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特征在于人的城镇化，农民工是这一进程中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农民工的迁徙与回流，都会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产生直接的影响。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近年来由于劳动力市场上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结构转型、社会政策以及农民工自身情况等原因，出现了大量农民工回流。目前，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介入的学科较多，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范式出发，主要包括社会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历史学、教育学等。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之下，对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视角和得出的结论也都不尽相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农民工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群体，农民工市民化直接决定并影响着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目标和任务的完成。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充分。学者们分别从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困境、成本测算、政策建议等角度进行了论述。
魏后凯和苏红键全面梳理了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并进行综合评估，在界定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与评价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建议。文中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单纯是将农业户口改为城镇户口，而是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在经历城乡迁移和职业转变的同时，获得城镇永久居住身份、平等享受城镇居民各项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成为城镇居民并完全融入城镇社会的过程。”[2]吕文静从户籍制度限制、各地社会保障的差异、目前农村土地的制度限制、社会就业难的客观事实、农民工自身素质高低等方面详尽阐释了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3]陆成林以辽宁省为例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进行了测算，认为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构成及其规模缺乏清晰准确的推测，导致政府难以进行系统的规划和有效的分工，不同层级和不同地域的政府之间尚未构建起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并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基本思路和方法。[4]刘蕾、匡萍和刘倩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与地方政府成本的关系问题，从财政支出、公共服务生产和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三个层面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带给地方政府的压力。[5]欧阳力胜在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之后，借鉴西方国家在市民化进程中的经验，提出了目前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重点应该是在劳动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城市融入、政治参与、民主权利等多个领域进行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农民工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政治权利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最终实现从传统乡村文明向现代化城市文明的整体转变。[6]李家祥和李喆认为，新型城镇化重要的是要保证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能在城市就业，实现完全市民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仍然是人的城镇化，即农村转移人口的真正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问题。[7]高飞从城乡收入差距的视角研究市民化的体制约束和政策推动等问题，并构建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更加系统的理论框架。[8]黄锟认为农民工不外乎三种前途，即融入城市，成为市民；返回农村，仍为农民；保持农民工身份，继续悬浮在城乡之间。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基本思路和途径有三个方面，即市民化、回流与返乡创业、改善农民工待遇和生存状况，其中只有市民化才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9]此外，探讨农民工市民化的中国学者还有辜胜阻、李睿和曹誉波，王桂新和胡健，李练军，陈昭玖和胡雯等。[10]
国外学者对农民工的市民化也有相关研究，Nisbet在20世纪70年代就对中国的市民化进行过探讨，在分析了中西方市民化进程中的传统差异后指出，主导中国农民市民化的主要和推动力量现在是未来也是国家和政党的力量，而非西方的重要社会组织。[11]Watson从中国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障方面探讨了其市民化的程度，认为农民工的身份还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而这一身份也必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力市场发生矛盾，用社会养老保障来确保农民工市民化的工作中国政府正在推进。[12]Wang和Wu考察了近年来深圳的农民工问题现状，认为中国的农民工在收入水平提高的情况下，正在进一步地融入城市生活，他们认为：随着农民工对资本积累的贡献不断变大、农民工自身技能不断提升以及工资水平的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身份认同会越来越高。[13]Griffith、Yalcinkaya和Rubera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个体自身对身份的认同，在城镇化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4]Nundy关注到了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的医疗保险和健康保险问题，指出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在市民的医疗保险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亟须加强对中国农民工的健康医疗保险，以此增强农民工对市民化的身份认同。[15]Nielsen、Nyland和Smyth等以江苏省为例也从建立社会保障的角度探讨了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指出，不同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差异是导致其市民化程度差异的关键。[16]
（二）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
学界普遍认为，半无产阶级化为审视中国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与方法论。孟庆峰从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化的立场出发，论证了马克思这一理论在中国农民工问题上的新发展，即半无产阶级化。并给出了农民工半无产阶级化的含义及表现，包括“带着土地”进城、进工厂，劳动力使用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分离等。[17]贺雪峰和袁松等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半无产阶级化的概念，但在其著作中认为，中国未出现遍布于拉美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贫民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形成这一奇迹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国式的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又可以自由返乡的城乡二元结构。通过让农民可以逆向选择（即返乡）而给予农民更大的选择自主权，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摆脱了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噩运，虽然这是以较低的城市化率为代价来实现的。[18]陆学艺指出，解决农民工问题，也就是解决农民问题。现行的农民工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19]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将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问题与中国农村劳动力商品化问题视为同一问题的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孟捷和李怡乐首先综合了马克思与波兰尼关于劳动力商品化问题的两种视角，将劳动力商品化的含义界定为“劳动力再生产对市场的依赖”，讨论了各种影响劳动力商品化和去商品化的制度因素，并分析了这些因素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的变化。[20]在另一篇文章中，两位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对劳动者报酬的影响，指出：那些推进商品化程度提高的因素将加剧劳动者对雇佣关系的依赖，削弱其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从而抑制工人整体相对于资方的独立性，这将限制他们与资本谈判时的议价能力。[21]曾红萍从社区社会资本变迁的角度探讨了农村内部劳动力商品化带来的问题，指出：“村庄内部劳动力商品化改变了村民之间的合作方式，直接导致社区社会资本各要素的流失，出现集体行动困境，农村社会内部也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发展。”[22]王俊则撰文总结了西方国家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历史教训，认为在互联网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通过不断扩大生产者与消费者、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双重分离，使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的资本不断在劳动力商品化程度提高的过程中扩大着对社会经济的统治地位，并提出了对中国在互联网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好扩大就业工作的相关启示。[23]同时，吴玉彬和张敦福从个体的视角探讨了农民工无产阶级化的历史和现实困境，并提出农民工面临诸多西方式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困境，特别是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亟须探索一个打破西方中心主义、适合中国境况的个体化和阶级观念。[24]
但是，必须指出，目前学界关于农民工半无产阶级化的分析和研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孟捷就指出：“学术界——包括政治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对半无产阶级化农民工的分析，大体接近于完成，但没有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25]
目前，国外也有学者涉及这一方面的研究，但是整体数量不多。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Smith和Pun从当前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强调西方国家将就业情况、工人身份和法律权利作为阶级形成的理论组成部分，这是错误的，也是对中国农民工向工人阶级转化的错误引导[26]。Chan和Selden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迁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政治地位的变化，即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转化，而当前的中国更多的是农村劳动力的半无产阶级化，这一趋势将长期在中国存在。[27]Frenkel和Yu分析了中国的农民工阶层和工人阶级的差别所在，认为新一代年轻的农民工在工作取向和工作生活策略方面与他们经验丰富的同行相比有显著差异，他们正在慢慢地融入工人阶级。[28]Lu、Koo和Pun试图超越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构建中国青年一代农民工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微观基础，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问题。[29]
（三）农村劳动力的供给现状
刘铮从农民工回流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带来的问题，认为它奠定了农民工较低工资的现实基础，也是造成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劳动力回流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但从总的趋势而言，是城镇化进程的倒退。因此，善待农民工，确定合理的工资标准，不仅是保护农民工利益的需要，也是城镇化进程的基本要求。[30]孟艳春和张耀奇通过对“民工潮”和“民工荒”现象的分析，提出“民工潮”开启了中国低成本劳动力时代，而“民工荒”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节点，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行将结束。[31]盖庆恩、朱喜和史清华在分析了部分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后得出结论：结合传统的剩余劳动力理论可以推断在当前制度环境下，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32]孙燕铭探讨了城乡劳动力迁移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现状。他指出，农村的人力资本在劳动力迁移的过程中水平有所提升，但提升不足，在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上仍然无法满足农业部门的有效需求，在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上，城乡差距依然明显。[33]罗明忠、罗琦和王浩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以农户家庭为单位，在贝克尔家庭内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实际，应用拓展模型，分析农户家庭转移劳动力供给的决策机制及影响因素，认为：“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应该更加关注转移对劳动力家庭的影响；同时，要优化农地资源配置，通过土地流转降低家庭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需求，促进农户家庭劳动力转移。”[34]李崇梅、王文军和胡际莲利用多变量非平稳时间序列的状态空间模型对影响农业劳动力供给水平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据此对2017～2026年的农业劳动力供给状态进行了趋势预测。[35]高小明和郭剑雄研究了农村人口转型对二元经济结构收敛的影响、作用路径及其变化趋势。并得出以下结论：以从高生育率的数量偏好到高人力资本投资率的质量偏好为特征的农村人口转型对二元经济结构收敛具有显著作用。[36]程杰、蔡翼飞和贾朋撰文探讨了农村劳动力供给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指出，农村面临“未富先老”的严峻挑战，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的需求与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之间存在日益突出的矛盾。[37]
国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Knight、Deng和Li利用人口结构的方法，对中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进行了详细测算，该方法以统计数据为基础，减去其中已实现向工业部门或现代部门转移的人口、减去农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再减去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中一定年龄以上人口，剩下的即为农村剩余人口。根据他们的测算，2007年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人口有8000万人。[38]Sidney Goldstein和Alice Goldstein在20世纪80年代就撰文探讨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给中国社会和经济带来的深刻影响。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允许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政策已成为农村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提高农村生活水平的主要机制，它还使城市地区能够在不给城市设施造成过度压力的情况下，获得短缺的熟练服务工人和非技术建筑工人。[39]
（四）农村劳动力迁移带来的影响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由此带来了诸多的影响，存在不容回避的问题。温铁军就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现状分析指出，不让农村人口转出来，就很难解决农村问题。[40]对此，蔡昉也持相同观点，他撰文分析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成因，认为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和统购统销制度的废除以及城市户籍制度的松动，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创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41]孔祥智和钟真等指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导致农业兼业化、副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尤其是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阻碍了农业的发展。与大量农民向城市迁移相伴的，是不断增多的耕地抛荒现象。此外，由于农业部门的比较收益很低，在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进城务工。[42]Rozelle、Taylor和De Brauw从劳动力外出对农业的具体影响方面进行了数据分析，指出，劳动力外出对农业生产有显著的负效应，这可能与劳动力流失有关。不过这种负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增加的汇款部分补偿，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得出，最终劳动力外出带来的净损失大概是年均产量的14%。[43]爱尔兰学者瑞雪·墨菲指出，城乡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产生了重大影响，农民工成为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联结，并引起了人员、技术、资金、商品和信息的回流。[44]
目前学界研究农民工问题理论支撑的一个明显的特征便在于用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论证中国的农民工迁移、“民工荒”等一系列问题。如有学者主张用引力模型来分析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刘生龙就将人口迁移与迁出地人口、迁入地人口和两地之间的空间距离联系起来，认为人口迁移与迁出、迁入地人口正相关，与两地之间的距离负相关，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人口迁移越来越符合引力模型的预测。[45]也有学者主张用推拉模型来解释农民工问题，如金沙认为该模型是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典模型。[46]孔祥成和刘芳利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和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模型来解释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47]张彩江和马庆国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劳动力状态的静态模型和劳动力流动的动态方程，得出了“剩余劳动”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的结论。[48]这些研究看似分析得充分并考虑周全，但本质上强调以农民工成本收益来决定就业位置，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李强就认为中国农民工的流动和迁移是农村、城市推、拉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虽然推拉因素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中所起的作用在某些方面与其他国家有相似之处，但是，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具有不同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突出特征。[49]西方学者中以Islam和Yokota为代表，也主张用刘易斯拐点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农民工问题，认为如果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快于工资增长，那么就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而他们的实证研究证明，1989～1996年，中国的工资增速大于边际劳动生产率，1997～2005年工资增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边际劳动生产率却得到大幅度提高。截至2005年，边际劳动生产率虽然仍略微低于工资水平，但已相当接近并有超越之势，因此，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在此基础上分析农民工问题是合理的。[50]
Myerson探讨了中国农民工在迁徙的过程中家庭观念和传统价值观的转变，通过分析比较后认为迁徙的农民工价值判断并未随着城市居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并没有切断与家庭的关系而融入城市文化。并得出以下结论：农民工无法改变其合法居住地，即使他们计划不返回也与他们以前的家庭保持着心理和经济联系。[51]Swider用就业配置理论分析了中国建筑行业的农民工问题，认为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不能单纯考察工人-雇主的二元结构模式，应该从工人-雇主的二元关系模式转移到更复杂的工人、雇主和国家三位一体的劳动力考察模式。[52]
Feldman和中国学者共同撰文讨论了社会关系网络在农民工融入城市居民中的作用，认为考虑到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居民不同方面的不同影响，许多农民工有可能陷入永久性贫困并沦为城市社会的下层。[53]Watson用“游泳池”转移理论分析了农民工迁徙过程中的养老保障问题，指出，“农民工”的概念源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制度，该制度的继续存在与发展中的劳动力市场是相冲突的。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户籍和大量当地人口为基础，由于流动性和缺乏在“游泳池”之间转移福利的机制，对于农民工是不公平的，指出需要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养老保障体制。[54]
（五）农民工回流
农民工回流贯穿农民工迁徙的始终，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回流大量出现且开始常态化。对农民工回流的研究论著主要集中在对农民工回流的原因探讨、回流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回流带来的正负面影响等方面。明娟和王子成认为，中国农民工的回流原因是内生的，也就是回流是农民工自己的选择性行为。[55]德国学者Lee就曾指出，迁移是一个选择性的行为，而且大多是正向的选择，即与非迁移者相比，迁移者有更多的优势或者有更大的能力来获取就业机会或者克服迁移中遇到的困难。[56]Radu和Epstein认为，移民回流的原因主要是外生的，即它主要受经济周期等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57]马红梅和金彦平分析了农民工回流带来的正负面影响，指出积极影响主要指农民工回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城市发展：一是可以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二是可以缓解城市发展压力。同时农民工回流也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主要有：一是使得农村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提高；二是回流导致农户打工收入锐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三是部分农民工回流至农村，影响社会治安的稳定。[58]谭崇梅、叶曦和曾志坚研究认为，农民工回流会对农村经济起到积极作用：一是回流的同时农民工也把资金带回农村；二是可以缓解农业劳动力的不足；三是回流农民工通过创业行动，可以促进农村工业化。[59]李家祥则基于回流带来的不利影响指出，中国的农民工表现出逆向的回流，并且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难以快速提升，但同时也可以避免落入“拉美陷阱”。[60]
也有学者探讨了农民工回流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如蒋海曦和蒋玲认为回流的农民工是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本，当社会物质资本达到一定量时，尽快使大量社会人力资本进入农村农业，即形成当代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中国职业农民队伍，是当代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61]对此，侯中太也持相同观点，认为在乡村振兴急需人才的情况之下，农民工回流潮正好能够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人才支持。[62]同时，农民工回流相关问题的学者还有吴艳文和李蓓蓓、刘玉侠和石峰浩、肖艳栩和鱼洋等[63]，他们分别从回流的不同视角展开了研究。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印度学者Mitra较早地关注了中国的农民工失业和回流问题，他认为中国加入WTO必然加剧农民工在城市的失业趋势，从而导致大量农民工回流。[64]Roberts将中国国内的流动人口与从墨西哥迁移到美国的劳动力进行了对比后认为，两者存在许多相似性：他们的流动都是自发的，存在相似的迁移网络；他们都很难取得正式的法律承认的居住许可，大部分从事着出卖体力的非技术性工作，也正因为如此，两者都存在循环迁移的现象，他们尽量保持着与家乡的联系以备最终返回家乡。另外，他还指出了墨西哥在人口流动政策方面与中国有相同之处，即墨西哥采取与中国一样的土地与农业政策，土地不能被交易。[65]
（六）城镇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首先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农民工代际划分。目前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一般有两种划分方法，一种是按照打工者年龄特点来划分的，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并在大中小城市务工的农民工。[66]刘传江和徐建玲用改革开放这一时间点来界定农民工类型，把改革开放之前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农民工称为第一代，而把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农民工称为第二代。[67]这些根据农民工生活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在文化、观念和行为方面的差异来划分农民工类型的方式，其实质仍离不开年龄特征层面的区分。另一种是按照打工者外出打工的起始时间来划分。如王春光就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是第一代，而90年代初外出的是新生代。[68]也有学者以学历背景界定农民工，如张领认为，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就是指在农村出生和长大，中学毕业或中学未读完、辍学而进入城市的务工者。[69]
还有学者撰文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结构、特征等。如袁书华、贾玉洁和付妍从新生代农民工的规模、来源、女性比例、受教育程度、未婚比例等方面对其结构特点进行了论述。[70]也有学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申鹏从劳动力的禀赋角度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为模式，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决策是一种经济理性的决策行为，由于禀赋的限制和就业的有限理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是一种有限理性的就业选择决策行为，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实现不同类别的就业及就业行为的多样化。[71]更有学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态，并进行实证研究，如石向实等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进行调查和取证研究后得出结论：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存在性别、收入水平、阶层感的显著差异，而在职业、受教育程度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72]
从以上的综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得还是比较充分和深入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多方面的基础资料，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但仍需指出的，目前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对文件和政策的解读分析上，更多地倾向于现状调研和基于调研的路径和对策的提出。尤其是对农民工问题分析的理论模型和支撑大多数来源于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而这些理论本身在分析农民工问题上并不是十分具有说服力，用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大多时候是一叶障目，并没有从本质上把握复杂的农民工问题。此外，中国农村劳动力商品化的未来走向和具体分析路径还较为模糊，需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农民工问题研究，增强农民工回流现象背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话语体系构建，分析农民工回流后的未来社会主义趋势，这些是目前学界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