最大问题在于经济组织形式被人为地改变为政治目标达成手段。

从以上内容撮要不难看出，这组论文的论述内容大多聚焦于“大跃进”前后的当代中国历史。而它们不约而同的潜在主题，是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我在审读这组稿件时，深深感受到作者们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严谨求实的良好学风。坦率地讲，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我更看重这几篇文章的微观实证部分。

“实证研究”不单单是一种学术研究范式，而且是一种学术研究理念。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实证研究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天敌。与此同时，“微观研究”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学术研究“碎片化”。学术研究的根本要义，不在于简单重复那些已知的知识，而在于努力探求未知的世界。“微观研究”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积极致力于探求那些未知的关键节点。一个好的微观研究发现，往往具有十分广泛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在任何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对既往学术发展史和未来研究趋势的透彻了解，对相关研究著述的广泛涉猎，都是开展一项研究的必备前提。“微观实证研究”当然不会例外于学术研究通例。那些对微观实证研究说三道四、妄加评论的人，其实根本不知道“学术研究”为何物。

这组论文的微观实证内容，可以大大拓展与加深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现有认知。例如，过去一提到“权威主义政治”，我们往往会想当然地认为这种政治形态具有一般政治形态所没有的穿透性，任何一项国家政策一定会“一竿子捅到底”，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但这些论文显示，一些源自中央高层主观意愿的政策或运动，如果与社会底层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它们就会在实施的过程中逐渐变形，最终落实到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切合点上。这说明即使在“唯意志论”盛行的时代，经验理性实际上依然顽强地发挥自身的作用。再例如，过去一谈到新中国的政治/社会关系，我们往往会片面强调“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然而在这组论文中，我们看到了体制内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政治博弈。这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和群体的特殊利益考量依然主导人们的观念和行动，空洞抽象的意识形态说教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人的本性。

在审读这组稿件和与各位作者的沟通交流中，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在理论建构方面的勃勃雄心。我对此十分赞赏。不过我希望他们能够树立以下观念。在我看来，每个学术领域实际上都是一个由众多中外专家学者们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各位同仁所追求的目标和遵循的准则是共同的，各人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共享的，学术研究的历史渊源和代际传承关系也是共同的。所以，我们似乎不宜人为地弄出一些诸如“本土的”或“外国的”等莫名其妙的概念，更不宜将所谓“本土的”和“外国的”学术研究对立起来，自己画地为牢。只有坚持共同的学术追求与学术标准，坚持开阔的胸怀和国际的视野，不断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我们才有可能在学术创新和理论建构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我愿以此同三位青年作者和其他学界同仁共勉！

（责任编辑 陆远）

[1] 董国强，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dongguoqiang_196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