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训诂的起因

训诂既是顺释古字古言的工作，那么，同是一国的语言文字为什么还有古今方俗的分歧而需要解说呢？这都是因为语言文字是随时代地域而变迁的东西，时有古今，地隔南北，语文自然不能无变异，无差别。这样，语言方面有语音、语义、语法的不同，文字方面又有体制体势的兴废，正假的习用，再加上社会制度、人情风俗的损益改革，于是古今方国之间，就生出种种情意交通媒介上的障碍和困难。大概古人思想粗疏事物简质，后世文化增繁，心情细密，因此在语文表意的方法上，一词孳乳为数语者有之，称谓兴替改易者有之；一词音变而另造字有之，音义无殊而另造字者又有之；至于措词之术，次句之序，也都有很大的不同；加以字体屡变，假借纷纭，诸如此类，皆是读古书治古学者的莫大困难，设无训诂为之注释，何以使别国如乡邻，古今如旦暮，前后南北了无隔阖也哉？

语言文字本无雅俗之分，古之俚语，即后之雅言。《汉志》说：“《尚书》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姚文燮在《通雅序》里说：“有如《盘庚》、诸《诰》，谆谆训民迁都，此即今之晓谕耳，其文佶曲聱牙，后世博士家穷年呫哔尚未尽通其义，当时闾巷编氓何以一见而即晓然于上指也？则《盘庚》之文句，后世以为艰奥，必当时所谓通俗浅近者矣。”可见古代的白话，到后来就成为文言了。家喻户晓的一篇商代君王的训话，到汉人手里就非拿《尔雅》来对照着读不能懂得了；六国人手写的《尚书》，到汉朝就认为古文而非孔安国不能读以今文了。这样一部古书既有语言的不同，又有文字的别异，自非借助训诂，便不能展卷了然的。戴震序其《尔雅文字考曰》：

盖士生三古后，时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视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远无以异；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仍留疑义，则时为之也。

固然古代语文后人不能尽悉无疑，但是懂得十分之七八者也都是藉赖着训诂的力量与帮助。陈澧《东塾读书记》说：

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盖时有古今，犹地之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同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训诂之功大矣哉！

由此可知训诂的兴起完全是由于古今语文不同，而古今语文不同之诸方面约可分为下列七项：

（一）由于语音之转异者：

陈第《读诗拙言》曰：“一郡之内声有不同，系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递转，系乎时者也。”时地不同，转语生焉。故《尔雅》《方言》之作，其目的都在“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而清人疏证小学典籍也往往好说“一音之转”。戴东原、程瑶田、王念孙并有专书，题曰“转语”。《尔雅》：“粤、于、爰，曰也。”“爰、粤，于也。”《诗》中曰、聿、遹三字通用。我曾作《诗三百篇于字及其语族之研究》一文（北大文学院《国文文法讲义》附录），指出《诗》中虚字“于、聿、遹、曰、越、言、爰、云、攸……”等词为同根之语族，兹再以音转之理之同例者证之：

（1）于、爰声转之例——虚字曰为于，亦为爰；於为于，亦为爰（见《释诂》）。遥为迂，亦为远；缓为迂，亦为爰（缓从爰声，《诗》曰：“有兔爰爰。”）。大为于，亦为桓；故大叶实根者为芋，张弓使大为扜；大言为（为夸），又为谖；大目为盱，又为暖；大首为颙，又为愿。高平为原，首为元，大鳖为鼋，大树为杬，大火为烜。屋边曰宇，周垣曰院。痛曰，亦曰咺。大呼曰吁，亦曰喧。悦曰欲，亦曰愿。昧曰愚，亦曰愿。引曰揄，亦曰援。

（2）于、曰声转之例——虚字之于为曰，（字亦作越、粤），犹动词之语为曰。亦犹越之为逾（迂），之为踰（《广雅》“越，远也”，《说文》“逾也”）。悦（说）之为愉（娱豫），恤之为盱（忧也）。穴之为窬。越之为窬（《仪礼注》“越，瑟下孔也”）。故大为于（见前），大斧为钺，大荫为樾，发扬为越。

（3）于、云声转之例——于为云，犹语为云，迂为永，豫为容（容与），裕为容，为愠，愚为庸。故大为于，亦为夽，大水为沄，盛多为纭，众貌为芸，长远为云（《广雅》“云，远也”，《尔雅》“永融，长也”）。常为庸，高垣为墉，大钟为镛，牛领上肉隆起为。

（4）于、言声转之例——于为言，犹语为言，迂为衍（延），豫为晏，裕为裺，愉为燕。故大为于，大箫为言（见《尔雅》），崖高为岩，水大为淹，覆盖为掩，火上为焰，丰满为艳。

（5）于、聿声转之例——于为聿，犹于为以，吁为咦，迂为绎，豫为逸，逾为溢，愉为怿，虞为疑，馀为遗，予为台，与为遗（贻），羽为翼。故大为于，又为奕，茂盛为薿，露多为浥，增加为益，山高为嶷。

（6）云、爰声转之例——云为爰，犹永为远，云为远，夽为，沄为渊，墉为垣，容为缓，萦为圆，囩为圆，云为员，庸为愿，慵为缓。

（7）云、言声转之例——云为言，犹云为言（曰谓义），永为延，夽为衍，郺为艳，容为颜，云为烟。

这样相互联系起来，便可见“于、聿、曰、言、爰、云”等字，声义两方，都可以互相通转。上举字例为义虽不一样，而声转之理则是相同的。此皆古今南北语音之变也。

（二）由于语原之分化者：

刘熙《释名序》说：“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所以然之意。”普通人对于一个词或字的解释，往往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需要语原的寻究及解释了。例如，《释名·释形体》：“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杀也。”尾、微二字同音，《论语》微生高即《国策》之尾生高，尾之得名由于其状微而位末。推而广之，末标杪秒眇妙苗藐蔑窈麫绵微尾……等字都是细小微末之意，虽然字形完全不同，而音义的源渊则一。今音尾读如遗，《广雅》：“裔，末也。”尾裔之转犹委蛇、委遗、为以……之转。

《广雅》；“桻（峰锋）、标、杪、苗、裔、懱，末也。”又：“稗、细、纤、微、绵、、么、懱、杪、眇、藐、鄙，小也。”又：“，糜，糏也。”又：“、、粖、粰、糜，也。”又：“谓之麫。”王念孙《广雅疏证》曰：“之言濛濛也，糜之言糜细也，米麦屑谓之糜，犹玉屑谓之靡。”又：“之言微，粖之言末也。”又：“麫语之转，犹末也。”由这些字群的含义及读音上可以知道“之言微”和“尾，微也”是同样的道理。这种语原语族的讨论不但使我们彻底地把握住字义，而且能令我们打破汉字的形体障，进一步明了语言和文字的奥妙关系。如此，若能将《释诂》、《释言》、《释训》以及《释草》、《释木》诸篇，双方对照打成一气，观其会通，那么，对于训释字义将要随心所欲，游刃有馀了。例如柄秉、把欛……之别，虽分名动，柄之言秉也，而语原实是相同的。

（三）由于语义之变迁者：

语言的意义也是随时在那里演变着，演化的方式可以分成几十种类别，其中最显著的要算语义范围的扩大和缩小了。例如道字原本是实名，后来分化成道路、领导、道德、道理、说道……等等的玄名及动词。《论语》中用了八十多个道字，就有好些种意思：

（1）“道，道路也。”（《阳货》“道听而途说”皇侃《疏》。）

（2）“道，导也。”（《颜渊》“忠告而善道之”陆德明《音义》。别本或作“导”。）

“道，治也。”（《学而》“道千乘之国”包咸《注》。《马融注》云“道谓为之政教。”意同。）

（3）“道，道德。”（《学而》“就有道而正焉”孔安国《注》。）

（4）“道，谓礼乐也。”（《阳货》“君子学道则爱人”孔《注》。）

（5）“道，犹礼也。”（《卫灵公》“与师言之道与？”皇《疏》。）

（6）“道，犹说也。”（《季氏》“乐道人之善”刘宝楠《正义》。）

（7）其他。

这都是语义的扩大。《尔雅》中有同字异训而并列一处之例，如“怿、悦、愉，乐也”之下，接次“怿、悦、愉，服也”一条，“卒，已也”之下，接次“卒，终也”，“卒，死也”两条。乐与服，已与终死，都义相近而为一语之分化，故接次一处以见意。此外语义演变中还有几个最有趣的例子，就是由好变坏，或由坏变好，以及训诂上所谓“相反为训”的例子，如：《诗》云“君子好逑”，“公侯好仇”，逑为仇之假；《尔雅》说：“仇、偶、妃、匹，合也。”又说：“仇、雠、敌、妃，匹也。”可见仇雠的本来意思并无好坏的分别，仇敌和偶匹，都是两相当对，双方配合的旨趣，夫妇是对偶，仇敌也是对偶。后来渐渐有了分别：善意的对头谓之妃匹配偶，恶意的对偶则谓之仇雠敌对，其实再推广一点，连酬俦二字和仇雠的语原也本相同的。不过一般人不明白古义的浑然天成，总觉得“君子好逑”的逑释为仇匹有些不大自然，于是郑玄笺《诗》便采用《左传》上的说法，以为“嘉耦曰妃，怨偶曰仇”了。诸如此类语义演变之例，真是随处皆是，如果没有训诂为之解释，怎样可以去确切把握字义呢？至于像以臭为香，以落为始等反训之例，更令人大惑不解，如坠五里雾中了。

（四）由于语法之改易者：

语言的音和义固然无时无地不在变动，就是语词结合表意的法则也都在随时随地改易。汉语文法最主要的地方便是词的次序，次序前后不一，意义便不相同，例如古语中常有一种倒序的文法（以今语为主而比较，故谓之倒也）：

《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毛《传》：“中谷，谷中也。”孔氏《正义》：“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语皆然，《诗》文多此类也。”陈奂《传疏》：“中谷，谷中，此倒句法，中谷有蓷同。凡诂训中多用此例。”案《诗》中此种倒句甚多，如中林、中河、中阿、中田……等都是，所以然者，当时习惯法则如此，非为叶韵而倒，更非故意而倒。这样看来，《小雅》所说的“瞻彼中原”，中原就是原中，和现在所说的中原绝不一样，因为现在的中原和原中，含义有别，词的前后次序已经变得固定了。

又如《诗》云：“既见君子，不我遐弃。”《正义》云：“不我遐弃，犹云不遐弃我，古人之语多倒，《诗》之此类众矣。”其实古人之语岂能随便而倒？也有他们的自然法则，归纳起来，如《诗》中之“不我知者”、“能不我知”、“亦不女从”、“岂不尔思”、“宁莫之惩”等例，以及《论语》中的“不吾知也”、“莫己知也”、“未之有也”、“未之思也”等句，便可以得到一个定律：凡否定句中的外动的宾词如为代名词，在古语法里此种宾词必置于外动之前。由这条定律上，便可看出古今语法改易的一斑了，因为现在说“不知道我”，绝不能倒说成“不我知道”。至于像《左传》的“室于怒而市于色”、“私族于谋”，《墨子》的“野于饮食”……等种种怪僻的文法，就非靠着训诂的解释不易明白了。文法学在从前本来是附属于训诂范围之内的。后来因为实字易训，虚字难释，所以清代的训诂学家王引之才作了一部《经传释词》，专门来解释语词，独立成为一种虚字之学；其实那部《释词》本是从《经义述闻》里摘出而加以扩大的。

（五）由于字体之差别者：

语言有古今的不同，文字也有古今的不同。文字的改变虽只是字体上的差别，然与音义也很有关系，有因音变而异体，有因义变而体别。汉时经籍有今文古文的分别，读今文尚易，读古文就非专家不可。这里所谓字体，是指文字的体制及体势二者而言，体制的不同与训诂的关系尤为重要。《尔雅》中有以今字释古字之例，如：

《释诂》：“于，於也。”毛《传》、《说文》皆同。案《诗》《书》例用于字（清人如钱大昕、段玉裁等皆已察及此异），《论语》例用於字；然《论语》引《书经》原文则仍作于，《为政篇》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宋翔凤《四书释地辨证》说：“上文引《书》作于，下文作於是夫子语，显有于於字为区别。”东晋古文《书经》的作伪者不明此理，遂以“施於有政”也是《书经》原文，就完全错误了。于、於二字既为古今字，所以现在就有人利用这类的材料来考证古书的真伪及时代了。

又如《释诂》：“兹、斯，此也。”顾炎武《日知录》说：“《尚书》多言兹，《论语》多言斯，《大学》以后之书多言此；《论语》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言此者一而已，《大学》成于曾氏之门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有九。语音轻重之间，而世代之别从可知矣。”可见兹、此二字也是古今字了，此外如廼与乃（《尔雅》：“廼，乃也。”），余与予（《曲礼》郑《注》：“余予古今字。”）等也都是以今字释古字之例。这里所谓古今，并不是严格地文字的发生时代先后的问题，而是用法上的通行与否的问题，例如《尔雅》说：“诰，告也。”《说文》同，案诰为告字之分别文，以字体言，合体自较独体者为后起，那么，这是以古字释今字了；但是按用法上说，以言告人，古用诰字，后则习用告字，而以诰为上告下之字。然则以告释诰，仍是以今字释古字的原则了。段玉裁《说文注》“谊”下云：“凡读经传者不可不知古今字，古今无定时，随时异用者谓之古今字。”

又有以重文或体互训者，如《尔雅》之“谌诚”、“辅俌”、“嗟”等皆是。又有以分别文释母体者，如《论语释文》之“弟悌”、“道導”、“莫暮”等皆是。凡此种种，都是由于古今字体兴替陈谢的缘故。

（六）由于用字之假借者：

古书多假借，本无其字者固得依声托事而借，即本有其字者，在书写时往往也好假借，这都是由于字形比字音难于记忆的缘故。王引之在《经义述闻》里特别立了一个“经文假借”的节目来阐明读古书须识假借的重要。他说：“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是以汉世经师作注有读为之例，有当作之例，皆由声同声近者以意逆之而得其本字，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也。”读为之例如《论语》郑《注》：“纯读为缁”，“厉读为赖”；当作之例如《周礼·醢人注》：“齐当为齑”等，这固然都是以正字释借字之例，就是其他不明言者也有此例，如《尔雅·释言》的“甲，狎也”、“粲，餐也”、“履，禄也”等都是。不过这里所谓本字，并不是一定要以《说文》为准，只是以义之常行通用者为正耳。《诗》云“式燕且誉”、“韩姞燕誉”，这两个誉字旧日或训为名誉之誉，完全错了；王引之说誉并豫之假，《尔雅》：“豫，乐也，安也。”豫正字，誉借字。但如照《说文》所说，豫字的本义原是象之大者，并非安乐之义。或曰大物亦可曰豫，安舒与宽大义近，故乐谓之豫也；那么，这也仅是豫的引申义罢了。所以说训诂上的正假本借，和文字学上的不大一样。这种用字的混乱现象，很容易使人望文生义而引起种种的误会，设无顺释，何以是正？

（七）由于习俗之损益者：

古今礼制，多有损益，风俗习尚，也很不同。就是同一事物的名称，前后也会各异。例如：

《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尔雅》：“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因为时代习俗的不同而生出来的语言上的差异，既非音转，又非字变，和前面所举音转字异的例子是不大相同的。换言之，两个同义语词的中间，并无父子相传的血缘关系，只是前后二词相当罢了。《论语》：“必也正名乎？”郑《注》：“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自其有声音言谓之名，自其孳乳浸多言则谓之字也。名与字的异称，纯由古今习俗之不同。

此外由于礼俗制度的不同而加注者，如《诗》云：“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毛《传》：“古者女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祖庙未毁，教于公宫三月；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此因古今礼俗不同也。《周礼》：“珍圭以征守。”杜子春《注》：“若今时征郡守以竹使符也。”此因古今制度不同也。

所以一件事或物的名称，虽然会从古一直沿袭到现在，但是随着社会的进化，事物的实质便会各时不一。《易经》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可见古今都叫作葬，然而埋葬的方法并不一样。古制渺茫，不可目睹，如无训诂为之解释和考证，恐怕一般人都会以今测古，以己度人了。

以上七种起因，无非是因时地不同所生的语言文字之差异。古字古言后人多不知其音义，故必待训诂家为之作释，释以今字今言而后始能大明于世也。

此外，训诂的兴起还有个间接有力的原因，就是儒家的正名主义和诸子间的辩学。语文的功用一方面可以表示自己的情意，相对的另一方面又可指出他人言行的是非善恶。孔子目击当时是非的混淆，名实的错乱，想建设一个是非的标准，于是就提倡正名主义，《论语》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因为名是代表思想的符号，语言是由许多的名组成的，每个名每个字若没有正确的肯定的含义，那么就会以黑为白，指鹿为马，语言如此，名实已乱，还用什么来指示是非善恶呢？《荀子·正名篇》主张更为积极，他说：“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异形离形交喻，异物名实互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可见正名的必要，名实关系确定的迫切，这种语义范围的严格分别和解释，实是语言学、训诂学上的事业。

儒家正名主义的具体表现，就是一部《春秋》的编定，所以一般人认为它是道名分，寓褒贬，含有微言大义的著作。既然如此，所以一字一词也不能轻用，对于字义的分别就得有精密的研究。分别《春秋》字义最精的书莫过于《公羊》《穀梁》二传，例如《公羊传》说：

“车马曰赗，货财曰赙，衣被曰襚。”

“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

“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蒸。”

“觕者曰侵，精者曰伐。”

他们不但分别名动的词性如此精细，就是对于文法成分——虚字也不肯轻轻放过，如：

“日有食之既。既者何？尽也。”

“及者何？与也。会、及、暨，皆与也，曷为或言会？或言及，或言暨？会犹最也，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者。”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遂者何？生事也。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又云“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顷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而者何？难也；乃者何？难也。曷为或言而或言乃？乃难乎而也。”

像这样的例子，几乎全书都是，举不胜举，因此《公》、《榖》二传都颇带些字典的气味。后来研究《春秋》的名家董仲舒更进一步去分析字形，推寻语原，已经纯是训诂学的方法了。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名实相符，名正言顺，言无所苟的境地，虽无明显的提倡训诂的旗帜，然而正名的工作，恰好是语言学、训诂学、文法学等方面的事业。

诸子间的辩学也曾对字义的界说加以很大的注意，因为语言是争辩的利器，如果那“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的语言文字的义界漫无定则，还如何去辩论，如何去“明是非，审同异，察名实，决嫌疑”呢？例如《墨子》上说的“尽，莫不然也。”“或也者，不尽也。”“仁，体爱也。”“义，利也。”“礼，敬也。”“，明也。”“信，言合于意也。”以及“狗，犬也。而杀狗非杀犬也可。”《庄子·天下篇》曰：“辩者曰：狗非犬。”相对的我们看到《尔雅》上说：“犬未成豪、狗。”《说文》上说：“犬，狗之有悬蹄者也。”这种训诂上对于名实的关系严加区别的空气，未尝不是受了辩学的影响。

训诂的起因已如上述，我们生在中华开国数千年后的现在，如不欲读古书则已，如欲达古通今，明了我们祖先的生活——包括文学、史学、哲学等，就不得不靠着训诂来作读古书入门的阶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