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思想的生命力在于接触和交流”[1]，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也绝不能在闭关锁国的环境中实现。19世纪中期，随着中国国门的被动打开，大批西方侨民来到中国，他们的在华活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渠道，因此侨民研究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过去的研究中，一般称这些随帝国主义侵略而来华工作生活的外国人为“淘金者”或“冒险家”。然而，近代侨民来华的那个时代，既是带给中华民族耻辱的时代，也是近代中国由闭关自守、故步自封走向厉行自强、对外开放，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时代。虽然他们来华的目的并不是帮助中国走向富国强民的道路，但西方侨民通过其在华活动参与和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刺激和促进了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的变革，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
本书详细介绍了晚清重臣、洋务派领袖李鸿章的两位洋顾问——德国人古斯塔夫·德璀琳（Gustav Detring）和康斯坦丁·冯·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在华一生的活动。作为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在晚清政府发动自强运动的环境下，他们得以幸运地参与中国在军事、经济、外交、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改革，不但获得了自身的成长，也在一片广袤的天地间开创出属于个人的一番事业。本书希望通过对这两个人物在华的特殊经历，即对他们如何努力适应和融入中国社会并取得事业成功的经历进行描述，呈现出在华外国侨民群体的整体状况，并分析其对中国现代化所发挥的作用。
德璀琳是一位成功的近代来华侨民，他年纪轻轻来到中国，担任由外国人一手创办的大清海关的洋员。像其他“淘金者”一样，他梦想着在这里开疆拓土、发财致富。为了在海关中出人头地，他刻苦学习中文，努力结交各级清政府官员，并终于获得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大臣之一——李鸿章的信任和倚重，得以参与晚清政府所进行的各项现代化事业。他是一个典型的普鲁士人，具有强势的性格。他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改造中国这个缓慢地向前发展的古老帝国，使它能够符合西方的现代化要求。他积极参与北洋海军的创立活动，帮助联络和验收北洋水师向国外订购的船舰，修建大沽船坞。他向李鸿章鼓吹建立铁路、电报、电话等近代交通通信系统，创办了中国近代邮政事业。作为一名西方人，他比较熟悉西方外交规则，因此他多次代表李鸿章参与对外交涉活动。德璀琳不仅能力超群，而且野心勃勃。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多次向总税务司赫德的权威发起挑战。尽管清政府的保守落后使德璀琳提出的改革计划屡次付诸东流，而与赫德进行的争斗又总是失利，但是他仍然不屈不挠地继续奋斗，直到获得自己所渴望的财富和地位。
汉纳根在中国的发展是阶段性的，他一生对中国的最大贡献是参与了中国近代军事改革，包括海防建设和近代新军的编练。第一次来华，他是经德璀琳介绍来给李鸿章做军事顾问的。他用8年的时间为北洋海军修建了世界一流的旅顺、威海卫海防炮台，之后载誉归国。第二次来华他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并负伤，获得清廷授予的提督军衔。在为清政府和李鸿章效力过程中，他一开始尽心竭力地出谋献策，对李鸿章充满感激和敬仰，后来逐步认识到清政府和李鸿章等人的腐败无能。深感失望的汉纳根此后两次来华都从事个人投资开发事业，一心一意地为积累个人财富而奋斗。
德璀琳与汉纳根不仅在中国奠定了一生事业发展的基础，而且在此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也是最美好的时光。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驻在天津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他也将这里作为所倡导的洋务运动的策源地。为了便于从旁顾问，德璀琳在李鸿章的要求下，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达22年之久，几乎与李的任期相始终，并因此成为天津租界地位最高的侨民。他对天津的城市化进程贡献颇多，天津的第一条碎石子路、第一份英文报纸、海河整治工程、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前身等，都是由德璀琳创议和一手经办的。汉纳根则在天津老城修建了第一套排水系统，他还迎娶了德璀琳的长女，他们一起在天津租界组成了一个幸福的侨民大家庭，是众多近代来华侨民的成功典范。
德璀琳与汉纳根等西方侨民初到中国时，大都深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德璀琳，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者。刚在海关站稳脚跟，他就顺应德国在世界范围建立殖民地的要求，迫不及待地向德国政府提出了在长江附近的城镇设立一个德国人居留地的计划。然而，随着在中国的时间越来越长，特别是因为深得李鸿章信任而在天津扎下根后，他的思想观念开始逐渐转化为一个在华侨民的立场。在此立场上，他一方面不忘记自己祖国的利益，不断在李鸿章身边为德国争取利益，并把自己的德国同胞，如汉纳根等，安排到李的身边，同时积极游说德国政府和企业界加快向中国投入资本，以与其他列强争夺各项权益；另一方面，在华多年的他毕竟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感情，不愿看到中国沦为在宗主国面前毫无地位、饱受压榨和奴役的殖民地。
侨民是一群地位尴尬的中间人，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对于这种身处中西间的两难处境，中国台湾学者黄一农教授曾形象地用“两头蛇”来类比。有一首诗形容“两头蛇”的艰难处境是：“首鼠两端乎，犹豫一身尔。蛇也两而一，相牵无穷已。……屈伸非自甘，左右何能以。岂不各努力，努力徒萦累。”[2]这首诗所指的“两头蛇”是明末接受了天主教的中国士大夫们，他们所面临的主要是文化上的认同错置，而德璀琳、汉纳根们更多的则是面临利益上的两难——有侨居国和本国之间的利益之争，也有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的困境，他们的处境也因此而更加复杂艰难。
总结近代来华侨民对其本国所起的作用，可以说，侨民在中国各通商口岸的经商活动，促进了本国的贸易发展，使大批的本国工业制成品倾销到中国的市场上来。但是，当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们却无力对抗本国的垄断财团和国际形势的影响。德璀琳在开平煤矿上的如意算盘落空和汉纳根在一战中失去井陉煤矿，都说明：侨民是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工具，而不是最大和最根本的受益者。
本书并不是一部传记，因为这需要有两位传主全面、连续的资料，比如档案、日记和通信等。而德璀琳、汉纳根作为李鸿章的幕僚，更多时候更多活动是在幕后秘密地进行，这使研究者很难从政府所保管的档案中得到翔实有用的信息。加之，两人的活动距今已有100多年的时间，德璀琳的宅邸又曾在义和团运动中被烧毁，大批珍贵资料付之一炬，其后代手中仅存有一些1900年以后朝廷赐给的器物、勋章和一些股票、几份文件等，只有汉纳根的后代保存有一批其在华期间与家人的通信，从中可以找到二人部分活动的线索。
本书作者除了利用天津市档案馆有关德璀琳任职海关税务司期间的工作档案之外，还在近代天津博物馆的大力支持下，多次赴海外与德璀琳后代进行联系，搜集他们所保存的珍贵的私人信函和照片等。这使本书有可能厘清德璀琳、汉纳根二人在中国一生的事业发展和主要活动，勾勒出他们的性格特征，分析和评价他们对自强运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他们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应有的地位。在此，谨对近代天津博物馆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1]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473页。
[2]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