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型城镇化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第一节 城镇化研究综述

城镇化正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关注的重点。继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之后，党的十八大也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并指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雄厚的潜力所在，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

随着城镇化不断发展，学术界也一直持续关注城镇化，城镇化发展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参与国家经济发展研究的一大重点。在中国知网上以“城镇化”为篇名关键词可以搜索出自1919年至今的99109篇文献，其中，中文文献自1983年才开始出现；以“新型城镇化”为关键词同样可以搜索出32803篇文献，研究起始时间为1986年。文献主要以“城市化”“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城镇化建设”“城镇化发展”“新型城镇化道路”等为主题进行研究。可见，城镇化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大重要命题，同时也成为我国学术界新的关注点。

目前，学术界对城镇化动力机制及新型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大方面：城镇化的内涵、城镇化动力因子分析、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避免“城市病”出现的方法、城镇化发展路径。

一 关于城镇化内涵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新型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十年，他们从不同角度定义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指出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戎爱萍、郭卫东等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城镇化是由于人们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被不断吸引到城市，从而引起了生活方式的变化，因此城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1]。经济学家Howard E.认为城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生产生活从农业向非农业转换的过程[2]。陆大道则认为城镇化是地域空间演化的过程，它包括从乡村向城镇的转化、城镇向周边的扩张和城市内部的不断更替[3]。虽然目前学术界尚未对新型城镇化形成统一的定义，但是各学者都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对其有了一些理解。胡际权提出新型城镇化是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统筹城乡发展，产业带动力强，非农产业就业充分，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新型工业化同步发展的城镇化实现道路[4]。单卓然、黄亚平提出新型城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即以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产业升级与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和集约高效、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为重点内容的全新的城镇化过程[5]。吴殿廷等提出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以城乡统筹、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6]。

二 关于城镇化动力因子分析的研究

对城镇化动力因子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只有厘清城镇化的动力因子有哪些，才可能“对症下药”地助推城镇化健康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发展经济学视角出发，将城镇化动力机制概括为“推—拉力”作用机制[7]。“推—拉力”作用机制认为乡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是城市化持续推进的动力：来自农村的推力主要表现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导致的农村人地关系紧张和就地改善生活环境难度较大等因素对农业富余劳动力的推力；来自城市的拉力主要表现为工业化扩张下城市在经济收入、个人发展机会和生活水平等方面的优越性对人口产生的吸引力[8]。在“推—拉力”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部分学者结合我国特色城镇化背景与格局提出了二元动力机制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城镇化动力[9]。自上而下城镇化动力来自中央政府，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制度与政策对城镇发展的推动。自下而上城镇化动力来自农村非农化发展，政策、资金与基层政府的力量对城镇化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除“推—拉力”理论外，学者还提出了其他的城镇化动力机制，且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因素都是城镇化发展的推进动力。李雪萍、丁波认为城镇化的动力主要由外部动力即政治推动力、根本动力即产业推动力和内在动力即文化推动力共同构成，且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推动的关系[10]。例如有学者以西藏高原为例，分析了援藏政策对城镇化的作用，认为援藏政策是西藏城镇化的核心动力，但同时也强化了西藏“非典型的二元结构”，城镇缺乏自然发育和自觉成长的过程，缺乏内在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活力，经济职能弱，从而导致辐射带动能力不足[11]。张杰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新疆特色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一文中，通过对新疆城镇化进程进行分析，指出内源动力是城镇化的重要支撑、外向动力起重要拉动作用，市场动力调节资源配置、政府动力进行宏观调控[12]。魏冶等人以省区为基本单元，对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加以考察，结果表明市场力、行政力以及内源力作用较强，而外向力作用较弱，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内生性特点，长期来看，内源力作用逐渐上升而行政力作用逐渐下降将成为必然趋势。同时，其他动力因子的作用也不容忽视[13]。例如，徐君等人认为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有强大的助推作用，同时新型城镇化对产业集聚区的建设提供了条件[14]。刘振宇、魏旭红认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城镇化进程平稳进行的重要供给支撑，并将城镇化动力机制的重要构成重新划分为需求拉动型、供给推动型、外生制度型和内生制度型[15]。

三 关于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的研究

前文分析了城镇化的动力因子，相应的，城镇化发展也会存在制约因素。学者认为城乡二元化制度、经济发展落后、产业发展动力不足、自然地理条件限制、环境承载力弱、不同区域及不同类型城市的差异化配套制度等因素成为限制城镇化发展的几大因素。

刘敏、张占仓通过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进行研究后，认为制约城镇化进一步推进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转移压力大、资金及资源紧张、城市群和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有限、产业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贡献能力不强等[16]。其中，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需要特别关注。钱洁、殷建国从公共安全的视角审视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发现在城镇化进程中特别要关注农村进城人口的利益诉求冲突，不同区域及不同类型城市的差异化配套制度、不同时期的政策变动，以及盲目追求城镇化数字等因素可能会带来“逆城镇化”意愿，从而引发安全风险[17]。李世泰、孙峰华通过构建动力系统结构模型，以烟台市为例进行分析，指出户籍、土地、经济体制产业发展政策、行政区划、城乡二元化等制度阻碍，以及包括农民迁移的户籍成本、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和较低的文化素质造成的距离成本、心理距离成本、思想观念和低下的劳动力素质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城镇化发展进程[18]。唐蜜、肖磊以四川为例对欠发达人口大县进行分析，发现欠发达人口大县的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30个百分点以上，欠发达人口大县滞后的经济发展并未有效带动城镇化发展，工业化发展对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作用微乎其微[19]。黄亚平、林小如通过对湖北省山区进行全面分析，认为偏远的地理区位、脆弱的生态环境、滞后的经济发展、失衡的城镇空间布局、劳务惯性输出、单一的农业三产化都严重影响了山区县城镇化的发展[20]。

四 关于“城市病”的研究

“城市病”是指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不良症状。张广海、龚荷认为环境污染严重、就业吸纳能力疲软、城市日益拥挤、居民生存压力巨大等负面问题已然成为“城市病”的一大标志[21]。王格芳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中国城镇化战略研究》中详细论述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发展不均衡、城市和乡村之间发展不均衡，也是我国多年来在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弊端，从而成为催生“城市病”的重要因素[22]。“归根结底，城市病的出现源于快速膨胀的人口与城市资源不协调的问题。”盲目追求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快于人口城镇化率，大规模农民工转移人口导致“半城镇化”严重，“被城镇化”现象等普遍存在。孙振华总结了拉美国家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认为缺乏农业发展的基础支撑、城乡一体化的协调机制、政府的合理调控和引导、产业的支撑都会导致城镇化的过程中呈现典型的“过度型城镇化”特征，也即“拉美陷阱”[23]。

此外，学者们也针对“城市病”提出了一些治理方案。彭文英等人[24]认为北京“城市病”具有一般性，更表现出首都城市特有的复杂性和异质性。针对北京“城市病”的异质性特征，促进产城融合发展，进一步强化疏解整治与优化提升并举策略，强化实施环北京都市圈发展战略，加快提升环北京地区的“绝对”发展水平，建设群体利益优先的社会价值体系，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效率，以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为导向，加强环境污染防治的跨区域协同是治理北京“城市病”的关键。莫神星、张平认为“城市病”影响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也影响城市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进程，通过推动新型城镇化绿色低碳发展，推动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型，推动生产方式的绿色化、低碳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文明化、生态化、低碳化，才能真正以城镇绿色转型发展推动“城市病”治理[25]。陆铭等人通过对城市人口规模与污染、拥堵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后，否认人口规模扩大带来严重污染和拥堵问题，并提出在城市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加快外来人口的市民化，可以使潜在的最优城市规模扩大，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生活宜居与社会和谐三个目标[26]。

五 关于城镇化发展路径的研究

在分析了城镇化的内涵、城镇化的发展动力机制、制约城镇化发展的因素以及应避免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后，学者们同时也对城镇化的发展路径进行了研究。杨传开认为针对当前农民城镇化积极性不高、中小城市吸引力薄弱、农民集中居住问题突出等地方在推进县域就地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可重点从增强农民进城定居能力、关注返乡农民工群体、提升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引力、适度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培育建设特色小镇等方面加快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27]。而彭斌、芦杨认为针对就地城镇化存在的制度不完善、权责不匹配、产业失衡、利益多元等许多现实藩篱，推进制度改革、优化权责配置、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统筹多元利益是推进就地城镇化建设的策略选择[28]。然而针对不同地区更需要因地制宜，以出台更加适合当地的城镇化推进措施。例如李雪萍、丁波认为在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应完善城市公共服务，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旅游及特色产业，打造高原特色经济，以环境保护为主，发展绿色城镇化[29]；而对于经济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张广海、龚荷认为要促进产业融合、加强社会就业、推动城镇社会文化发展、推动城镇生态文明建设[30]。在城镇化任务繁重的广大农村，由于经济欠发达，应该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提高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整合教育资源，全面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强化产业基础，推进农村城镇化持续发展，发挥市场主导力、政府引导力的作用，保证农村城镇化健康发展。

此外，以工业化推动农村城镇化，加快体制创新，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镇各项功能，加快推进与城镇化相关的制度改革，重视工业化推进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升级，整合教育资源，全面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促进城镇化动力的多元化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