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获得感的界定和测量研究现状

（一）获得感研究现状

获得感概念自提出伊始，便引起了各学界学者们的积极关注，并从不同角度对获得感进行了理论解读和实证探索。以“获得感”为关键词检索概念提出至今的文献数量（见图1-1），可以看到，几年来获得感研究文献数量持续快速增长。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加入获得感研究队伍，关注的议题也更加多元化，研究对象更加广泛，内容也更加深入。

图1-1 以“获得感”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平台的历年文献数量（截至2019年7月底）

目前有关获得感的理论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对其内涵特征进行理论分析与政策实践展望，具体而言，主要涉及：①获得感概念的时代内涵分析及其社会意义；[6]②获得感的社会意义研究；[7]③不同领域提升获得感的相关社会制度改革；[8]④提升获得感有效路径的理论分析。[9]而在实证研究方面，研究者们则主要对不同群体获得感的现实状况及其与相关因素的关系进行了探索研究。[10]

（二）获得感的概念界定

学界学者们就如何理解获得感进行了深入探索，从目前来看，既有研究对获得感的概念使用非常纷杂。概括来看，研究者们更倾向于将获得感理解为一个由“获得”和“感”两个具有独立含义的词组合而成的复合词，比如周盛将获得感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客观层面的获得感，即改革带来的人民群众物化的利益或非物化的权益；二是主观层面的获得感，即人民群众分享改革成果之后从感知到认同最后达致满意的情感体验。而在对获得感内涵进行阐释时也常常选择侧重其中的一个方面。[11]有些研究者更侧重客观层面的实际获得内容。比如邢占军认为获得感是以人民的基本诉求与反馈为导向的社会发展评价指标，指向的是各项具体的社会福祉。[12]田旭明认为，获得感就是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医疗、环境、安全等诸多方面利益得到维护和实现后产生的一种实实在在的满足感和成就感。[13]石庆新和傅安洲将获得感定义为主体在就业、教育、民主参与、社会治安、食品安全等具体民生问题上的评价和感受，以满意与否作为衡量尺度。[14]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相对聚焦于对获得感的“感”的分析，关注基于获得的主观感知，强调比幸福感更具体也更有实际意义的实惠感受。张品认为获得感是指因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获得而产生的可以长久维持下来的满足感。[15]李鹏、柏维春认为获得感是人民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收益、对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总体感受。[16]

本书中，我们借鉴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范式对获得感的概念结构进行探索和实证检验，将获得感界定为：民众在社会改革发展中对其需求满足过程和结果的主观认知、情感体验和行为经验的综合反应。其内涵结构包含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得途径、获得体验和获得共享五个子维度。

随着不同领域获得感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也针对特定领域获得感的特征，提出了相应的获得感定义及其维度结构。瞿晓理提出，随迁子女后义务阶段教育获得感的内涵包含教育的物质条件、教育的师资信息、教育的权益保障、教育的人际资源以及对教育的诉求情感五个方面。[17]梁土坤提出将低收入家庭经济获得感定义为，低收入家庭成员基于经济获得及其经济状况对其家庭经济状况的总体感受和整体评价，并将其分为总体获得感和相对获得感。[18]黄爱宝认为生态获得感是指人民群众在自然生态环境实际获得基础上，在自身的生态环境需求目标、生态环境意识能力与水平、生态心理状况等条件下对于实际生态获得的积极的或满足的主观感受与心理体验。[19]

（三）获得感的指标与测量

诸多研究已尝试对获得感进行测量。但由于获得感的内涵结构不明，测量指标的选择旨趣迥异。概括来看，既有研究对获得感测量指标的选择存在两种路径。一是基于需求考察的不同内容领域的获得感测评。孙远太将被试最近三年的生活改善情况作为获得感的指标。[20]《学术前沿》编者认为，获得感可以包含物质获得感、心理获得感、社会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和生态获得感等多个方面。[21]文宏和刘志鹏将人民获得感分为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与民生获得感三个方面。[22]何小芹等认为大学生相对获得感的指标结构包含经济条件、家庭支持、人际关系、学校支持、教师关怀、发展机会六个方面。[23]石庆新和傅安洲则将就业问题解决、民主参与、教育公平、社会治安、食品安全等方面的评价和感受作为评价大学生获得感的指标进行测量。二是兼顾需求的同时加入时序变化的考量来确定获得感的测量指标。[24]王浦劬、季程远以民众对得失的感知为基础，并结合时空差别区分了“纵向获得感”与“横向获得感”。[25]谭旭运、张若玉、董洪杰和王俊秀从获得体验、获得预期和获得感重要性三个层面测量了青年人的获得感。[26]

而在获得感测量工具的使用方面，部分研究者根据所提理论结构，使用目前已有成熟调查问卷或心理量表中的相应题目进行测量。孙远太利用“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2012～2013）调查数据库，使用“最近三年您的生活改善情况”为获得感测量题目，探讨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如何影响其获得感，并提出获得感是民众主客观社会地位的共同产物。[27]文宏、刘志鹏利用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CSGS）调研数据考察了人们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与民生获得感三方面的时序差异。[28]李鹏、柏维春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测量题目，研究了这三类获得感与政府信任的关系。[29]黄艳敏、张文娟和赵娟霞则以个体实际收入实现或超出其公平收入期待作为衡量其对自我获得的满足度，另外辅以幸福感的感知作为获得感的测量指标。[30]梁土坤使用“您对目前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来测量经济总体获得感，使用“您认为目前家庭的经济地位”来测量经济相对获得感。[31]邱伟国、袁威和关文晋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问卷，设定了乡村振兴民生保障中农民获得感的具体指标。[32]项军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6）得到的数据资料，从主观地位、代际向上流动和代内向上流动三方面测量主观获得感，并探讨了客观和主观获得感的具体关系。[33]

而另一些研究者则在建构获得感指标结构的同时，自编了相应的测量工具。何小芹、曾韵熹和叶一舵从经济条件、家庭支持、人际关系、学校支持、教师关怀、发展机会六方面编制了贫困大学生相对获得感问卷。[34]周海涛、张墨涵和罗炜则编制了包括认同程度、满足状况、参与机会、成就水平四维度的民办高校大学生学习获得感问卷。[35]熊文靓、王素芳从基础设施、资源内容、外部支持和人才队伍四个方面的期望-感知绩效评估角度，编制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公众获得感的测量问卷。[36]董洪杰、谭旭运、豆雪姣及王俊秀在获得感内涵结构的原型探索和社会心态测量指标基础上，编制了五维度获得感的测量量表，详见本书第七章。[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