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纳根其人及其早期经历
谁是汉纳根？
图1-13 汉纳根肖像
康斯坦丁·亚历山大·斯特凡·冯·汉纳根（Constantin Alexander Stephan von Hanneken，1854～1925），德国人，中文名为汉纳根。他是德璀琳的朋友，也是他的大女婿。
汉纳根一生四次来华。第一次是1879年，25岁的普鲁士退役军官汉纳根来到中国，投身海防建设8年，载誉归国；第二次是1893年，这一次只待了2年，于甲午战争后失望而归；第三次是1899年，在天津创业20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遣送回国；第四次是在1922年，这一次直到1925年3月在天津去世。他在中国一共生活了33年，把最好的黄金年华与中国、与天津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
汉纳根一生对中国的最大贡献是参与了中国近代军事改革，包括海防建设和近代新军的编练。汉纳根用长达8年的时间，苦心营造了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旅顺和威海卫炮台。中日甲午之战，汉纳根亲历了“高升号事件”，之后以北洋海军督察的身份参加了甲午海战，临危受命并在激战中受伤。战后，光绪皇帝授予他提督衔（清军“提督”衔相当于将军）。他最早提出全部以西式训练方法和西方先进装备编练十万新军，尽管不久后他离开了小站，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清政府乃至后来的民国政府以德国陆军为榜样进行军事改革的既定方针。尤其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计划书中，我们不难找到汉纳根建议的影子。
汉纳根与他的岳父德璀琳一样，是清朝末年来华“淘金”的众多外籍侨民的典型。他一生的事业皆系于侨居地——中国的命运，他们的命运应清末的洋务运动而起，漂洋过海来华定居，受聘于清政府，参与洋务运动方方面面的改革。正如汉纳根的父亲寄予的期望：“你现在正好赶上中国重整经济、政治等方面秩序的历史时刻，你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赫德先生在重整财政秩序方面抓住了机会，现在他至少已经控制了中国一部分的财政大权。而中国军事秩序方面的改革即将进行，我希望你能抓住这次大好的机会，积极参与到军事改革的浪潮中去。”[49]然而，在中国官场的多年的经历，再加上寄予厚望的编练新军计划遭受挫折，使汉纳根认识到，尽管经过甲午海战用鲜血证明了他的忠诚，但他仍然是不被信任的外国人，是不可能真正将自己对中国军事改革的梦想付诸实施的。
甲午战后，汉纳根离开清政府和李鸿章，在天津投身报业、餐饮业和市政建设等领域，最大的投资是在河北省投资创办了井陉煤矿。不过，这并没有使他挣脱命运的摆布。20年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身为德国人，汉纳根一家被作为敌侨看管；战后，所有财产被没收，尤其是他苦心经营的井陉煤矿也被收回，一家人被遣送回国。
汉纳根初次来华时风华正茂、踌躇满志，他不甘心屈从命运的安排，不愿意在祖辈居住的宅第里终老一生。他一心想要到遥远的东方去探险，尽管并不知道在冒险的尽头，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好运、厄运，还是马马虎虎的运气？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改变的力量和勇气。如老汉纳根所说：“当初，如果说我以相对比较轻松的心情同意你去冒险，那是因为我认识到你身上抗击命运的能力，并且我也相信你作为一个男人可以战胜命运带给你的危险的未知数。”[50]而当1922年他最后一次来华时，距离生命的终点只剩下不到3年的时间，他已经无力再抗拒命运的安排。花甲之年的他只能乞求中国政府，推念过去自己对中国的贡献而归还部分财产。1925年3月14日，汉纳根因肺炎医治无效于天津逝世，终年71岁。不久，他的遗体由夫人和孩子护送，运回德国。
从青年到盛年再到暮年，从“汉大人”到阶下囚，汉纳根在华一生的冒险可谓跌宕起伏、多姿多彩，但他终究还是没能战胜命运对他的捉弄。在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无论是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又有谁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年轻的退役炮兵少尉
1854年12月1日，汉纳根出生在德国莱茵河最大支流摩泽尔（Mosel）河畔风景如画的特里尔（Trier）。那里是德国最古老的市镇，甚至曾经是西罗马帝国的首都，至今留存着大量古罗马时期的遗迹。1815年特里尔与亚琛一起被划归普鲁士。汉纳根是一个法国姓氏，至今在法国的一个村子里还有一百多位居民姓汉纳根。大约在15世纪或16世纪，这个家族因为在法国组织抗议活动被驱逐到德国。起初他们主要在教会任职，大约在1770年，一位先辈娶了德国贵族女子为妻，成为普鲁士军官和地主，并被封为世袭贵族。从那以后家族中多有男人从军，堪称军人世家。
汉纳根的祖父是一位将军，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是将军。汉纳根的父亲老汉纳根（Bernhard von Hanneken）是特里尔当地驻军的少将司令官，对军事理论颇有研究，还出版过一本书，对研究中国和亚洲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也有浓厚的兴趣。汉纳根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在这个世袭军人家庭里，汉纳根少年时期即被送到普鲁士的军官学校去学习。1873年他19岁的时候，在东普鲁士第8步兵团第45营任候补军官，之后晋升为少尉军官。1877年，他被调到驻扎在德国中部城市美因茨（Mainz）的野战炮兵团第27营任职。然而不久，汉纳根即遇到麻烦，断送了自己在军队的前程，不得不离开军队。
据汉纳根家族后代讲述，麻烦是这样惹下的。当时的德国社会矛盾很尖锐，社会党人反对帝制，主张共和。因此社会党人和坚持保皇立场的军人之间嫌隙很深。一天，汉纳根和几个青年军官穿着军服走在街上，一个社会党人迎面走来，指责他们不应当为皇帝效劳，双方发生了激烈口角。最终，那个社会党人被血气方刚的汉纳根痛揍了一顿。这场冲突随即引发社会党人在全国范围的抗议，为了平息事端，官方命令汉纳根退役。
汉纳根的冲动让自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过他此举也显露了其家族的性格特征。几百年前汉纳根的祖先因组织抗议国王的活动而由法国被放逐到德国，而他的父亲老汉纳根作为一位普鲁士将军，也有过受贬的经历。汉纳根家族有一个口口相传的故事：[51]
有一次，老汉纳根陪同当时的皇储、后来的德皇威廉二世检阅军队。也许是为了考察部属对自己是否足够忠诚，皇储指着天空，对老汉纳根说：“你看，天上飞过来一只鸭子。”
老汉纳根实事求是地说：“不，那是一只灰鹅。”
皇储面露愠色：“明明是鸭子，你怎么把它说成灰鹅？！”
“灰鹅就是灰鹅！”老汉纳根坚持说：“你命令它是鸭子，想必就是鸭子了。”
皇储：“鸭子就是鸭子！”
图1-14 德皇威廉二世画像
老汉纳根的诚实惹恼了皇储，失去了未来皇帝的信任，后来就一直赋闲在家。汉纳根的行为颇有其父之风，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个故事我们并不陌生，在中国的秦朝时也发生过“指鹿为马”的事情，让人不禁感叹：专制独裁者为巩固权力所使用的手段何其相似！
恰在年轻的汉纳根前途一片晦暗不明、内心忧虑之时，从他的朋友德璀琳那里，传来了一个令他振奋的消息、一个即将改变他命运航向的机会。1879年，李鸿章不仅积极购买军舰发展北洋海军，而且也开始修筑沿海炮台以巩固海防。李鸿章对德璀琳说，想找一位毕业于欧洲军事学校的军官，要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应对战争的技能；最好是拥有中士以上军衔的德国军官；能够翻译军事理论方面的著作；能帮助训练李鸿章手下的军官们以提高作战技能。德璀琳立即推荐了汉纳根。对德璀琳几乎言听计从的李鸿章立刻答应了他的举荐。不过这个建议似乎遭到了总税务司赫德的阻挠。虽然口口声声为中国利益着想，但赫德毕竟是英国人，他时时不忘维护英国的在华利益，自然不愿意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海防被德国人所掌握。由于向国外聘用外国人需要经过海关，所以他设法将此事压了下来。当然，同样野心勃勃的德璀琳为了今后可以想见的巨大商业利益，也绝不会让此事不了了之。于是，他绕过赫德，直接给汉纳根打电报，要求他立即动身前往中国。[52]
航向中国
为了得到李鸿章军事顾问一职，在德璀琳的指示下，汉纳根做了积极的准备。自1878年初失去普鲁士军职后，经过德璀琳的启发，他开始有意到中国寻求发展。他系统学习了机械制图、建筑力学、建筑工程设计特别是与军工机械和军事工程相关的课业，同时还学习了海关的通用语言，以备将来与其他在华的外国同事进行交流。
1879年9月，接到德璀琳的电报，汉纳根立刻启程，搭乘客轮“喀什噶尔”（Kashgar）号航向中国，这一趟海上航行用了足足一个多月的时间。如果说在德国时的汉纳根对中国的所有认识还只是想象的话，那船行至锡兰（今斯里兰卡）以后，他就开始实实在在地接触中国人了。“现在我们船上有很多有辫子的同伴，他们是去香港的头等舱的旅客。而我有闲暇来观察我未来的同胞。”汉纳根愉快而又好奇地观察着中国人的行动坐卧，倾听着中国人说话的声音，中国男人头上梳的辫子令他印象深刻。他渴望对中国人有更深层次的了解，期盼着中国人中能有用英语交谈的人与自己交流。经过新加坡的港口时，汉纳根发现这里基本上是一个中国城市，“所有的地方都凌乱不堪，……都在繁忙的喧闹中，哪里有一个家伙在工作，就有十个人在旁边大喊”。日后汉纳根在中国的官场和军队生活中，一定会再一次想起并印证自己最初在新加坡对华人社会的这个印象。船驶到香港时，汉纳根对中国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中国人都是些友好的家伙，他们看起来非常尊重我们。”[53]
汉纳根抵达天津后，德璀琳为他的到来精心安排了一次热情的见面活动，把他介绍给上层社会许多中外知名人士。在等待李鸿章面试的这段时间里。精力旺盛的汉纳根在天津城里乃至四郊转了个遍。他发现，这是一座以水见长的城市，大大小小的河流如蛛网般密布，到处是湿地洼地。大多数中国人居住环境简陋。穷人多住着屋顶上覆以茅草的土坯房，有的甚至只是用几根木棍或竹竿搭成的三角形窝棚，外面铺以苇席用来遮风挡雨。条件好一点的有半截青砖半截土坯的房子。而富人的房子则很讲究，多为方形或长方形高墙围成的深宅大院。汉纳根注意到天津的城市卫生条件恶劣：偌大一座城市的生活用水主要依靠河水、井水和池水；排水则是往就近的污水沟里随意排放，谈不上给排水系统设施；居民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衣着肮脏，随地吐痰便溺；离居民区不远随处可见粪场，每有大风大雨，难闻的臭味和粉尘会飘出很远，污水也会肆意蔓延。这座城市的市政建设也很落后：偌大一座城市几乎没有一座像点样的公共厕所；整个市区只有四五条铺着石板的马路，宽不过八九步，其他几百条道路清一色全是土路，路面凹凸不平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遇到水坑或淤泥只能跳过去；老百姓养的家禽、家畜等也经常徜徉在大街上，行人走在大街上被家畜绊倒是一点也不奇怪的。[54]
从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来到前工业社会的中国，城市建设方面的巨大落差和迥异的文化风俗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汉纳根的看法应当是客观真实的，没有理由指责汉纳根对天津城市环境和风土民情的负面评价是殖民主义者的态度。而且，除去物质上的落差，汉纳根认为，虽然不少中国人外表看起来肮脏，但乐于助人的品格是这个国家底层人民所特有的美德。
与李鸿章的初次见面
1879年11月2日，对漂洋过海只身来到陌生的中国谋生的汉纳根来说，这是命运攸关的一天。他的内心交织着兴奋和紧张，因为总督李鸿章安排在这天召见汉纳根。后来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详细描述了李鸿章接见他的过程。
图1-15 李鸿章画像
汉纳根为这次会面做了精心准备，他换了一套正式的礼服，在下午3点之前赶到德璀琳的家里，由德璀琳带领，雇了两顶轿子，前往总督官邸。官邸是座巨大的两层石头建筑，处处雕梁画栋。汉纳根几乎难以想象，这位似乎拥有无限权力的大人就是住在这么豪华的地方。在第一个庭院的候客室里，即寻常所谓的“二堂”，德璀琳和汉纳根受到了天津地方行政长官的迎接。随后，二人被引进第二个庭院。尽管心情紧张兴奋，但是充满好奇心的汉纳根还是保持着观察力。他看到，在大厅站着两排表情严肃、帽子上有长长的“鸵鸟羽毛”的侍卫。大厅呈长方形，四面墙壁摆放着和二堂一样的座椅，看上去显得更大、更漂亮。他特别注意到，大厅正中宝座的旁边，摆着一幅真人大小的总督的油画像，这是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让人按照片绘画并作为礼物送给李鸿章的。[55]
李鸿章的出现对于汉纳根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下午4点，他终于见到了百忙中抽身接见他的总督大人。李鸿章身材高大，蓄着灰色翘起的胡须，穿着一件长长的灰色羔羊皮大衣，官帽上有红色的绒线和长长的向后垂下的羽毛（花翎）。在汉纳根眼中，即使用欧洲标准来衡量，总督大人也称得上是英武伟岸的男人。李鸿章先微笑着和德璀琳打过招呼，又像父亲般慈爱地拍了拍汉纳根的肩膀，然后请他们就座。李鸿章虽已从德璀琳处了解了汉纳根的基本情况，但还是详细地询问了他本人。诸如，汉纳根的年龄、在普鲁士军队里担任的职务、服役的年限、特长，还有在军校学生团待了多久、是否学习过其他方面的军事知识、能否绘图、是否带来了必要的测量设备，以及手边有什么样的书籍、在步兵部队服役多久、当了多长时间的炮兵、对骑兵了解多少等一长串问题。汉纳根尽自己所能一一道来，德璀琳则为他们充当翻译，并适时为李鸿章做些补充介绍和解释。李鸿章对他的家庭情况，特别是对他父亲的情况非常感兴趣，问了一些关于老汉纳根的问题。汉纳根敏锐地意识到，父亲的军人背景可能是自己被李鸿章接纳的原因之一。[56]
后来，李鸿章问汉纳根是否认识一个叫保利（Pauli）的、大约40多岁的德国军事学家。因为这个保利跟中国驻德公使很熟，此时已经中国公使介绍来华，正在为清军训练年轻军官。“啊，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听到保利的名字，汉纳根顿时紧张起来。论经验，年轻的汉纳根自然比不上保利，这使他心中感到不安。果然，李鸿章问道：“保利是不是比你更优秀的军人？”这个问题提得很刁钻，如何回答将面临两难选择：汉纳根若说自己比保利优秀，显然是在说大话，其结果将是失去这得之不易的机会；如果说自己比不上那个竞争者，等于是对自己的否定。汉纳根迅速思索答题的最佳角度，他知道保利的年龄在45岁左右，年龄显然是太大了；而且，40多岁的军人还是少校军衔，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晋升缓慢怕是别有隐情，这是对手的一根软肋。汉纳根并没有抓住保利的软肋大做文章，只谈自己的长处，不谈别人的短处。他巧妙地避开“现在时”的孰优孰劣，以“将来时”代替，回答道：“保利比我年长，所以他应该比我懂得更多军事理论方面的知识。绘图技巧需要很多经验，他肯定比我熟练。”“但是年轻人应该有更多的精力和忍耐力，对不对？”总督马上明白了汉纳根的潜台词，笑着问道。“是的，我有健康的体魄能够承受更多的磨砺！”汉纳根立即应道。李鸿章对汉纳根的回答很满意。看来，李鸿章非常喜欢年轻人的勇气和诚实。[57]
接着，李鸿章又问汉纳根对大沽炮台有什么看法。汉纳根经海路来天津的时候，曾经路过这个炮台。尽管并没有什么成熟的想法，汉纳根还是把这当作是展示自己的绝好机会，做了一个关于永久性防御工事及其必备条件的小型报告。汉纳根还告诉李鸿章，这样的炮台在德国很少见，甚至不存在。李鸿章听了非常吃惊，因为这个普鲁士风格的炮台所参照的模型是通过中国公使从柏林运回来的，是德国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的。[58]
经过这次面试，李鸿章对汉纳根非常满意，表示愿意雇用汉纳根。而汉纳根也对这位未来的老板非常景仰。李鸿章的态度是亲切和蔼的，然而他的权位和威严仍然使初来乍到的汉纳根感到非常紧张。汉纳根在给父亲的信中描述当时的心情：“尽管靠近这位中国的太阳，但我还是吓得浑身发冷。”[59]
一份聘任合同
虽然面试令人满意，但在聘用自己的军事顾问方面，李鸿章显然是非常谨慎的。对于一个年仅25岁、在军队资历尚浅、缺乏经验的年轻军官来说，李鸿章不光要听他说什么，更重要的还是看他是如何做的。
在等待聘用合同签订的一段时间里，李鸿章让汉纳根在海河入海口附近监督炮兵训练，每月薪俸为100两。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试用期。那时，天气已逐渐变冷，白霜蒙地，寒气袭人，海边风也大，冬季的训练非常艰苦。而一心要干出一番事业的汉纳根全然顾不上这些。“面试”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李鸿章又两次召见了汉纳根。一次是让汉纳根陪同前往大沽考察刚刚从英国买来的炮艇，李鸿章再次就大沽炮台和汉纳根讨论了海岸线一带的防御问题。第二次是在一次盛大的炮兵检阅中，汉纳根被安排参加操练和实弹射击。在这两次召见之间，汉纳根自己又单独对直隶省的几处炮台进行了考察，找出了各处炮台存在的实际问题。他的汉语水平也大有长进，已经可以用中文做简单的自我介绍了。
对汉纳根的最终被聘用，起决定性作用的可能还是面试后的第二次实弹演习。在那次射击演练时，汉纳根险些出丑。李鸿章让汉纳根瞄准一个不知道距离的目标发射炮弹，偏偏汉纳根对这种火炮并不熟悉。火炮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但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设计，即便是同一国家的产品，也有不同时期的不同型号，这需要操作者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作为检阅的最高指挥官，李鸿章不可能理会汉纳根对这种火炮熟悉与否。第一发炮弹偏离了目标，人们瞪大了惊异的眼睛，集中在汉纳根身上的目光几乎能使他燃烧起来。好在他足够镇定，有了第一发的误差值心里就有了底。经过修正之后，第二发、第三发炮弹都命中目标，李大人对此非常满意。[60]
1879年的12月，汉纳根终于得到了由德璀琳转交的聘任合同。合同为中英文两种文本，措辞严谨，内容翔实，从合同的有效年限、职责范围、平时战时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及相应的待遇，到应当遵守的纪律、赏罚、路费等都有具体说明。
一、从1879年11月起计算，工作时间为7年；主要职责是为总督李鸿章及其手下的将领提供军事方面的建议；如果中国与他国（除德国之外）交战，汉纳根有参战的义务。
二、先为总督手下的将领做军事顾问，18个月以后升级，为总督担任军事顾问；同时要求汉纳根的汉语必须达到一定水平。
三、汉纳根来华路费（往返约1200塔勒，塔勒为当时普鲁士的货币单位，二塔勒大约相当一两白银）由中方报销。第一年的月薪为150塔勒，以后每年月薪将增长25塔勒（当然这是以学好汉语为基础的）；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学不好汉语，虽然不会被解雇，但月薪将不再增加；月薪涨到300塔勒的时候，每次工资的增长将取决于业绩。
四、如果中国政府在合同期内认为汉纳根的工作并非不可缺少，可提前辞退，剩余时间里中国政府将每年支付不少于2个月的全额月薪，即7年得到14个月的工资，在战时工资翻倍；如果7年后合同续签，可享受带半薪休假1年。
五、如果在战争中阵亡，其家人可得到14个月的全额工资作为抚恤金；和平时期，其家人也可得到每年2个月的工资作为生活保障；如果其家人有兴趣来中国的话，路费另算。
六、工作期间，对于工作中涉及采购军火事项，不得代表任何商人的利益，不得接受任何中间商或生产厂作为贿赂的礼物为其游说；不得参与任何商业活动。[61]
合同以中文和英文写就。合同的一切条款，汉纳根都事先详细地与德璀琳研究过了。两人对其中的规定都十分满意。当然，从这份合同的条款中，亦不难发现李鸿章聘用“洋员”是非常正规和严格的。
合同第一条明确规定汉纳根负有战时为中国作战的义务，这说明了他实际上已经受聘成为中国军人。同时也照顾到了他的民族感情，合同中特意标明交战国“除德国之外”。
第二条和第三条严格要求汉纳根作为外籍雇员必须学习中文，而且要在规定的18个月期限内达到一定水平，否则月薪将不再增加，其初衷当然是为了汉纳根在中国工作方便，也让人心中不由得涌起一种感慨。19世纪下半叶的清朝虽然大厦将倾，却还有着文明古国的骄傲，外国人来我中华谋生必须学好中文，而不是给你配翻译。在具体做法上赏罚分明——达到了要求就涨工资，达不到就停止涨工资。
第三、四、五条规定了优厚的待遇，但也有相应的要求。
第六条规定的用词是明确而严厉的，表面看来清政府也“反腐倡廉”，不准收受商业贿赂，但实际执行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汉纳根在合同上签了字，但是后来他并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承诺。在汉纳根父子的通信中，老汉纳根多次催促汉纳根向清政府推销德国武器，汉纳根也多次向父亲大人禀报在清廷高层游说的结果。军火买卖历来都是和政府行为紧密相连的，暴利是军火商的终极目标，发财致富当然也是汉纳根来华的目的之一。
汉纳根如愿以偿地得到这份工作，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这个职位很有影响而且往后会是有利可图的，当然也是相当困难的，需要我具备很高的外交素质。无论如何我打算在这里做出些成绩，这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我不缺乏必要的耐力。”他下定决心，“在德璀琳先生帮助开拓的这项事业上，我将从头走到尾”[62]。这一年，汉纳根年仅25岁。
汉纳根与李鸿章的关系
汉纳根来华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抓住中国正在进行洋务运动的难得的历史机遇，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成功控制中国的财政大权为榜样，利用李鸿章实行军事改革、加强军备的大好机会，积极参与到军事改革的浪潮中去，争取把德国的军火贩卖到中国军队以获取最大的政治和商业利益。
在被聘任作为军事顾问后，汉纳根对李鸿章充满感激之情。一方面是李鸿章对他的信任和器重，使他能够大展身手，干出一番事业。另一方面是李鸿章给他的高薪（月入200～400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德国货币400～800塔勒）足以使他在经济上非常富有。即便在普鲁士军队里，这笔收入也绝不是他这样级别的军官可以享有的。
汉纳根也清醒地认识到李鸿章的重要地位，“他不只是个统治者，而且还是四亿人中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人，为他效劳并且尽我所能支持他的计划将是我今后毕生的使命”[63]。他深知，当好李鸿章的军事顾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个错误的建议有可能打破自己的饭碗，使多年的努力功亏一篑，一个好的建议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顾问虽然只有建议权，一旦建议被赏识接受，再从李鸿章口中说出来，分量就不一样了。所以，汉纳根懂得自己必须谨慎小心地对待与李鸿章的关系，以取得他对自己的信任和倚重。
汉纳根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并仔细观察中国官员如何对待李鸿章后，发现总督大人非常有主见，要想改变他的意见或决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修建旅顺、威海卫炮台时，李鸿章几乎对每一项重要的工程都要实地踏勘，亲自过问。多数情况下，李鸿章的意见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但百密一疏，遗漏或错误在所难免。汉纳根如要提出不同的看法，必须小心翼翼。他很快就学会了官场的进言方式，首先要肯定海防工程所取得的成绩归功于总督大人统领的正确，然后再提出需要改进的部分，而且要着力说明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体现总督大人的总体构想。在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下，这样的上下级关系具有普遍性。
1883年10月，汉纳根回到天津。在黄金山炮台建成之后，继续建造第二个炮台所涉及的选址和预算问题要向总督大人请示。旅顺军港是在海湾内东侧岸边修建的，李鸿章主张第二个炮台还要建在海湾的东侧，以加强对海湾内的防卫力量。这并不是最好的决策，因为两座炮台之间的距离不足千米，就射程而言，建在西边的炮台完全可以覆盖东边的军港。但是，汉纳根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违背李鸿章的主张，完全照办了。
最棘手的是经费问题，第一座炮台所花的费用约合5.5万两白银。汉纳根凭经验凭直觉就可以断定，第二座炮台要是再花费这么多，在总督大人那里无论如何是通不过的。汉纳根只好在给父亲的书信中发泄不满。他常把基地的预算和清朝官场令人愤怒的奢靡联系起来，指出王公大臣们花在娱乐消费上的钱每年大概要5亿塔勒。这笔钱要是用来建黄金山规模的海岸炮台，至少可以建上千座。但愤怒归愤怒，汉纳根也明白这不是自己所能左右得了的。
权衡再三，汉纳根只好重新修改了第二座炮台的设计图纸，将费用节省下来近一半，约2.8万两白银。无论是汉纳根还是李鸿章都清楚，省下的费用未来在战争中将用参战官兵的鲜血和生命来支付，这是心照不宣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汉纳根很长时间寝食不安，精神几近崩溃。[64]
其实，李鸿章也有难言之隐。他的权力不可谓不大，但在筹集海防经费上却常常是有翅难展、力不从心。买船时有钱，修船时没钱；买炮时有钱，买炮弹时没钱；根据海防形势的变化更新舰船的钱就更难筹措了。军费历来是庞大的开支，未雨绸缪式的开支往往会引来许多非议，一个钱字常常搞得李鸿章焦头烂额。他最大的担心是，迟早有一天落个“有钱买棺材没钱买药”的结局。
在来华最初的几年里，汉纳根对李鸿章的态度可以归纳为：感激、听话、努力接近并紧跟。然而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冷漠和犹豫不决，却让汉纳根非常失望。他无法相信，在总吨位上超过日本海军的北洋水师却没有充足的炮弹来打一场几个钟头的海战；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北洋水师官兵能够效死用命、血战到底，而它的最高指挥官却不积极备战反而仰赖于欧美列强的外交调停；他更不能接受，自己耗尽8年心血苦心营造的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旅顺、威海卫炮台，轻易落入敌人手中，甚至被用来给予困在威海港内的北洋水师最后致命的一击。“我现在也开始考虑，我为总督大人的服务是否得到了真正的重视，我的才华是否真的用对了地方。”他认为，“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和及时的拿出相应的应变措施是关键所在。而总督大人好像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他总是紧紧抓住自己看中的那颗星星不放，并幻想那颗星星能够给他带来好处，即使那颗星星不再发光，他也紧抓着不放”（他在这里所说的“那颗星星”是指李鸿章不积极备战，而把希望寄托在西方列强的调停上）。[65]
被李鸿章的无能和北洋水师的彻底失败所激怒，看到自己8年来的辛苦付诸东流，汉纳根对中国的前景深感无望，黯然回国。当然这并不是他对中国和李鸿章的诀别。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七国，当他访问德国时，汉纳根和德璀琳陪同翻译。此后不久，汉纳根第三次来到中国。这次，他远离政界和军界，主要从事工商业方面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