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钱基博的湘学观[1]
张晶萍 胡月[2]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钱基博赴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入湘八载，由此对湖湘文化有了切身感受。他不但在教学活动中注重挖掘湖南先贤志士文章以作为课程资源，而且在与湘籍学人交往中切磋论述，加深了对湘人湘学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一代名著《近百年湖南学风》。在地域视角与国家视角的融合下，钱基博从近代湖南人物中精选出7组人物，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构建了一幅独特的湘学知识谱系，揭示湖湘文化“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的品格，塑造出廉顽立懦、激励国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湘学新形象。
关键词：钱基博 抗日战争 湘学观
湖湘文化是中国文化体系中独特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湘学则是湖湘文化的内核。晚清以来，湘学的特色引起众多著名学者的关注与议论，从梁启超到章太炎等人，论著中都涉及湘学人物或其成就。[3]民国时期，学者对湘学的探讨由零散的议论发展为系统的叙述，出现了李肖聃的《湘学略》、刘茂华的《近代湘学概论》和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等一系列代表性著作。由于各人思想旨趣和立场的不同，所构建出来的湘学形象又有不同。其中，《近百年湖南学风》出自外省学者之手，又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为我们了解外省人眼中的湘学形象、了解抗日战争时期的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范本。鉴于目前学术界尚无相关论述，本文对此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一 钱基博述说湘学的历史背景
《近百年湖南学风》完成于1943年湖南蓝田镇李园，是钱基博长期披阅湘中先贤著述、近接湘人风范、倡导民族精神的结果。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南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平、津、沪、宁等各地教育文化机构纷纷迁湘，给湖南的学术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1938年10月国内第一所独立国立师范学院在湖南蓝田镇成立后，一大批国内著名学者如钱基博、钱锺书、皮名举、孟宪承、陈传璋、高觉敷、储安平等人应邀来此执教，为湖南学术文化界带来了新的风气，增强了活力。同时，大量外省学者入湘，也为他们亲身感受湖湘文化精神提供了契机。1942年到蓝田国师任教的张舜徽就说：“此间共事者多江浙士，亦时时为道及之，俾能明乎湖湘学术之大也。”[4]外省人的身份使他们更能捕捉到湘人湘学的特色；抗日战争的特殊背景，又使他们积极地挖掘湘学中利于立懦廉顽的资源，塑造出强有力的湖湘文化形象。钱基博就是他们的代表。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江苏无锡人，近代著名的国学家、教育家；先后担任过清华大学教授、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上海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以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兼教务处主任。1938年，钱基博应邀出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在湘中度过了8年时光。抗战胜利后，任武昌华中大学（后为华中师范学院）教授，直至去世。
蓝田国师期间，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难深重，知识分子如何志节自坚，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明耻教战，师范攸赖。作为国立师范的教授，钱基博多次发表演讲，鼓励人们从古圣贤豪杰的出处进退中获得有益的启示[5]，并时常以湖南先辈的志节文章激励国师的学生。在教育中，他既向学生介绍他记忆中的湖南学者，表彰湖南学者“有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鼓励国师学生“匪仅以自豪乡曲，当思以绍休前人”[6]；复依据湖南先辈治学办法，教授国文，这不仅因为国师设在湖南、学生多半为湖南人，更是因为湖南的国文“很有一条光荣灿烂的历史，震耀过全国的人文”[7]。入湘八载，钱基博借阅了许多湖南先贤的文集，“颇亦窥其指要，观其会通”[8]，体会到湖南先贤的为学精神；又与不少湘籍学者如马宗霍、骆绍宾、张舜徽等人交往密切，谈学论道，加深了对湘学的了解。如1942年张舜徽到蓝田国师任教，就经常与钱基博论学、论国事、论育人之法。据张舜徽《壮议轩日记》，1942年9月25日，他与钱子泉先生“论阎北岳学术大略至二时许”，两人都推崇晚清湘籍学者阎镇珩，“钱翁撰近代文学史，未及录北岳。自去岁余赠以北岳遗书，读而好之，故能窥其微处。余谈次，又力劝其补入文学史，以表彰之也”。[9]同年11月24日，“午后钱子泉先生来谈移时。余谓今日教士以读史为先。渠盛推余言之是”。[10]对湘人湘学的感悟以及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怀，促使钱基博产生了通过叙述湘贤事迹“借以作厉士气”的念头，其“从诸人困心衡虑时论议行事加以阐扬，以为后人处贫贱患难者之鉴”的用意，也得到湘籍学者如张舜徽等的赞赏，并且后者表示“如见咨诹，当竭余所知与共商榷也”[11]。1943年冬天，钱基博最终在湖南蓝田镇李园完成了《近百年湖南学风》。
二 钱基博“湘学观”的主要内容
与李肖聃的《湘学略》、刘茂华的《近代湘学概论》相比，《近百年湖南学风》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所不同。李肖聃的《湘学略》上起宋代周敦颐，下至清季校经书院，以湘学中的代表人物为中心（有时则以地区为中心），将湘学概括为26个学略（学案），从纵向层面勾勒宋代以来湘学演变的轨迹，构建了一幅完整的湘学知识谱系。其对湘学的叙述侧重学术本身，凡在学术或教育上有所建树的人物均揽入其中。刘茂华的《近代湘学概论》紧扣清代学术思潮演变，精选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挖掘湘学在考证学、理学、文学、政治等方面的成就，所言不局限于“学”，还包括术、治等方面，为的是显示湘学与中国民族史、政治史、学术史的密切关系。钱基博没有分门别类地介绍湘学的具体成就，而是通过7组人物即7个学案来展示近百年的湖南学风，7个学案按时间顺序展开，构建了一幅独特的湘学知识谱系，凸显了湘学“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的特色。
《近百年湖南学风》首先标举的是开启道咸新风气的湖湘人物汤鹏与魏源。其导言曰：
清治至道光而极敝，清学至道光而始变。于时承平之日久，主溺晏安，大臣委蛇持禄，容说以为忠；士人汩没科举，诗书以干泽。即有魁异杰出之才，不安固陋，而声气标榜，呼朋啸侣，桐城文章以学古，休宁名物以张汉，文史雍容，姑以永日，而辅世长民，以为非分。傥有文章经国，志气拔俗，发强刚毅足以有执，文理密察足以有别，发聋振聩，大声疾呼者，可不谓之豪杰之士哉！吾得二人焉，曰汤鹏，曰魏源。[12]
这是一种别出心裁的编排，同时也是深具史识的编排。无论是李肖聃还是刘茂华，都注意到了魏源在湘学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性，而于汤鹏则语焉不详；李肖聃《湘学略》仅在《益阳学略》重点介绍胡达源、胡林翼父子时附带提到益阳其他先贤还有汤鹏，其言曰：“汤海秋鹏才气奔放，为古近体诗及《四书》文，数月而得千篇，所著《浮邱子》九十篇，曾公虽致讥评，然祭汤诗文称‘韩悍庄夸，荀卿之蕴，鏖义半文，百合愈奋’者，其才自不可及也。”[13]李著着眼的还是汤鹏的文才。而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将汤鹏放在醒目的位置上，与魏源相提并论，对嘉道湖湘人物的认识由魏源一枝独秀变为汤魏并辉。同时，钱基博述汤鹏与魏源，主要不是着眼于其文才，而是他们的“尚变”“致用”之旨趣；不是着眼于湘学内部，而是在整个清代学术嬗变中的地位。当道光之朝政治盛极而衰、学术谋变之时，大多数人浑浑噩噩，沉溺于嬉晏之中；少数不安固陋之士，也只是从桐城文章、休宁名物中寻找出路，不敢去想经世济民之事，以为非己之分内事。在这种背景下，汤鹏与魏源横空出世，以振聋发聩之势大声疾呼变革，文章经国，志气拔俗，可不谓豪杰之士也！钱基博以此入手谈近百年湖南学风，超越了就湘学谈湘学的局限性，立意不可谓不高！通过汤鹏与魏源这两个典型人物的学行业绩，钱基博展示了道光之际湘人湘学的风采。
其次，《近百年湖南学风》以3个学案的篇幅、通过3组人物来展示湘军将领的风采，既包括罗泽南、李续宾、王錱等相继战死的将领，也包括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功成名就、身兼将相、爵至通侯的将领，还包括虽然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却备受挫折、未能位至显要的刘蓉、郭嵩焘等人。对于罗泽南师徒，钱基博重在阐发他们“醇儒笃躬行”的一面，表彰他们“遭逢世屯，奋身捍乡里”“书生以当大敌，蹈难不顾”的精神，指出他们虽然“文采不艳，辞达而已”，但“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14]，不唯在晚清之时可以起到匡世拂俗的作用，即便是在当世，也有裨于世道人心。对于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功成名就之人，钱基博重在阐发诸人“困心横虑，裕以问学，以忧患动心忍性，而不以忧患丧气堕志”[15]的志节。而刘蓉与郭嵩焘等人，尽管他们与功成名显者“交道离合，亦难言之”，但“处官以廉靖，委己于问学”的做法是一致的。钱基博指出，湘军将领，“位高者固以不懈于学善全其勋名，身退者亦以不懈所学自励于家园。德业尽异崇庳，而苦学则固同归”。[16]所成就的事业或许有大小，但所体现出来的学风则是一致的。
再次，《近百年湖南学风》同样关注没有寸尺事功的儒生，以王闿运、阎镇珩作为“老儒暗修，独抱遗经”的典范进行表彰。在钱基博看来，这组人物与湘军将领“遭际不同，出处攸异”；“然学不仅占毕，志在于匡俗；通经欲以致用，文章蕲于经国，则固不同而同”。[17]虽然王、阎没有功名，但在以学匡俗、通经致用、文章经国等志向上，与湘军将领是一致的。这也是湘学的特色之一。钱基博在该篇中，详述王氏之“夙夜强学以待问，启迪后生如不及，恢张学风，不知老之将至”的行事风格；而于阎镇珩，则凸显其“暗然潜修，不骛声气”的品德，认为阎不与时俯仰，保持了自己独立的学术旨趣与个性。无论是李肖聃的《湘学略》，还是刘茂华的《近代湘学概论》，都未能注意到阎镇珩，而钱基博在论著中再三致意，揭示阎镇珩论学的意义之所在。
复次，《近百年湖南学风》中的第六组人物是邹代钧与罗正钧两人。相对于王闿运、阎镇珩这样较为纯粹和传统的文人学者而言，邹、罗都是在宦海中浮沉的人物，同时又是百年湖南学风中由旧转新的代表人物。邹、罗等“孜矻所学，上说下教，锲而不舍，终身以之”，在“固辅世以长民”的为学旨趣上与王闿运、阎镇珩等人“同归而殊途”[18]。新化邹氏是近代湖南文化世家，前后延续几代。李肖聃曾作《新化诸邹著作考》，又在《湘学略》中设《邹邓学略》予以介绍；刘茂华在《近代湘学概论》中列邹汉勋入“考证学”领域。李、刘二人均重点表彰邹汉勋，阐发其汉学成就。而钱基博则选择邹汉勋之孙邹代钧，以其作为近百年学风的又一代表人物，对邹代钧学以致用的事迹进行了生动的描述。相对于邹氏家族的文化影响力，本组人物的另一位成员罗正钧其实并不以文才著称，也不以事功凸显，李肖聃、刘茂华均未在论著中涉及。而钱基博视其为湘学中“进德修业”的代表之一，与邹代钧列为一组，揭示其“以学辅世长民”的精神。
最后，《近百年湖南学风》以第七组人物谭嗣同、蔡锷、章士钊殿后，以其作为立身同有本末的湘人代表。钱基博认为，谭嗣同、章士钊“文章经国”，蔡锷“将略盖世”，三人“文武殊途，成败异变，而无不运会维新，志欲匡时”，故列为一组，予以考察，以见百年湖南学风之特质。在叙述诸人时，钱基博凸显谭嗣同“明于生死之故，变法不成，而杀身以殉所信”，蔡锷“力张军国之策，所投非主，而反兵以声大义”，章士钊“欲权新旧之宜，与时相劘，而鹰诟以将没齿”等形象，强调三人虽然毁誉不同，但在立身行事上均能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忠于自己的信仰。谭嗣同“处死之决”、蔡锷“明择主之谊”、章士钊“知用晦之道”[19]，对于匡饬时贤、立懦廉顽具有巨大的作用。钱基博在论著中立专篇予以表彰。
《近百年湖南学风》的7组19个人物，起自嘉道之际，迄于民国年间，完整地构成了百年湘学的知识谱系，彰显了湘学的特色。7组人物就其身份而言，“有文人、学者、循吏、良相、名将，不一其人，而同归于好学深思”；诸人所涉及的领域则有“教育、政治、军谋、外交、欧化，不一其术，而莫非以辅世长民”。《近百年湖南学风》以其时尚健在的章士钊殿后，述人而及于生存，似乎不合乎一般的体例。但钱基博认为，章士钊在新旧之间折中权衡，“不曲学阿世以徇一时风气”，不惜“拂时以负众诟”[20]，正是湘学独立自由之思想的生动体现，其与谭嗣同、蔡锷等人毁誉不同，而性质是一致的。《近百年湖南学风》由魏源始，由章士钊终，一者构成了完整的百年湘学知识谱系，一者则显示湘学精神余风未歇，尚有典型，从而增强对世人的激励作用。
三 钱基博“湘学观”的特点
《近百年湖南学风》不是一部单纯的地域学术文化研究著作，而是借地域文化彰显民族意识、借述说先贤抒发时代精神的著作，由此塑造出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湘学新形象。
（一）地域视角与国家视角的融合
无论是李肖聃、刘茂华，还是钱基博，都是借助“诵说先贤”的形式完成对湘学的叙述，而立场不同，视角有异。李肖聃着眼于“湘中之学”，其人不限于湘人，而涵盖了流寓湘中的外省人如朱熹、张栻、胡宏等，强调大师有“过化存神”[21]之妙；着眼的是湘学本身的传统与价值，试图恢复湘学传统以应对社会乱象。相对而言，李肖聃的“全国”关怀较为薄弱，而“致维桑之深敬，阐南学之灵光”的意蕴则十分明显。刘茂华论湘学，涉及的主要是“湘人之学”，以梁启超有关清代学术演变的线索为参照，挖掘湘人在考证学、今文经学等方面的成就，强调湘学对全国主流学术思潮演变的“引导”作用，揭示湘学与中国民族、政治、学术、文化的关系之重。刘茂华所言虽是一地之学，却处处隐含着“全国”的背景。钱基博述近百年湖南学风，所选择的是“湘人”之学，揭示的是湖南这块地方所孕育的独特学风。然而，“人限于湖南，而纵横九万里之纷纭，导演于若而人之手。其人为天下士，为事亦天下事”。[22]其人虽为湖南人，关怀所及、影响所及，却是天下事，是所谓“天下士”为“天下事”。因此，钱基博述说湖南先贤事迹时，将诸人融入全国的背景下，揭示的是诸人的“全国”意义，而不是就湖南谈湘学。同时，钱基博也再三表明，他研究湖南学风不是为了揭地域文化之帜，而是以“中国人”的身份探讨其中有利于国家民族的精神品格，是为了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树立师范、以矫时枉，“张皇湖南而不为湖南，为天下”[23]，具有超越地域文化视角的特点。
例如，本书以汤鹏与魏源开篇，将湘人之学放在道光年间政治衰退、学术谋变的背景下叙述，揭示其意义。钱基博指出，当道光之朝政治盛极而衰、学术谋变之时，大多数人浑浑噩噩，沉溺于嬉晏之中；少数不安固陋之士，也只是从桐城文章、休宁名物中寻找出路，不敢去想经世济民之事，以为非己之分内事。在这种背景下，汤鹏与魏源横空出世，以振聋发聩之势大声疾呼变革，文章经国，志气拔俗，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这就不是着眼于湘学内部来谈汤鹏与魏源，而是从整个清代学术嬗变的高度来分析其作用。以此入手谈近百年湖南学风，立意极高！从而超越了就湘学谈湘学的局限性。而对其他各组人物，也时时从“天下士”“天下事”的角度出发予以阐发。
另外，在述及湘人行事时，钱基博又倾向于从湘学内部尤其是个人生平信仰、个性等方面来揭示其动机。晚清以来，随着湖南对外交往的增多、湖南人才群体的兴起，湖南“风气锢塞”“不与中原相交通”的情形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变，湘学与其他地域学术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但具体到湘人的行事风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缘于“湖南人”的身份，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外界的影响？对此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在各种观点的背后潜含的是对地域文化影响力的评估。最典型的莫过于对谭嗣同、蔡锷等人的看法。戊戌政变发生后，粤人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以生，湘人谭嗣同从容赴死，试图以自己的流血牺牲唤醒国人对维新变法事业的支持。蔡锷在察觉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用意之后，逃离京师，潜回云南，举兵反袁，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人物。因谭、蔡二人同康有为、梁启超交往密切，论者往往从康、梁影响的角度解释其活动。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第七篇中，专门叙述谭嗣同、蔡锷和章士钊三人，于谭嗣同“得处死之决焉”，于蔡锷“明择主之谊焉”，于章士钊“知用晦之道焉”，重点剖析三人行事的内在依据。钱基博再三强调：“顾嗣同之致命遂志，养之有素，其立身自有本末，而谈者藉为康有为之盛德形容；蔡锷之举兵讨袁，操之有本，在英雄别有襟抱，而论者漫谓梁启超之发踪指示。皮相目论，恶足与语天下士也哉！”[24]换言之，谭嗣同的以身殉信、蔡锷的兴兵讨袁，都是基于他们一贯的信仰，而非康有为、梁启超的指挥与影响。在具体阐发蔡锷的思想主张时，钱基博指出，虽然蔡锷在时务学堂“奉手梁启超”，“然得启超之心传者少，而受杨度之熏染者为多”。故篇中附带许多对杨度思想的介绍，对杨度与蔡锷的交往叙述甚详。正是受杨度君主立宪论的影响，蔡锷形成了军国主义的信仰，“志在尊主庇民，整军经开，鹰扬虎视，别有伟抱”，其所言所行均是出于自己的信仰，“岂曰师命惟从，而奉梁启超之一言而称兵者哉？”。[25]
总之，钱基博述近百年湖南学风，没有局限于就湖南论湘学，而是将湖南隐含于全国的背景下，同时又注意从地域文化的视角予以解释，强调地域文化的作用，实现了地域视角与全国视角的融合。
（二） 独特的湘学知识谱系
李肖聃论湘学侧重学术本身，凡在学术或教育上有所建树的人物均揽入其中。尽管李肖聃认为“崇朱子”才是湘学的正统，但在所建构的湘学知识谱系中，同样给了非正统派一席之地。刘茂华紧扣清代学术思潮演变，精选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挖掘湘学在考证学、理学、文学、政治等方面的成就，所言不局限于“学”，而囊括术、治等方面，为的是显示湘学与中国民族史、政治史、学术史的密切关系。而钱基博在选择湘学知识谱系成员时，“人不拘于一格，大者经文纬武，次则茹古含今，略其是非功罪之著，而彰劬学暗修之懿”[26]。作为外省人，钱基博述湘学重在捕捉、概括湘学的特色，以是否具有湘学特色作为筛选人物的标准。《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所涉及的7组人物，不管是什么身份，均有“好学深思”的特色；不管涉及的是什么领域，均有“辅世长民”的志向。这就使钱基博评判湘学人物时颇异于李肖聃、刘茂华等人，诚所谓“略人之所详，扬人之所抑”是也。
与李肖聃、刘茂华等人相比，钱基博述湘学时最明显的不同就是有意“遗漏”了王先谦。在晚清湖南学者中，王先谦无论是学术成就还是学术声誉，都不亚于王闿运，而钱基博在论著中只述王闿运却不及王先谦。为此，钱基博在“余论”中做出解释。他承认，王先谦“督江苏学政，提倡古学，整饬士习，有贤声”，影响甚远，“流风余韵，令我低徊”，然而，“文章方、姚，经学惠、戴，头没头出于当日风气，不过导扬皖吴之学，而非湘之所以为学也”。王先谦的学问虽好，造诣虽深，但是取径皖吴汉学，充其量是对皖吴之学的继承与发展，而不能显示湘学特色。相比之下，“王闿运之人之学，老辈颇多绳弹，然有其独到以成湘学。益吾先生，博涉多通，不啻过之，而无独到”。钱基博还借评价无锡前人“不入格可以开宗”之言，为王闿运辩护。“王闿运文章不为桐城，今文经亦非当行，然能开风气以自名家。益吾先生，文章桐城，训诂休宁，无不内行入格，然不能名家。”[27]王先谦是一贤学政，可入江苏通志名宦传，却不必充当近百年湖南学风的代表人物。
这里，不仅涉及谁人可以代表湘学，更涉及究竟什么是湘学的界定问题。钱基博提出了“湘之所以为学”的命题。钱基博认为，“湘之所以为学”，就在于它的风气自创，别于中原以自立，而不是对中原文化的吸纳与传播。作为外省人，钱基博首先关注到湘学的独特性，将能代表湘学特色的人物纳入湘学知识谱系之中，而将不能代表湘学特色的人物摈弃于外。这种做法自有其合理性；但对湘学的叙述而言，这至少是不完整的，遮蔽了晚清以来湘学与其他地域学术文化交流互动的事实。
在“略人之所详”之外，钱基博还以其独到的眼光挖掘了一批“无乡曲之誉”却具备湘学精神、代表湘学特色的人物。学术史上的显晦殊异现象是钱基博、李肖聃等人再三致意的。李肖聃曾经提出一个命题：“文章光气，显晦殊时，传否亦有命焉，盖难得而具论。”[28]为那些见重于当时，却在后世湮没不彰的人物如张栻、王文清等人感到惋惜，并在论著进行挖掘与表彰。钱基博同样关注人物的“显晦”，不过不是着眼于“传”与“不传”，而是“略其是非功罪之著，而彰劬学暗修之懿”[29]。故而一些为湘人所忽视的人物如汤鹏、阎镇珩、罗正钧等都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近代湘学知识谱系中的一员。他表彰汤鹏文章经国、志气拔俗，阎镇珩暗然潜修、不骛声气；表彰罗正钧宏识孤怀，推广师范教育，树北学之规模，使诸人的价值重新被人们认识。至于对一些人物的具体评价，钱基博也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眼光，如表彰罗泽南师徒讲论濂洛关闽之学，以醇儒笃躬行，以书生当大任，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尤足以匡世拂俗，有补于当世；并谓“无泽南，无湘军”，没有罗泽南，就没有以理学武装起来的湘军。这样的创获不胜枚举。
（三）适应时代需要的湘学新形象
“诵说先贤，而不为先贤，为今人”，是钱基博写作《近百年湖南学风》的出发点，也即树立师范，以矫时弊。针对“士风已偷，师道不立”的现实，钱基博在述说湘学时，没有涉及具体的论学领域，也没有涉及具体的事功追求，而是侧重于湘人个性与精神品质，凸显“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的湘学特质，从而塑造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湘学新形象。
湘学具有独立性的观点并不是钱基博的发明。晚清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文化正面价值的削减，国内各地域文化的传统地位与意义也发生了改变。晚清江苏留日学生曾经指出，江苏作为中原人士逃难星聚之地，是中国文献之都汇、中国文明的制造场，同时也是中国文明不适合于天演之弊害的制造场[30]。浙江留日学生也指出，浙江本为文明的中心点，而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中，这种文明已流为“文弱”[31]。相比之下，僻在山荒之亚的湖南则因其文化受中原影响较小而受到称赞，或被誉为崖岸自立，或被誉为具有新机。钱基博有关湘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的论述可谓是对这些观点的继承，同时将湘学特色进一步扩展到“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在民族危机的关头，这些品质具有立懦廉顽的正面价值。
钱基博所表彰的7组人物，遭际各异，显晦殊时，甚至每组人物也有不同。但钱基博在不同的人物中寻找共性，从中概括出湘学的共性。汤鹏与魏源，同为道光年间文章经国、志气拔俗之士，其高文雄笔有声于士大夫间；而罗泽南、李续宾、王錱等人则是笃行实践的湘中儒生，文采不艳，辞达而已；然而“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表现虽异，宗旨相同。罗泽南披坚执锐以挡太平军，身经百战，却未享成功；而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则身兼将相、爵至通侯，两组人物“显晦不同，劳逸亦殊”，然而在“困心横虑，裕以问学，以忧患动心忍性，而不以忧患丧气堕志”上是一样的。与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功成名显的人相比，刘蓉、郭嵩焘“方振即蹶”，遭际迥异，但均能“不懈所学”。比起这些湘军名将领，王闿运与阎镇珩则是纯粹的读书人，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大功绩，“遭际不同，出处攸异”。然而，王、阎等人一样有好学深思、辅世长民的志向与旨趣。王闿运与阎镇珩之间也有极大的差异，一者为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闻人，一者为无乡曲之誉、暗然潜修的老儒。而在钱基博眼里，他们都是湘学“通经致用，志在匡俗”的代表。邹代钧、罗正钧“浮沉仕宦”，与王闿运、阎镇珩“肥遁邱园”、优游林下又不相同，但又殊途同归。在谭嗣同、蔡锷、章士钊三个毁誉迥异的人身上，钱基博看到的是立身自有本末、不徇一世之风的精神。
湘学特色除体现在诸人不同之中的相同之外，还体现在对学术文化的创新上面，诚所谓“湛深古学而不为古学所囿”。例如，“自来言宋儒程朱之学者，无不拘谨，而罗泽南发之以大勇；为桐城方姚之文者，多失缓懦，而国藩矫之以神奇。然则湖南人之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32]经过湘人改造的程朱之学、桐城文章，焕发出新机。而这种“强有力”正是时代所呼唤的品格。
清季以来革命排满思潮兴起，曾使湘军形象由道德楷模而一变为民族的罪人。而在钱基博看来，各人所处的具体时代背景不同，所成就的事业也不同，世异时移，功罪难有定见，但其为学精神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他说：“吾中国而有若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诸公，宁学圣贤而未至，不可违道以干誉，宁以一夫之不被泽为己疾，不以宠利居成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以仪刑于百世，岂徒一方之豪杰也！”[33]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以忧患动心忍性，而不以忧患丧气堕志，对于“以忧患幸生丧志”的“时贤”是一剂良药。而罗泽南师徒穷年汲汲，讲论濂洛关闽之学，最后“杀敌致果，卓有树立”，为处于抗战时期的国师生徒树立了榜样。钱基博号召国人“恢张学风，绳此微美”，树规模，开风气，以无愧于前贤，以有利于国家。
此外尚有更多深文奥义，就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与外省人的独特眼光相结合，促使钱基博独具慧眼，致力于对湖南先贤精神的颂扬。一方面，明耻教战，师范攸赖。作为国立师范学院的教授，钱基博注重在教育活动中开发乡土课程资源，以湖南先贤的志节文章鼓励学生，立懦廉顽；另一方面，在与湘籍学者的交往讨论中，他也加深了对湖南先贤的认识。在此基础上，钱基博撰写了一代名著《近百年湖南学风》，从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活动中提炼出湘学的最大公约数，即“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塑造出廉顽立懦、激励国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湘学新形象。
[1]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近代湖南国学传承活动研究”（17A138）
[2]张晶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胡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3]梁启超在多部论著中提到湘学，主要有《清代学术概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章太炎对湘学人物亦有评价，在《国故论衡》中曾论及王夫之、王闿运等，多有微词。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有言：“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衍于全国，独湖、湘之间披其风最稀。”是为经典论述。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曾有《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传播甚广。
[4]张舜徽：《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第220页。
[5]钱基博：《为人师者何以处国难——第二次纪念周与学生讲话》，《国师季刊》1939第1期（成立纪念专号），第61～63页。
[6]钱基博：《我记忆中所认识之湖南学者》，《国师季刊》1939年第1期（成立纪念专号），第56～60页。
[7]钱基博：《依据湘学先辈之治学方法以说明本院之一年级国文教学》，《国师季刊》1941年第9期，第1～5页。
[8]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导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6页。
[9]张舜徽：《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第6～7页。
[10]张舜徽：《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第162页。
[11]张舜徽：《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第421～422页。
[12]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8页。
[13]李肖聃：《湘学略·益阳学略》，《李肖聃集》，岳麓书社，2008，第57页。
[14]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9页。
[15]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31页。
[16]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47页。
[17]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60页。
[18]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72页。
[19]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85页。
[20]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99页。
[21]李肖聃：《湘学略》，载《李肖聃集》，岳麓书社，2008，第21页。
[22]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12页。
[23]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12页。
[24]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92页。
[25]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98页。
[26]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7页。
[27]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13页。
[28]李肖聃：《湘学略》，载《李肖聃集》，第45页。
[29]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7 页。
[30]《江苏》发刊词，《江苏》1903年第1期。
[31]公猛：《浙江文明之概观》，《浙江潮》第一期，光绪癸卯正月。
[32]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39页。
[33]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