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生态文明研究》：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的环境正义维度[1]

王雨辰[2]

【摘要】伴随着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在生态治理实践中的缺陷而引发的“环境正义”运动，“环境正义”成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人们关注的问题。综合学术界对“环境正义”内涵的探讨，将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结合起来考虑，可以把“环境正义”归纳为“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承认正义”三个方面的内涵。由于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全球化发展趋势根源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资本全球化，当代全球环境治理必须依据“环境正义”的价值原则，在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有机论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转换以要素投入为主的传统发展方式，用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代之，在使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民主化的基础上，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把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同实现世界的普遍繁荣有机结合起来。

【关键词】环境正义；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现代化与全球化；全球生态治理

“环境正义”问题是针对西方环境思潮在解决生态问题中暴露的缺陷而提出的。西方环境思潮主要包括以生态中心论为理论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自治主义的“深绿”思潮和以现代人类中心论为理论基础的环境主义、生态现代化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浅绿”思潮。“深绿”和“浅绿”思潮在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等具体理论观点上虽然存在分歧和争论，但其都是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维度，单纯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的，在理论上具有抽象的文化决定论的缺陷，在价值立场上，都是力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由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造成的生态危机的后果要求所有人承担，不仅具有维护资本利益的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还具有违背环境正义的原则，无法有效地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由此引发了当代环境正义运动，并使“环境正义”问题成为当代生态文明理论探讨的重要论题。本文力图在探讨环境正义运动的起源与主题的基础上，阐发环境正义的内涵，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重要价值。

一 “环境正义”运动的起源与主题

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虽然揭示了生态危机产生的生态价值观根源，对于人类反思自己的实践行为具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理论缺乏制度维度和政治维度的视角，看不到资本及其支配的全球权力体系才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以捍卫人类整体利益为借口，撇开生态危机产生的责任主体，要求所有人无差别地为生态危机负责。而他们所谓的“人类整体利益”本质上是资本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不但看不到在当前的生态危机中，不同主体之间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存在的矛盾冲突，而且也冲淡了资本在当代全球环境治理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显然有违环境正义的原则，无法正确处理人类实践过程中实际存在的环境问题，暴露了其理论过于抽象和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重大缺陷。

正是由于“深绿”和“浅绿”思潮无法解决实际中的生态危机，1982年在美国兴起了环境正义运动，并迅速向全球传播。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将有毒工业垃圾全部倾倒和掩埋在该州的瓦伦县，该县主要居住的是非洲裔美国人和低收入的白人。1982年在联合基督教会的支持下，该县民众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从而第一次将种族、贫困与环境污染联系起来，由此引发了环境正义运动。1987年美国联合基督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发表了《有毒废弃物与种族》的报告，揭示了长期隐藏于美国社会底层的环境正义问题。该报告指出：美国环保局和地方环保机构指定的有毒废弃物处理点大部分集中在少数民族和低收入的地区，从而把环境污染与种族偏见有机联系在一起了。1991年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高峰会”，大会确立了环境正义的17条原则。1994年，美国克林顿总统颁布了“联邦政府针对少数民族与低收入人民的环境正义议题之行动”的行政命令，规定所有联邦政府都应当把维护“环境正义”列为主要任务。美国的环境正义运动主要关注的是环境污染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关系，环境运动在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穷人环保主义”运动，其标志是1994年印度生态主义者R.古哈发表的《激进的美国环境保护主义和荒野保护论：来自第三世界的评论》一文。该文把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城市特权阶层的过度消费，二是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军事化。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偏执于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不仅没有把握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的实质，而且在处理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拘泥于抽象的人类整体利益，只会更加加剧社会的不公正。他以印度为例指出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运动与发达国家的环境运动这两方面的不同。具体来说：一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受环境问题的影响最深，他们面临的是如何谋求生存，而不是生活质量的问题；二是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平等以及经济和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古哈的上述观点引发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激烈反应，并逐渐形成了以维护生存为目的的穷人的环保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的核心是如何实现环境资源的分配正义。

如果说，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的主题是追求生活质量和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话，环境正义运动的主题则是追求穷人的生存和平等分配生态资源的权利，并第一次把生态问题与种族、平等和权利等问题结合起来，使“环境正义”的内涵与如何实现环境正义成为当代生态文明探讨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 “环境正义”内涵的理论阐释

“环境正义”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提出的，其目的在于探讨生态资源如何分配，即环境善物或恶物如何分配的原则。对于“环境正义”的内涵主要有三大类型的观点。

第一，以美国伦理学家彼得·S.温茨在《环境正义论》一书中的观点为代表，主张环境正义应当处理人类之间、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生态资源的公平分配。在他看来，“环境正义”是关于“在所有那些因与环境相关的政策与行为而被影响者之间，利益与负担是如何分配的。它的首要议题就包括我们社会中的穷人和富人之间进行环境保护的负担分配，同样，也包括在贫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在现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人类与非人类物种尤其是濒危物种之间，对自然资源如何配置”。[3]也就是说，在温茨看来，环境正义不仅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环境利益矛盾，还必须处理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环境利益。从上述定义出发，他运用“反思平衡”的方法，通过分析财产权理论、人权理论、功利主义、罗尔斯社会正义论和西方绿色思潮的理论得失，强调上述理论在处理“环境正义”问题上所具有的优势和不足，并提出了他的多元正义的“同心圆理论”，作为处理环境正义问题的哲学基础。他的“同心圆理论”的核心是把人类与非人类看作一个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共同体，并从人际关系互动的视角，以人际关系的亲密度为标准，规定人们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它涵盖了家人、朋友、同事、全人类、动植物、生态系统等，由此形成人际正义、代际正义、国际正义和种际正义。也就是说，亲密度越高，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越多，这就决定了越靠近同心圆里层的他者，我们就越负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温茨认为，他的“同心圆理论”不仅能说明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能很好地说明环境正义问题。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亲密度决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距离较近的人群之间的责任和义务主要呈现一种积极人权。可以看出，温茨认为“环境正义”虽然要求把道德关怀的范围拓展到整个生态系统，但并不主张生态共同体中所有存在物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只是认为应当考虑非人类存在物的权利，并根据人际关系的亲密度来处理生态共同体的责任义务关系。

第二，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代表，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斯·奥康纳和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戴维·佩珀从社会正义的维度强调实现环境正义的重要性。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明确提出要把恢复“生产性正义”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的首要原则，他批评过去的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看作完成资本主义未完成的分配正义的承诺，这违背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原意，因为社会主义创始人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使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必然造成了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从而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正义，将使用价值的生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由于过去的社会主义者违背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原意，其结果导致社会主义实践依然是追求经济增长和分配的增长。奥康纳进一步分析了“生产性正义”与“分配正义”的不同。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所说的“分配正义”主要包括三重含义：其一是财富和收入的平等分配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生产负担的平等分配；其二是对环境利益和环境危害、风险和环境成本的平等分配；其三是对资本主义积累给特定社区所带来的利益和损害的分配。而资产阶级的分配正义的本质是力求根据市场以及市场对人的生命和健康的估价做出罚金和奖励，但在高度社会化的情况下，这些估价都无法得到合理的测定。这就决定了“分配性正义在一个社会化生产已达到高度发展的世界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4]需要从追求分配正义转换到追求生产性正义。与分配正义不关注社会关系的变革不同，生产性正义则把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为其核心追求。生产性正义强调只有变革了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耗费，引导人们到创造性的劳动而非消费活动中实现自我。佩珀则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中反对西方生态中心论将生态危机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要求树立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强调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造成了社会不公正和生态危机。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关系既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剥削的来源，同时也造成了生态掠夺和生态破坏，生态危机的本质是在生态资源占有和使用上的不公平造成的人和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危机，只有变革不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生产目的的正义和生态资源分配的正义，才能在保证每个人都拥有合理的物质富裕生活的底线，并创造多种满足形式的基础上，在改变资本主义条件下把生产的目的归结为资本追求利润，把消费当作人们唯一的满足方式，改变现代社会所谓高生产、高消费的理想生活方式，使人们到创造性的劳动中去体验自由和幸福，并提供多种更富吸引力的满足方式，最终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佩珀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实现了包括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在内的“一个在艺术上更丰富的社会，其中，人们吃更加多样化和巧妙精致的食物，使用更加艺术化建构的技术，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加多样性的休闲消遣，更多地进行旅游，具有更加现实性的关系等”。[5]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社会正义”，主要是指所有制正义，由此决定生产正义和环境分配正义。

第三，以美国学者罗伯特·D.布拉德和英国学者戴维·米勒为代表，他们也是从社会正义的视角来理解“环境正义”，但他们所说的“社会正义”具有不同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罗伯特·D.布拉德将环境正义划分为程序正义、地理正义和社会正义三种形式。所谓程序正义就是法律、法规公平执行的程度，程序正义本质上是一种分配正义；所谓地理正义是指有色人种和穷人的社区如何选择废弃物品的处置问题的正义，即如何对放弃废弃物的社区展开生态补偿的问题；所谓社会正义则是指种族、民族、阶级等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环境决策的问题，其本质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群体承担环境风险的分配问题。戴维·米勒则是立足于社会正义的宏观视角，结合通过分析作为分配标准的应得、需要和平等之间的关系，主张把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引入包括环境在内的公共物品的分配中，批评西方绿色思潮过于强调个人偏好的浪漫主义做法，认为个人偏好只有成为足够多的人的偏好时，才能对社会正义提出要求。

西方学者对“环境正义”内涵的探讨，对于我们给“环境正义”以明确的界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笔者看来，温茨认为环境正义包括人类之间、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观点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环境正义本质上主要是一种分配正义，这就要求了解不同主体之间的需求和偏好，但这对于非人类存在物而言存在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三重困难。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非人类存在物缺乏表达自我意愿的可能，何为非人类存在物的需要和偏好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正义本质上是一种责任义务关系，只能发生在有意识、有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而非人类存在物不是有自觉意识的主体，无法承担责任和义务。因而结局是只有人类对非人类存在物的责任和义务，却没有非人类存在物对人类的责任和义务。这种不对等关系决定了要求人类对非人类存在物承担义务是不可能的。人类对非人类存在物承担责任义务，本质上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从政治学上看，要求在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进行正义的分配，但非人类存在物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在当前生态资源日益市场化和政治日益民主化的今天，要确定非人类存在物的权利显然存在困难。也正因为存在上述困难，温茨只是强调人类应当考虑非人类存在物的权利，强调应根据人际关系的“亲密度”来决定权利义务关系，实际上是把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权利义务关系，纳入人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之中来考虑的。因此，“环境正义”不应该包括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关系，而应当是着力解决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问题。但温茨所说的“多元主义的正义理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思考“环境正义”的内涵却具有启示意义。把温茨所说的“多元主义的正义理论”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罗伯特·D.布拉德和戴维·米勒所说的“社会正义”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把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结合起来，把“环境正义”的内涵归纳为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承认正义三个方面的内容。这里所谓的“分配正义”，是指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对环境善物和环境恶物按照公正的程序进行的合理分配。由于现代社会的环境善物和环境恶物的分配总是在一定公共权力的支配下进行的，所以分配正义又必须以程序正义为基础和前提，这就凸显了生态文明理论中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合理性的重要性；所谓“矫正正义”，既包括对环境受损人进行生态补偿，也包括对环境破坏者的惩罚，这就凸显了生态文明理论中环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所谓“承认正义”，就是承认不同群体和个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尊严，这就要求生态文明理论中应当贯彻环境决策的“知情同意”的权利。环境正义所包含的上述三种内涵，既包括市场经济的效率和法治精神，又包括对人的关怀和尊重的人道精神，彼此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彰显了生态文明理论的功利和人道维度的统一。

三 “环境正义”的主要类型与当代环境治理

根据上述对“环境正义”内涵的分析，我们可以把“环境正义”划分为“代内环境正义”和“代际环境正义”两种类型。所谓“代内环境正义”又可以分为“国内环境正义”和“国际环境正义”两种形式。“国内环境正义”主要是处理民族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生态资源平等分配的问题；“国际环境正义”主要是处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生态资源的平等分配问题，这就必然包括如何处理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的生态资源的分配问题、全球环境治理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的责任与义务问题、如何尊重后发国家的发展权与环境权问题等。所谓“代际环境正义”主要是如何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生态资源的分配问题，它客观上要求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应当考虑后代人的利益与需要，保证后代人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当代环境治理既包括民族国家内部的环境治理，又包括全球环境治理，坚持“环境正义”的价值维度，对于展开当代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为了更好地论述在当代环境治理中坚持“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的必要性和意义，我们必须考察当代生态危机产生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原因。生态危机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同一历史过程，资本的全球化又使生态危机呈现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这一维度看，马克思恩格斯都把资本主义现代化看作资本殖民掠夺落后国家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不仅造成了本国的生态问题，还通过殖民活动造成被殖民国家和地区的生态问题。对于前者，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主要体现为自然资源日益枯竭、土壤肥力下降、城市空间拥挤、工人生存条件日益恶劣，甚至人类与自然物质能量交换关系出现裂缝等；对于后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在肯定资产阶级在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巨大历史作用的同时，也指出资产阶级破坏了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6]他们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与过去一切不同的地方在于：“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7]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通过对世界市场的开拓，也造成了落后国家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8]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工业化正是通过开拓世界市场，利用落后国家的原料和市场，摧毁落后国家的民族工业，从而获取利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和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同一性的基础上，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整个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从而形成了以资本全球化运动为主要内容的世界历史的时代。因此，“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还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9]也就是说，正是资本的全球化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但是又破坏了落后国家的自然条件，造成了生态问题的全球化发展趋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从资本积累和开拓市场的需要出发，必然要不断向外扩张，不断剥夺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土地，使之被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剥夺国内和被殖民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产条件为基础和前提的。因此，“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0]

从资本的全球化这一维度看，由于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和资本积累，这就决定了资本必然要不断扩张，从而形成了资本的全球化运动。资本的全球化运动采取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通过与落后国家采取“联合发展”的方式，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并转嫁生态危机；二是资本所控制的不公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资本的国际分工，对落后国家展开生态资源的剥削与掠夺。在上述“联合发展”模式中，资本在利润动机的支配下，总是倾向于把发达的技术、工业化的管理、劳动分工与低工资结合在一起，而这种模式正是由全球跨国公司在21世纪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组合在一起的主要形式。这导致的结局是欠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衰竭和急剧消耗，体现为土壤肥力下降、森林被快速砍伐、矿物被快速开采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借助于欠发达国家的不平衡发展，通过采取所谓“联合发展”的形式，掠夺欠发达地区的生态资源，并造成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对于资本是采用何种方式通过“联合发展”的形式展开全球化运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威尔在《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一书中指出：资本主要依靠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相互支持而展开“联合发展”形式的全球化。具体来说，世界贸易组织主要负责监管全球贸易的规模；世界银行主要负责全球贸易活动所需要的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负责处理全球贸易活动中的债务和金融违规活动，充当金融警察的职能。正是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各个国家都陆续被卷进破坏生态的旋涡中，特别是全球化所导致的债务问题加快了生态破坏这一过程。可以说，正是资本的三种特性，即资本具有降低自身生产条件的趋势、资本为了生存必须无止境扩张以及资本会进一步扩大全球的贫富差距，正是这三重组合导致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因此，“只要资本规则存在，这一合并就会使生态危机成倍增长，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无法避免这种隐患”。[11]因此，资本应当为生态危机负责。

资本不仅通过全球化使生态危机呈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而且还通过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分工掠夺、剥削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当前的全球化运动是由资本所支配的，因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主要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决定的，其目的在于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资本全球化造就了全球经济的分工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发展中国家为了谋求发展，不得不通过向发达国家出卖资源，换回发展所需的技术和资金。而资本所控制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原材料实施低价，而对技术含量的工业品实施高价，以此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不仅如此，资本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和转嫁生态危机，还把具有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此，在当前的生态危机中，“富国对过去的大多数排放负有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却最先也最严重地受到冲击”。[12]正因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中，任何地方性的生态问题都必须从资本的全球化这一视角分析。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康纳指出：“大多数的生态问题以及那些既是生态问题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的社会经济问题，仅仅在地方性的层面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区域性的、国家性的和国际性的计划也是必需的。毕竟，生态学的核心就在于各种有特色的地方及问题间的相互依赖性，其核心还在于需要把各种地方性的对策定位于普遍性的、国家性的以及国际性的大前提下”。[13]也就是说，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问题的探讨需要立足于资本全球化这一视野展开，这就意味着不能脱离资本全球化和资本所控制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来揭示生态危机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实质。如果说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资本的全球化是生态危机和生态危机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原因的话，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观念与发展模式的缺陷、不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人口增长过快和贫困也是其生态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从发展观念与发展模式的缺陷看，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起点不是根源于内在因素累积的结果，其发展都属于“后发外生型”“挑战—回应型”的模式，其特点是遵循西方现代化理论，脱离本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和实际，通过直接移植西方的发展模式展开的。现代化理论本身就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了把新兴独立国家和地区纳入资本主义阵营的一种意识形态。“二战后的年代里最主要的挑战是，找到复兴和推广美国的自由主义社会价值观、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和民主的政治结构的各种办法。他们声称，胜利取决于击败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力量，只有通过加速‘传统’社会向开明进步的‘现代性’转变的自然进程才能达成这一目标，而美国本身就是最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性的国度。”[14]因此，他们是根据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为落后国家设计现代化道路，并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向落后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诱导这些国家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普遍采取了大规模投入人力和财力的外延式发展模式，进而形成了外延发展的现代化模式。这一现代化模式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新兴国家和地区根据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验，把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并向发达国家大举借债，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优先发展“制造业”，这虽然带来了经济总量的增加，但是既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外债问题，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二是由于忽视社会结构的变革，经济增长的好处主要为少数人所享受，这些国家普遍出现了社会两极分化、社会腐败和政治动荡；三是由于照抄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剧烈冲突与文化价值观念的断裂。这种发展模式虽然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结果最终呈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后发国家现代化实践出现的问题引发了人们的反思。反思的重要成果就是要区分“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不同，对此英国学者杜德利·西尔斯在《发展的含义》一文中指出，“发展”和“增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增长”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发展”则包括更多的内容。强调“增长”仅仅只是物质总量的扩大，而发展应该包括更多的内容。因此，“增长本身是不够的，事实上也许对社会有害：一个国家除非在经济增长之外在不平等、失业和贫困方面趋于减少，否则不可能享有‘发展’”。[15]对“增长”和“发展”的区分，使人们对社会发展的综合性做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发展除了包括经济增长之外，还包括社会制度、政治民主、社会转型和科技、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是一个多种因素综合变化的过程。正是后发国家在发展观念上的误区，导致了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实现社会结构的变革，使得发展的成果不仅不能普及大众，而且也必然造成了发展成果、生态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正。可以说，正是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的缺陷导致了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生态资源占有、使用和分配上的严重不平等等环境非正义现象的发生，而且严重的环境问题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并日益影响后代人的利益，形成了环境问题上的代际不正义现象。

从发展中国家发展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是在发达资本主义所制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展开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本质上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这一目的的，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由资本所控制和主导的，“资本控制者所追求的利润、私人财产保障、低风险等经济目标，通常与经济相对平等和安全、环境安全、平等获得食物等社会目标相冲突”，[16]因而这对后发国家而言是不公平的。造成这种不公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全球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和产品交换，对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化所必需的资金和技术只能依靠出口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以此从发达国家换回工业品、技术和资金。但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发达国家在产品交换的定价方面具有主导性的话语权，于是它们利用在定价权上的主导地位，把自然资源和农产品的价格定为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工业成品的价格，通过产品交换最大限度地剥削和掠夺后发国家的生态资源。其二，在资本所支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世界经济是处于相互联系中的整体，存在完整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这种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顶端，后发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后发国家现代化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主要依靠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向后发国家出口工业成品，以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不仅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把化工、医药等污染产业转移到后发国家，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向后发国家转嫁生产垃圾和生活垃圾，在保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环境的同时，进一步恶化了后发国家的生态环境。其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口保护生态环境，向后发国家采取了“绿色贸易壁垒”，削弱后发国家产品的竞争力，保护资本的既得利益。“绿色贸易壁垒”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真正出于保护生态环境这一目的的正当性的“绿色贸易壁垒”；另一种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名义，行使贸易保护之实的非正当性的“绿色贸易壁垒”。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后发国家实行的“绿色贸易壁垒”的目的正在于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非正当性的“绿色贸易壁垒”。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顾后发国家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性，通过其支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要求后发国家的产品遵循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环保标准。这种貌似公平的背后实际上是要求后发国家承担资本主义现代化对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责任，其本质是不正义的，目的是保护资本的既得利益。其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剥削和压榨后发国家的生态资源，向后发国家转嫁生产垃圾和生活垃圾，设置不正义的“绿色贸易壁垒”，而且把当前全球生态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后发国家的发展，并以此为借口干涉后发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并要求后发国家承担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从而使资本逃避全球生态治理应当承担的主要责任和义务。由资本所支配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是造成国家环境不正义的根本原因。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过快和贫困使他们难以处理环境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关注的中心问题不是如何提升生活质量，而是如何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这就在客观上要求重视经济发展和科技运用的价值，而必然会相对忽视了生态的保护，由此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和大量的生态问题。同时后发国家又普遍存在严重的地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在这种二元结构中，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这些贫困人口不得不以破坏环境的方式谋取生存。同时，农村又肩负着为城市人口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任务，而城市为了工业产品的生产，又必然会大量耗费农村的自然资源，由此形成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环境不正义的问题。

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危机的产生固然与其发展观念、发展模式的缺陷和内部因素有关，但核心还是与资本以及资本的全球化密切相关，这就意味着资本应当为当代全球生态危机负最大的责任。同时，如果说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主要是追求生活质量的话，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治理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发展来解决贫困和生存问题。

全球生态治理除了建立严格的环境制度和生态文化道德价值观外，必须在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转换传统发展方式，代之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并使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民主化。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源用之不觉、失之难续。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17]在如何展开全球环境治理的问题上，坚持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至关重要。这是因为，生态危机虽然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形式表现的，但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生态危机的本质正是反映不同人群之间在占有、分配和使用生态资源上的利益矛盾，只有协调好这种生态利益矛盾，实现环境正义，生态危机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也正是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中国生态治理问题和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时，始终要求要建立合理分配自然资源的管理体制、环境追责制度和“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末端产业对于源头产业的利益补偿”，[18]使生态受损地区的权利得到合理的保障，使损害环境的人受到惩罚，实现环境正义；在国际环境治理上，习近平提出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的中国解决方案，这一方案集中体现环境正义的价值诉求在于国际环境治理必须摒弃赢者通吃的霸权思维，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以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不同民族国家的利益矛盾。之所以民族国家都要承担环境治理的共同责任，是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家园，保护地球生态环境是人类的共同利益；之所以民族国家承担的责任有差别，是因为不同民族国家对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历史责任不同，当前的发展程度不同，从历史根源和现实因素考虑发达国家应在当代全球环境治理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真正实现环境正义，从而把全球环境治理与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全球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及实现世界的共同繁荣有机结合起来。

On the Dimens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ang Yuchen

Abstract：Along with the defects of western “dark green” and “light green” ecological thoughts in th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The comprehensive academic discussion on the connota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considering the combination of utilitarianism and moralism，can summarize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to three aspects：“distribution justice”，“correction justice” and “recognition justice”.Since the emergence of ecological crisis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re rooted in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and capital globalization，contemporary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ust be based on the value principl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organic philosophical worldview that establishes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to transform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method mainly based on factor input and replace it with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method dominated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nd on the basis of democratizing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follow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s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are combined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universal prosperity in the world.

Keywords：Environmental Justice；Ecological Crisis；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