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青少年网络使用行为研究

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被卷入了互联网大潮中，青少年自然也不例外。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重要阶段，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话题。青少年网络使用行为的特点、具体网络使用行为的种类、面临的网络使用风险，都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因此，在青少年面临网络环境中的不安全因素时，相应的青少年安全政策、法律法规等研究就成为必要的保障。

（一）一般网络使用行为研究

在以往研究中，通常将青少年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宏观、综合的分析（王冬梅，2016；许传新、许若兰，2007）。但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也并非完全同质，而是体现出方方面面的差异。一方面，已有的“数字鸿沟”就体现在不同人群中（邱泽奇等，2016；韦路、张明新，2006）。互联网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会导致不同人群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存在巨大差别。例如，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网络使用者多于农村地区（Kutscher et al.，2005）。另一方面，则是青少年自身的不同，即体现于性别之间、代际、社会阶层之间等诸多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差异（Helsper & Eynon，2013；Holmes，2011；Jackson et al.，2008；Mcmillan & Morrison，2006）。如，不同性别的青少年网络使用过程中存在动机的不同，女性倾向于沟通，男性倾向于搜索信息和娱乐行为（Eynon & Malmberg，2011）；良好的父母教育、融洽的家庭氛围、朋友和同辈群体的积极影响，对青少年互联网使用行为有正向积极影响，更少产生风险因素（黄少华、武玉鹏，2007）；较高受教育水平的青少年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提高自己，而自尊心和自控能力强的青少年更易于有积极的网络行为。

网络使用者存在学习、检索资料等行为，因此网络使用时间与网络成瘾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林绚晖、阎巩固，2001）。但使用网络搜索进行学习的行为，则主要受到社会支持网络（是否有较强网络使用能力的同伴、父母等）的影响，也受到个体特征、信心以及网络使用能力的影响（Eynon & Malmberg，2011；Cheong，2008）。这些有关网络素养的因素对于网络使用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王国珍，2013）。

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出青少年在面临网络风险时，有诸多差异和特点。当然，青少年面临的网络风险也不是同质性的，包括了许多的要素。例如网络依赖和网络成瘾、网络暴力、网络色情信息和性骚扰信息等，不一而足。

（二）网络风险研究

关于网络风险，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因此在本书中，将青少年网络风险界定为青少年网络使用过程中遭遇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内部风险是指在青少年网络使用过程中，自身面临的网络成瘾、网络依赖风险；外部风险则是青少年在网络使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不良信息及其负面影响，如网络暴力、网络色情信息、网络诈骗信息、网络性骚扰信息等。

1.网络成瘾和网络依赖

首先分析的是网络成瘾和网络依赖。网络成瘾一词来源于精神病学术语“网络成瘾综合征”（Internet Addition Disorder，IAD），又称病理性网络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PIU），是指在没有成瘾物质的作用之下，仍然表现出一定的行为冲动和失控（Chou et al.，2005）。网络成瘾会导致成瘾者对生活失去兴趣，使得个人和家庭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也会造成一定的社会、心理损害（多宏宇、康顺利，2014）。从社会人口学属性来看，男孩网络成瘾的发生比例要高于女孩（侯其锋等，2013）。

相比之下，网络依赖则更侧重于网络的使用层面，包含了一定的积极意义。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使用者利用和依赖网络手段，进行交流、学习和生活。片面的“网络成瘾”的研究忽视了青少年积极使用互联网的行为，忽略了青少年网络使用行为的差异（王平，2016；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等，2010）。因此，本文中将青少年网络使用频率较多、使用强度较大的行为界定为“网络依赖”而非“网络成瘾”，这样可以更准确地测量青少年网络使用行为的维度和差异，且价值立场更为客观。

2.网络暴力和网络色情

关于网络使用风险的国内已有研究中，对其本身和影响因素关注较多。这其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侧重于青少年网络霸凌、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网络暴力（辱骂、人身攻击等）行为的研究（陈钢，2011；高中建、杨月，2017；江根源，2012），以及对这些行为的影响因素、发生场景（张凯、吴守宝，2017）［例如电子邮件、网络社区、社交软件、微信微博等即时通讯软件（张凯、吴守宝，2017）］、行为后果（唐冰寒，2015；杨奎臣、章辉美，2002）等的研究。而针对网络犯罪的研究中，较多关注青少年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而较少关注青少年遭受的网络犯罪行为侵害。有关网络色情信息的研究则是另一个重点议题。色情信息对青少年身心方面的负面影响、作用机制以及对青少年犯罪的潜在作用等都得到了较多探讨（贺金波等，2010；刘亚丽，2015；王娟等，2010；杨智平，2011）。部分研究则关注如何降低网络色情信息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危害，包括采取多渠道的措施，通过家庭、社会、学校等提供帮助，以降低或者规避网络色情信息的影响（王小荣，2017）。

综合来看，以往国内研究对网络色情和网络暴力都有较多的研究，但对于对青少年遭遇网络性骚扰则缺少相应的研究文献。这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我国社会中普遍存在对于“性”的禁忌，因而与“性”相关的话题较为敏感。尤其是青少年的家长担心孩子过早接触相关的信息，因而“谈性色变”，对青少年成长中的性问题讳莫如深，增加了研究难度。其次，青少年缺少足够、有效的性安全教育，这就导致青少年在面临性方面的问题时束手无策，在遭受某些侵害行为，尤其是网络性骚扰行为时，显得无所适从。青少年对遭遇网络性骚扰的认知存在偏误，对于可能的性骚扰行为缺乏清晰的辨识能力。因此，青少年遭遇网络性骚扰的调查难度较大，难以取证。另外，既有研究对网络诈骗的关注，也主要集中于青少年通过网络诈骗方式犯罪方面，缺少对青少年遭遇诈骗的研究。

3.国外关于网络风险的研究议题

比较而言，国外针对青少年网络风险有几个主要的研究议题。第一，互联网作为连接社会各个方面的新型媒介，如何发挥中介的作用，如何作为“桥梁”与其他社会媒介、其他社会活动主体进行连接（Valkenburg & Peter，2011），进而影响青少年的行为，如网络参与、互动，乃至暴力、违法、欺凌等行为（Patton et al.，2014；Ybarra & Mitchell，2004；Ybarra，Dierer-Westet al.，2008）。具体而言，对涉及的主要社会媒体因素，如电视、视频、电子游戏等，也有诸多探讨（Funk et al.，2004）。第二，从青少年作为网络风险的受害者，在不同的时期和年龄队列之间，对不同青少年遭遇网络风险可能性、种类、作用效果等的区别（Jones et al.，2012）。第三，具体的网络风险因素，如网络暴力和色情等内容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和社会危害（Barak，2005；Mitchell et al.，2007；Ybarra et al.，2007）。第四，在青少年遇到网络风险的同时，也存在其自我调整、完善心智和社会整合的机遇（Guan & Subrahmanyam，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