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群学与社会学
多数中国的学人都知道，社会学最初在中国被称为“群学”，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严复在1897年把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1873年著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 （《社会学研究》）一书翻译成中文时，译成了《群学肄言》。但问题是，“群学”这个学科名称，究竟是严复以其古文的功底和根据其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杜撰的呢，还是中国当时已经存在“群学”这样一个研究领域，严复不过是为了翻译的方便而套用？如果当时中国已经有“群学”，那当时中国学者思想中所理解的“群学”与斯宾塞对“Sociology”的解说是否一致？如果中国在严复翻译斯宾塞的著作以前并不存在“群学”这样一个研究领域，严复为什么没有选择“社会学”这个日本已有的译法而是选择了“群学”来翻译Sociology？而严复在当时很明显已经知道日本人把Society译作“社会”，他自己也在解说“群学”的同时，经常使用“社会”的概念。
根据笔者所接触的史料看，在严复之前，中国并不存在“群学”这样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也没有人使用过“群学”的概念。换句话说，在严复引入“群学”之前，中国有关于“群”的思想（社会思想），但没有“群学”的思想（社会学思想）。关于这一点，严复自己心里是很明白的。1902年严复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叙述翻译的甘苦时，指出计学（经济学）“其理虽中国所旧有，而其学则中国所本无”的道理，这对群学也是通用的。
再者计学之名，乃Economics字祖义著想，犹名学之名，从Logos字祖义著想……又见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窃以谓欲立一名，其深廓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计学之理，如日用饮食，不可暂离，而其成专科之学，则当二百年而已。故其理虽中国所旧有，而其学则中国所本无，无庸讳也。若谓中国开化数千年，于人生必需之学，古籍当有专名，则吾恐无专名者不止计学。（严复，1996：525［《与梁启超书》］）
严复是中国最早使用“群学”这个专名的人，他最早使用“群学”一词的时间，大概是在1894年。早在1881年前后（“光绪七八之交”）[4]，严复就阅读到了斯宾塞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 一书，当时他才28岁。严复从洋务派领袖左宗棠等人创办的海军学校——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毕业后，于1877年被派到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读书，1879年未毕业便被调回国，次年被李鸿章调到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此后的1885-1894年的9年间，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的同时，奔波于福建和北京两地，连续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所以严复有较多时间从事翻译，应当在1894年乡试落选以后。从发表的译作看，严复较早的翻译作品是英国宓克（A.Michie）著的《支那教案论》（Missionaries in China）和赫胥黎（T.H.Huxley）著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这两本著作都是1894年后开始翻译的。但在翻译《天演论》之前或之间，严复似乎已经开始翻译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只是他最早的社会学翻译作品没有在当时发表。严复在《天演论》的“导言十三·制私”一节的按语中写道：“人道始群之际，其理至为要妙。群学家言之最晰者，有斯宾塞氏之《群谊篇》，拍捷特《格致治平相关论》二书，皆余所已译者。”（严复，1996：321-322）可见在1894-1896年翻译《天演论》之前或之间，严复已翻译过社会学的著作，并开始使用“群学”的专名。只可惜笔者无法找到这两个译本，也未见有发表的记载。另外，严复早期曾试图翻译法国巴黎法典学堂讲师齐察理的著作，他译为《国计学甲部》，但仅译3000字左右，具体的翻译时间不详，但显然是其最早的译品之一，翻译时间应在1894年或之前。这3000字左右的残稿中有两条按语，均与“群学”有关。其中一条原书的译文为：“以群学为之纲，而所以为之目者，有教化学或曰翻伦学，有法学，有国计学，有政治学，有宗教学，有言语学。”另一条按语为：“群学西曰梭休洛支（Sociology）。其称始于法哲学家恭德（孔德）。彼谓凡学之言人伦者，虽时主偏端，然无可分之理，宜取一切，统于名词，谓曰群学”（王栻，1986：847；文中括号及注释为笔者所加）。
对于Sociology这样一门中国“本无”的学科，严复为什么没有使用日本学术界“社会学”的译法呢？美国研究严复的汉学家史华兹（B.Schwartz）认为，严复反对日本用“社会”译“society”，而喜好用传统概念的“群”来译，因为严复认为“群”的意思更接近“society”作为一个社会集团而不是作为一个社会结构的概念；严复译文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运用中国古代哲学的隐喻手法来表达西方概念，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由他创造的新词在与日本人创造的新词的生存竞争中逐渐被淘汰了”（史华兹，［1964］1995：88）。然而，严复所使用的“群学”的译法，显然不仅仅是对传统概念和中国古代哲学隐喻手法的偏好。严复对“群”的理解，当然首先是受到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的思想影响。他在解释斯宾塞“群学”的概念时，多次引用荀子的话，如在《原强》中说：“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在《〈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严复，1996：127）中说：“荀卿曰：‘民生有群’。”严复援用荀子关于“群”的概念，自然由于“群”比较接近society的含义，但更重要的是，严复当时的翻译，具有强烈的实用急用色彩。他是在追求富国强民的道路，而《荀子》中的“富国”“强国”“王制”“礼论”“议兵”“君道”等诸篇的思想，恰好符合严复的思想取向。特别是《荀子·王制》中关于以群强国的思想，与严复当时悟出的富国道理以及他从斯宾塞著作中读出的“微言大义”，都是一致的。如荀子在《王制》中指出，“人能群”在于人能根据不同社会地位“分”，而“分”之后能“行”，是因为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义”，有“义”有“分”才能强胜。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人有气、有生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立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使下谓之君。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兴，群生皆得其命。（荀子，1979：127）
翻译《群学肄言》之前，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就已经引入许多荀子的思想，如他在《天演论》那半是原文之意半是他自己的阐释并且有选择地大大缩略了的译文中，就随处可见群论的语言，某些篇目的题名就直接意译为“善群”“群治”等。其实严复真正看重的是斯宾塞的著作，翻译《天演论》不过是翻译斯宾塞著作的准备，因为斯宾塞的著作“数十万言……其文繁衍奥博，不可猝译”（王栻，1986：1327）。《天演论》在严复的心目中，是把生物学原理运用于社会人伦，是“保群”的理论。它就像是斯宾塞群学理论的一个导言，也正因为这一点，严复首先翻译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而不是当时英国更著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物学著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严复的心思根本没在生物学上，而是在生物社会学上。
严复把Sociology翻译成“群学”，还因为他自认为在斯宾塞的著作中，发现了与中国传统儒家学说中经世致用思想相吻合的要义，也就是所谓格物致知、修身治国、内圣外王的道理，而斯宾塞不过是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一门精致得多的学问。在《〈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中，严复指出：“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在《原强》中，严复在谈到斯宾塞的“群学”时说得更加清楚。
“群学”者何……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致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故锡彭塞氏（斯宾塞）取以名其学焉。约其所论，其节目支条，与吾《大学》所谓诚正修齐治平之事有不期而合者，第《大学》引而未发，语而不详。至锡彭塞（斯宾塞）之书，则精深微妙，繁富奥衍。其持一理论一事也，比根柢物理，徵引人事，推其端于至真之原，究其极于不遁之效而后已。[5]（严复，1996：8）
对于西方社会学早期的代表人物孔德和斯宾塞来说，社会学是各门学科的科学女王，是包括其他一切学科的综合科学，至少也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总汇，各门学科按照统一的原理被置于社会学这个包罗万象的系统中。这与严复心目中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的大法，即作为“天演”之学和“群治”之学的“群学”，应该说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误读的问题。严复明确指出，“群”是一个比人们一般理解的“社会”更宽泛的概念，他说：“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严复，1996：525［《与梁启超书》］）
当然个别的误读现象也是存在的。几乎在严复翻译斯宾塞《群学肄言》的同时，谭嗣同正在写作他的《仁学》。由于严复的《原强》已于1895年3月4日至9日发表在天津《直报》上，当时影响很大，所以关心时事的谭嗣同于1896年开始着手写作《仁学》时，按说不可能没有读过严复在《原强》中关于斯宾塞的“群学”的那段表示一见钟情的话。不过，不善西文的谭嗣同，虽然对中国传统的儒道释典籍如数家珍，却似乎并未真正理解严复以“群学”的专名介绍的Sociology究竟是什么东西。谭嗣同的《仁学》广采佛学、易经、老庄、儒家、西学、算学等各种学术思想于一体，倡导“仁以通为第一要义”，似乎意在为变法思想奠立本体论基础。在《仁学》中，谭嗣同既使用过“群学”也同时使用过“社会学”，但都是各门学科或西方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的意思，与严复阐述的“群学”相去甚远。在《仁学》的“自序”中，谭嗣同写道：
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次冲决佛法之网罗。（谭嗣同，1994：6；文中黑体为笔者所加）
1993年加润国先生在给《仁学》加注时，在上面引文的“群学”处特别注明：“群学：社会学。”这似乎有画蛇添足之嫌，因为谭嗣同此处所说的“群学”，显然不是孔德或斯宾塞所说的社会学，也不是严复意译的群学，更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学，而是“各门学科”或“各种学术”的意思。谭嗣同要冲决的“全球群学”网罗，是各种学科的网罗，而不是“社会学”的网罗。况且严复所倡导的“群学”，正是为变法维新开道的学说，岂有被革新者明知而要冲决之理。在《仁学》的“仁学界说”第27条中，谭嗣同的“群学”是“各门学科”的意思表达得更加清楚：“格致（自然科学）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舆（地理）、全体（生理）、心灵（心理）四学，盖群学群教之门径在是矣。”（谭嗣同，1994：9-10；文中括号和注释，及黑体为笔者所加）在同一“仁学界说”的第25条中，谭嗣同还同时使用了“社会学”的专名，这大概是中国最早使用“社会学”一词的记载[6]，不过这里也还是“西方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的意思。
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谭嗣同，1994：9；文中黑体为笔者所加）
谭嗣同并非没有学科分类的概念，在写《仁学》之前，他曾在1894年写过《思纬氤氲台短书》一文，详述西方学科的分类：“西人分舆地为文、质、政三家……故西学子目虽繁，而要皆从舆地入门。不明文家之理，即不能通天算、历法、气学、电学、水学、火学、光学、声学、航海绘图、动重、静重诸学。不明质家之理，即不能通化学、矿学、形学、金石学、动植物诸学。不明政家之理，即不能通政学、史学、文学、兵学、法律学、商学、农学、使务、界务、税务、制造诸学。”又说“西人表学译名统计”，“图表者，尤所以总群学之目而会其归”（谭嗣同，1994：187-189）。所以，在谭嗣同的学科分类中，“群学”不是一门学科，而只是各门学科的总称。不过，在谭嗣同的心目中，似乎还有关于“群学”的另外一层意思，即“群学”是民众组织起来的学问。关于这一点的佐证是，在他1898年发表在《湘报》上的《壮飞楼治事十篇》中，第九篇的题名就是“群学”，但通篇讲的都是如何通过组织各行各业的行会（如学会、农会、工会、商会等），达到“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的目的。可见，当时与严复没有直接交往的谭嗣同，其头脑中的“群学”，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不过谭嗣同在《仁学》中诸如“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的一些振聋发聩的呐喊，以及他的所谓“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和人我通”的醒世奇言，甚至令梁启超都对严复惊呼：谭嗣同“真异才也”。[7]
“群学”在中国的产生，自然是西学东渐和中外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可它一经导入和产生，就完全被纳入中国的文化话语系统和观念系统，作为新的种子，它也在改变着这一话语系统和观念系统。
[1] 如法国已故的现代著名社会学家阿隆（Raymond Aron），就极力扬孟抑孔，认为孟德斯鸠是先于孔德的社会学理论家，而不仅仅是思想先驱。孟德斯鸠的理论解释比孔德更具有新意，孔德的学说不过是简单化了的决定论哲学，所以阿隆的社会学理论教程是从孟德斯鸠讲起，而不像一般人那样从孔德讲起（Aron，1967；阿隆，1988）。
[2]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原是应蒋方震之邀为其《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写的序言，但“下笔不能自休”，一写就是洋洋数万言，几乎与原书差不多了，结果只好单独成书，并反邀蒋方震为之作序（梁启超，1985a：89-90）。
[3] 文中阳玛诺（Emmanuel Diaz Jeune）是葡萄牙传教士，1610年明万历年间来中国，毕方济（Franciscus Sambiaso）是意大利传教士，1614年明万历年间来中国；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是比利时传教士，1659年清顺治年间来中国；徐日升（Thomas Pereyra）是西班牙传教士，1673年清康熙年间来中国，他们曾在明末清初协助中国朝廷铸造兵器、改良枪炮。
[4] 严复在《〈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中说，“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辄叹得未曾有，生平好为独往偏至之论，及此始悟其非”（严复，1996：127）。
[5] 引文括号及其中的注词是笔者所加，严复把英国社会学家H.Spencer的名字较早译为锡彭塞，后译为斯宾塞尔，最后定为斯宾塞。
[6] 孙本文在1948年写的《晚近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趋向》一文中说，中国社会学在名义上始于1896年，当时学人著作中初见社会学之名，但实际上介绍社会学的内容入中国，则在6年之后，即1902年，其时严复所译英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全部以及章炳麟所译日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出版（孙本文，1948：46）。孙本文没有指出谁最早使用“社会学”一词，不过1896年这个年份与谭嗣同写作《仁学》的年份相同。
[7] 梁启超在1897年春写给严复的信中说：“侪辈之中，见有浏阳谭君复生者，其慧不让穗卿，而力过之，真异才也！著《仁学》三卷，仅见其上卷，已为中国旧学所无矣。”（李华兴、吴嘉勋，198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