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穆天子传》是一部奇书，更是一部珍贵的历史古籍。说它奇，是因为它所记述的西周中期周穆王远征西域的事迹具有浪漫、雄奇的色彩；说它珍贵，是因为它长埋地下数百年（《穆天子传》荀勖序文中称五百七十九年），是汲冢竹书中唯一流传至今的先秦文献。令人遗憾的是，汲冢竹书由于盗墓者的损坏、地方官府的收藏不慎，虽经西晋饱学之士荀勖等人整理、编校，留下的仍然是残阙之文。所幸的是，《穆天子传》毕竟是其中“差为整顿”的一种（见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晋王隐《晋书·束晳传》），又赖晋人郭璞作注，故能流传到今天。

《穆天子传》自郭璞作注后，冷落千有余年，方有清人檀萃为之注疏（檀萃《穆天子传注疏》八卷，有石渠阁本、碧琳琅馆丛书本）。此后，清末至民国时期，研究《穆天子传》一时兴起了热潮，中外研究者不下数十家。新中国成立后，自顾颉刚、岑仲勉二先生著文研究以来，四十余年间，专门论述《穆天子传》的文章也有二十多篇。1994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贻樑、陈建敏的《穆天子传汇校集释》一书，可以说是对《穆天子传》研究前所未有的一次“总账式整理”（见王贻樑、陈建敏《穆天子传汇校集释》中方诗铭《序》）。它的价值不仅在汇诸家之校、集前贤之释，更在于随处可见作者新颖、独到的见解与思索。但是，迄今为止，《穆天子传》研究中仍存在着不少疑难问题，未能寻绎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这只有期待地下文物的发现，也需要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才能使《穆天子传》研究结出更丰硕的成果。在这里，笔者拟在前人整理研究《穆天子传》的基础上，略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穆天子传》的出土与整理

据史书载，西晋初年汲县人不準（不，读如fǒu或biāo。唐人何超《晋书音义》说：“不凖，不，音甫鸠反，姓也。”甫鸠反，读音为“否”。清人张自烈《正字通》：“‘不’姓之‘不’，转注古音，音‘彪’。”）盗发了战国时魏襄王的古墓（一说为魏安釐王墓），其中有大量的竹简古书，后被西晋官府收藏。这批书被后人称为“汲冢竹书”。关于汲冢竹书发掘的具体时间，晋代王隐《晋书》有两种说法（据汤球辑《九家旧晋书》）：在《武帝纪》《束晳传》中称太康元年（280）；但在《荀勖传》中又称太康二年（281）。唐修《晋书》则有三种说法（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二十五史》缩印本）：《武帝记》作咸宁五年（279）；《律历志》作太康元年（280）；《束晳传》作太康二年（281）。清人雷学淇曾在《竹书纪年义证》（见1939年修绠堂书店版）中折中其说，认为言咸宁五年者，或取盗掘之岁；言太康元年者，或取收书之年；言太康二年者，或指校理之秋。王隐《晋书》早已亡佚，其说散见于他书所引，难以为据。唐修《晋书》三说不一，《武帝纪》作咸宁五年，未见所本；《律历志》作太康元年，恐怕亦受王隐《晋书》影响；《束晳传》作太康二年，正与荀勖《穆天子传序》所载相吻合。荀勖亲自参加校编这批汲冢古书，他在序中说：“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準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正统《道藏》本《穆天子传》）这应是确实可信的记载。又考晋太康十年（289）三月，汲县令卢无忌所立的太公吕望碑（该碑虽已失，但河南卫辉市博物馆藏有拓片，《金石萃编·卷三十二》载有全文），其上镌文所记发冢事正与荀勖序所言岁时相同。因此，汲冢古书出土的时间可以确定为晋太康二年（281）。《穆天子传》正是这批古书中的一种。

《晋书·束晳传》里记载了这批古书的详细目录，现引录于此：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祕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晳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见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后序》引）

东晋王隐《晋书·束晳传》所载又与此略异：

汲冢竹书大凡七十五卷，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有《周易上下经》二卷，《纪年》十三卷，《琐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事，今谓《穆天子传》。此四种差为整顿……《穆天子传》世间偏多。（见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后序》引）

以上所引使我们知道《穆天子传》最初编校时题名为《周王游行》，只五卷，经荀勖再次校定后即已改名为《穆天子传》，绝非王隐时方有此名。这从荀勖的上奏序文可知。在所编校整理的杂书十九篇中，另有《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篇，时人以为既属穆王事，便取之附于五卷之末，由郭璞一并作注，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六卷本《穆天子传》。自《隋书·经籍志》著录《穆天子传》六卷以来，历代史志书目皆有载。除《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小说家类外，此前一直列在史传类。

二、《穆天子传》成书年代与作者

关于《穆天子传》的成书年代与作者，历来众说不一，至今尚无确切的结论。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四种说法：

一是以清人姚际恒为代表的“汉以后人伪作”说。其说见于他的《古今伪书考》：“《穆天子传》本《左传》《史记》诸说以为说也，多用《山海经》语，体制亦似《起居注》。《起居注》者，始于明德马皇后，故知为汉后人作。”今人童书业在《穆天子传疑》一文中亦认为：“《穆天子传》为晋人杂集先秦散简，附益所成。其间固不无古代之材料，然大部分皆晋人杜撰之文。”（转引自常征《〈穆天子传〉是伪书吗？》，《河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因汲冢古书的出土为史所明载，故疑古派的“汉后人伪作”一说，早已不被学术界所赞同，但他们所提出的一些疑难问题，尚未能得到完满的解答，存在的影响不容忽视。

二是“西周史官实录”说。此说实肇始于《隋书·经籍志》，明人胡应麟据此在《四部正讹》中说：“《穆天子传》六卷，其文典则淳古，宛然三代型范，盖周穆史官所记。”民国时，顾实有《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一书，力主此说。其后岑仲勉、常征、孙致中、卫挺生诸人皆以翔实的考证支持此说。故此说的影响甚大，赞成者颇多。

三是“成书于战国”说。至于其作者，则又有中山人、赵人、魏人等不同。清人王谟怀疑“战国时人因《列子》书《周穆王篇》有驾八骏宾西王母事，依托为之，非当日史官《起居注》也”（载《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民国时，此说以卫聚贤的《穆天子传研究》为代表，他认为《穆天子传》成书于战国时代，作者为中山国人。解放初期，顾颉刚先生有《〈穆天子传〉及其著作时代》一文（载《文史哲》1951年第1卷第2期），亦考定《穆天子传》成书于战国时期，认为作者是赵武灵王之后人。今人靳生禾先生亦著文赞同顾说（《〈穆天子传〉若干地理问题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今人钱伯泉在他的《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一文里肯定地说：“《穆天子传》一定出于战国时期的魏国文士之手。”（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今人缪文远、王贻樑等均持此说。

四是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之说。此说由今人王范之先生提出，他在《〈穆天子传〉所记古代地名与部族》一文中考订说：“《穆天子传》的成书时代，大约是《春秋》成书以后，《左传》成书之前。那即应是在春秋末战国初的时代里。”（载《文史哲》1963年第6期）至于作者，则未言及。

对于上述诸说，笔者认为《穆天子传》为西周时史官所作更为合理一些。

首先，从其语言文法看，《穆天子传》行文古朴，全不类《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及诸子之文，而与《尚书·周书》中与周穆王直接有关的《君牙》《冏命》《吕刑》三篇的文风、词语多有相合之处。

二是观《穆天子传》所记名物制度、邦国人名，皆非春秋战国之时所有，而只能出现于西周时期。这些已有学者通过翔实的考据予以证明。

三是《穆天子传》所载礼制与历法，绝非春秋战国时所行。特别是传中所记时序，皆用周正，以建子之月为岁首。这更有力地证明了《穆天子传》成书在西周，而不在已改用夏正的春秋战国之时。关于这一点，顾实曾在《读穆天子传十论》及《穆王西征年历》二文中专有论述，此不赘引。

四是《穆天子传》中载引诗歌，绝非战国时人所能为。如卷三中穆王与西王母唱和之诗，卷五中又有穆王所作三章哀民之诗。这些诗虽不见于《诗经》所载，但其文法皆与西周之诗无异。《穆天子传》中的诗歌也只能是西周时的作品，《穆天子传》非战国时人所为，其理亦明。

反对《穆天子传》成书于西周说者，曾提出这样的疑问：西周都城宗周本在镐京，为何穆王西征要绕道今河南、山西，出雁门进入阴山河套后再渡河西去呢？如果承认《穆天子传》中宗周在洛邑，就无法坚持成书西周说，因为据文献所载，周幽王之后，洛邑始称宗周。为释此疑，岑仲勉、常征二先生仍主宗周为镐京，并不惜改变穆王西行路线以成此说。这反而增加了人们的疑问，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西周时宗周是否已移洛邑？今人卫挺生在他的《穆天子传今考》一书中说：“挺为彻底解决此一问题，乃努力金文之断代研究，而藉知周自穆王初年，政府已迁洛邑办公。周与宗周之名，随政府而移洛。洛邑之王城始称宗周，洛邑五六十里内外之东郊专称成周。”（卫挺生《穆天子传今考自序》，收入《中华大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如此说成立，便可证明《穆天子传》中“宗周”即洛邑，而不在丰、镐。那么，周穆王西行就不存在绕道之疑了。但此仅为一家之说，尚待学术界认同。至于《穆天子传》作者是否为穆王西行侍从史官，或是其后史官，尚有待于地下出土文物方能证实。总之，《穆天子传》应当是西周时期的作品，作者有可能是周穆王身边记事史官，也可能是穆王身后之史官。

三、《穆天子传》的内容和性质

《穆天子传》于汲冢出土后，虽经荀勖等人精心整理编校，终因盗墓者的损坏，难以恢复其旧貌，只能以残缺之文行世。尽管如此，它的主要内容还是基本清楚、完整的。《穆天子传》一至四卷记述了周穆王从宗周出发，北征犬戎，继而出雁门，入河套，祭河伯，登昆仑，会见西王母，狩猎大旷原，然后返回宗周的经历。穆王此次西征，往返行程总计二万五千里（《穆天子传·卷四》原文误作“三万五千里”），所历邦国、部族有犬戎、䣙人、河宗氏、膜昼、□、珠泽、赤乌氏、曹奴、长肱、剞闾、𪃋韩氏、西王母之邦、智氏、阏氏、胡氏、诸飦、浊繇氏、骨飦氏、重氏、巨蒐氏、𤃄溲等三十多个，所到之处皆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并且相互赠送物品。由此可见，在周穆王时，西周国力强盛，其势力和影响已远至西域各国。卷五则专记周穆王东巡河南诸地事。他于洧水上接见并宴请许男，于圃田设置十虞之官，筑范宫以观采桑，狩猎擒虎，观夏台，猎苹泽，遇风雪冻人，作《哀民诗》三章，而后回到别都南郑。可以说是西周天子巡狩中原的实录。卷六原为杂书中一篇，题名《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此卷主要记述周穆王东巡河济之间，所宠幸之美人盛姬途遇风寒而夭亡，穆王为之举办盛大隆重的丧礼事。这也是唯一存今的西周丧制、葬礼的实录。从全书所记述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以周穆王的活动为中心，详细记录了周穆王整个西征、东巡的具体时间、地点、起止、宿留。只有随行史官才能这样清楚明确地记载帝王的言行举动。这更加证明了《穆天子传》一书珍贵的历史价值。

关于《穆天子传》一书的性质，历代皆把它作为史书看待。如《隋书·经籍志》始载于史部起居注类，两《唐书》仍之。《宋史·艺文志》又列于史部别史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应麟《玉海》皆列于传记类。唯清四库馆臣认为它“为经典所不载”，故退而列入小说家类。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论及《穆天子传》性质时却又说：“此书所纪，虽多夸言寡实，然所谓西王母者，不过西方一国君。所谓县圃者，不过飞鸟百兽之所饮食，为大荒之圃泽，无所谓神仙怪异之事。所谓河宗氏者，亦仅国名，无所谓鱼龙变见之说。较《山海经》《淮南子》犹为近实。”（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这样一来，《穆天子传》的性质就有了争议。治史者认为它是史学著作，至少也是历史传记；治文学者则认为它属于小说，甚至是神话小说。也有人把它视作历史地理著作。折中而论者，则以为它是古代历史小说。然而《穆天子传》本身的体例和内容早已明确地告诉人们：它绝不是向壁虚构的小说，更无神奇怪异之处，而是记载周穆王西征、东巡的实录性散文，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历史文献。

周穆王巡狩、游历之事并非后人所杜撰，而是屡见于古本、今本《竹书纪年》中，先秦其他典籍也有记载。如《管子·小匡》：“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左传·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国语·周语》亦载：“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王不听，遂征之。”上引数例已足以证明周穆王游行事并非无稽之谈，而实为西周时史实。当然，《穆天子传》在传入魏国前后，也难以排除它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已有增删、夺讹之处。但是，从它内容的纪实性、文章手法的简质、完全不饰文采的笔法来看，也绝不应把它视为小说一类。

四、《穆天子传》的文献价值

由于《穆天子传》是部争议较大的古籍，进而影响到对它的文献价值的认识与使用。随着《穆天子传》研究的不断深入，它的文献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里仅就前人研究认识所及，对《穆天子传》的文献价值做些简略的介绍。

（一）历史地理方面

有关西周时期的历史地理文献，保存至今而又确实可信的极为匮乏。人们经常提到的先秦地理著作，不外乎《尚书》中的《禹贡》篇，还有《山海经》一书。但《禹贡》所涉及的地域，仅止中原九州，而《山海经》又是一部充满神话色彩的书。相比之下，《穆天子传》所记述的地理概况，特别是西域地理，应当是研究西周时期历史地理的珍贵文献。《穆天子传》的史地学价值，突出地表现在周穆王西征的交通路线上。卷一至卷四写周穆王从宗周瀍水出发，经今山西太行山一线，越今河北井陉山，渡滹沱河，出雁门关，进入今内蒙古阴山河套地区，然后渡河西行，经今宁夏、甘肃、青海，入今新疆，到达准噶尔盆地，即“西北大旷原”，此为穆王西行终点，停留达三个月之久。然后穆王东归，取道东南，经河西走廊，穿今甘、宁沙漠，复至阴山，循来路返回宗周。周穆王此行路程总计二万五千里（本书卷四原文误作“三万五千里”），所历山川、泽薮、大原、部族、邦国（特别是西域之地），大多不见于别的文献，这既是《穆天子传》研究中的难题，也是其价值所在。尽管河套以西的具体地域难以用今地考实，但《穆天子传》中所记沿途风俗人情、物产气候，无疑为我们研究西周时期西域地区的历史地理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穆天子传》卷五记周穆王东巡河南事，卷六记穆王丧葬盛姬事，其活动范围皆在中原域内。因而穆王所行之地除具体的小地名无法考实外，大致的方位、地形与他的行动路线，还是可以确定的。这也是研究周朝中原地理不可多得的资料。

历代学者对周穆王西征地理的考证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至远者如顾实，他认为穆王西行横跨欧亚两洲，直达华沙平原；至近者如常征，他认为穆王西行不会超出今甘肃、青海一带（见常征《〈穆天子传〉是伪书吗？》）。日人小川琢治的考证还是比较切合实际一些，他认为穆王西行的终点“西北大旷原”即今新疆天山之南的准噶尔盆地。今人王贻樑亦赞成此说。虽不能因此就说周穆王车辙马迹所至即为西周版图，但起码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早在西周时期，远至今新疆天山一带，已为周朝势力和影响所及。中原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00多年，这早在张骞出使西域数百年以前。因此，长期认为中西交通由张骞“凿空”的说法（见司马迁《史记·大宛传》），也应由此得到纠正。

（二）古代民族方面

在先秦文献中，有关我国古代民族的资料，以《山海经》所载最为丰富。但其中大多为神话传说，怪异荒诞不足为信。唯《穆天子传》所载真实而可信，为我们保存了西周时期西北各民族居地、习俗、分布与迁徙等情况，而且大多能从秦汉以后的史籍中得到印证。仅卷一至卷四所载西北部族、邦国就有犬戎、焉居、禺知、䣙人、河宗氏、膜昼、容□氏、□、赤乌氏、曹奴、长肱、剞闾、𪃋韩氏、西王母之邦、智氏、阏氏、胡氏、余之人、诸飦、浊繇氏、骨飦氏、重氏、文山之人、巨蒐氏、𤧱、𤃄溲、西夏氏、珠余氏等三十余个（书中脱简、阙文未可知者，尚无法计算在内）。他们都有自己的居地范围、物产，都向周穆王表示了热情友好的欢迎。对于有些部落、邦族的起源、迁徙与演变的记述，更是难得的独家资料。如卷一所记河宗氏部落，这是一个在夏、商、周三代俱为大邦的西北部族。他们长期居住在河套地区，据有黄河上游两岸辽远的土地，阳纡之山为其都居，温谷乐都为其游居，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邦国，与周王朝关系最为密切。它又是周穆王西行的第一站，故穆王以隆重之礼祭祀河伯，并封之为西北诸邦之长。河宗氏国君柏夭还一直伴随穆王，往返于西征路上，既作为开路的先导，亦兼任翻译之职。由此可见，河宗氏除了所居之地连接中原与西域外，还起着联系与沟通西域各部族的重要作用。

卷二记述：“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封丌（其）嬖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此即说明赤乌氏原与周人同一始祖，周人始立国于西土，至古公亶父时赤乌氏与周人通婚，并成为周朝在西域的附属国之一。至于“天子乃封长肱于黑水之西河，是惟鸿鹭之上，以为周室主，是曰留骨之邦”，则是周穆王深入西域后所封的又一属国。

卷三所载西王母之邦，后被人目为神话传说之邦，西王母其人则演变成各种神话人物形象。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保留了母系氏族制的部落，西王母是这个部落的酋长或首领的通称。她可能是德高望重之老妇，亦可以是美貌健壮之女王。由于西王母之邦在西域诸国中地位甚高，影响很大，又是穆王西行的最后一站，故穆王“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此部落春秋之后被乌孙人所逐，避入荒寒之青海高原，与其他羌人部落混合而被称为“婼羌”。后遂南下西藏，与唐古拉山之唐羌、牦牛羌等组成一大部落联盟，名曰“唐牦”。因仍行女王、女官制度，《魏书·吐谷浑传》及《隋书》皆载而名之曰“女国”。此女国女王诸臣，在南北朝末期支持发羌（亦西羌一支）酋长统一西藏高原，建成吐蕃王国。其国号“吐蕃”可能便是“唐”“发”（读“拨”）两国的合称（见常征《〈穆天子传〉是伪书吗？》）。

卷四载柏夭曰：“重氏之先，三苗氏之□处。”此处虽有阙文，但大意仍可明白。它告诉我们：重氏的祖先出自三苗。三苗原居中土，《尚书·舜典》称舜“窜三苗于三危”。此三危在何处，旧说不一。《穆天子传》中所载重氏居地正在今甘肃西部与新疆交界一带，那么“三危”在今甘肃敦煌附近的三危山应该是不错的。

至于其他部落与邦国，能从秦汉之后的史籍中寻到踪迹的也不少。如焉居即义渠、焉支、焉耆，禺知即月支、乌氏、虞氏（见岑仲勉《〈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剞闾之为伊犁，𪃋韩之为单桓（见常征《〈穆天子传〉是伪书吗？》）；𤃄溲或为渠搜之类（明刊本《穆天子传·卷四》郭璞原注）。总之，《穆天子传》中关于古代民族史的资料是值得今人研究与珍视的。

（三）经济、文化方面

周穆王西征、东巡，跋山涉水，行程数万里，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友好的礼待，故不能视之为侵略扩张之举，也不能认为是周穆王恣意游乐的浪行。沿途各部落、邦国都向周穆王贡献了土特产，而穆王也对他们有大量的赏赐与回赠，通过这种贡献与赏赐所表现的，不仅是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团结友好关系，而且展示了东方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壮观景象。沿途各部落、邦国贡献穆王的，多为本地所产马、牛、羊、狗，这说明西域各国大多从事畜牧业生产；有的还贡献美酒、穄米、穄麦等，说明他们也从事农业生产，甚至酿造饮料。周穆王的赏赐多为金银器皿、珠宝玩物、雕彩、漆器、朱砂、桂姜，还有大量的丝绸织品，这充分说明西周中期铸造、雕刻、纺织等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以及高超、精美的工艺。由此可见，穆王西行，不仅为西域人民带去了和平与友好，还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技术与文化知识，并通过东西方的这种交流，促进了双方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如卷四载“天子使重氏之民铸以成器于黑水之上”，显然是把东方冶炼、铸造的工艺传给了重氏。舂山的孳木华、赤乌氏的嘉禾也由周穆王取回，移植于中原。巨蒐人饮白鹄血，以牛羊乳洗足的养生保健之法，也被周穆王摹仿和引用。西周文化的发达还表现在历法的使用上。《穆天子传》记述穆王的行程与活动，使用的是周正，即以建子之月为岁首，以干支记日法记述了周穆王的所有日程。虽然其中有些因后人整理传抄致误，但仍详细、完整地记录了周穆王西征、东巡的具体日期，这在先秦文献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对《穆天子传》历法的研究虽代有其人，但至今仍无一致的说法。顾实在他的《穆王西征年历》中认为《穆天子传》全用周正，而卫聚贤则认为前四卷用周正，后二卷用夏正。就《穆天子传》所提供的干支记日历法而言，应该说我国历法在西周时即已相当完备准确了，也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历法提供了书面实证。

（四）语言、文学方面

汲冢竹书出土之时，本为墨书科斗古文，经由荀勖等人整理编校，用今文（即魏晋时通行之隶书）译写出来，故《穆天子传》每卷卷首仍标以“古文”二字，意在说明原书用古文写成。《穆天子传》之古文，因“荀勖等于时已不能尽识”，所以译写时不得不保留了那些不能识别的古字、奇字，甚至还有误释之字。加上后人辗转传抄，又以讹传讹，要完全考释出它们的形、声、义，已是一件难事。经过历代训释者的考证与研究，已经考释出其中一些古文奇字。如：山䧙—山陵，羽琌—羽岑，於鹊—乌鹊，䭫首—稽首，余—寿余，𡸍—笥，𥭩—笋，丝𦃥—丝绹，𧄋骝—骅骝，赤蘎—赤骥，白𠌾—白义，𡇷𡇤—太丙，𠮀奴—若奴，陖翟—允狄，𦴙丘—黎丘，珎—珍，珤—宝，𦯑—茂，𨘳—边，𤃻—累，等等。其中有一些是罕见的异体字、俗字、假借字，甚至是传抄致误的别字。如：旹—时，丌—其，𣼦—泽，—桃，𢨲—房，鴼—鹭，—丧，咎—舅，等。还有一些字至今仍未能考释出它们的音和义，如：“狗𤦄采”之“𤦄”，“子”之“”，“𦽦柏”之“𦽦”，“𤫋”，“𣎕𩖿”，“𠍝𤕁𠢮𦉔”，“𩟜𡮖”，“𡐜”，“𠭺𦟆”，“𤧱”，“𤃄”，“𠕫”，“囧车”之“囧”，等等。这些字也有可能是甲骨文、金文、籀文中尚未能辨识之字。总之，《穆天子传》古文奇字之多也是先秦其他古籍难以相比的。而且它们大多出现在地名、人名、器物名中，这种现象多见于西周以前的青铜铭文、甲骨文，亦说明《穆天子传》不可能是春秋以后的作品。即使是已考识之字，仍具古义。如：“柏絮”“柏夭”之“柏”乃伯爵之“伯”；“於鹊”之“於”乃乌鹊之“乌”；“债车”乃赁车；“枋牛”乃骆驼；“咎氏”乃舅氏；“赵行”乃趋行；牛羊之湩的“湩”字，其义为“乳”；羽琌之“琌”字，其音义与“岑”同。由此可见，《穆天子传》确实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字保存了一份珍贵的书证资料。

《穆天子传》中有一个突出的语法现象值得人们重视，那就是省略句与紧缩句的合用。如卷二：“甲戌，至于赤乌（，赤乌）之人其，献酒千斛与天子。”“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之人戏，觞天子于洋水之上。”又如卷四：“至于巨蒐（，巨蒐）之人𠮀奴，乃献白鹄之血以饮天子。”以上例句括号中“赤乌”“曹奴”“巨蒐”皆为原句中所省略之部族名，下句句首“之人”之上省略此部族名后，即与上句紧缩为一句。先秦古籍中省略句、紧缩句多见，但这种省略与紧缩合用的句式则少见。过去有的校释者把《穆天子传》中类似句子都视作“文有脱落”而补正；也有学者认为西晋荀勖等整理者不识或者忽略了当时的省略号“=”“：”而造成脱文。其实这些都是不明此乃《穆天子传》中保留的古代特殊语法现象。这对研究上古汉语语法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书证。

近世治文学史者，多把《穆天子传》与《山海经》相提并论，认为它是我国最早的小说之一。此说实肇始于明胡应麟论《穆天子传》第六卷的评语：“兹篇独寡脱简，而文极赡缛，有法可观。三代前叙事之详，无若此者。然颇为小说滥觞矣！”（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三坟补逸》）当胡氏将《穆天子传》与《山海经》做了一番比较之后，即指出《山海经》乃多怪异之说，“二书讵可同日语哉！”通观《穆天子传》全书，它的文字古朴、冷僻，笔法单调、拙直，写人记事平铺直叙，没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节、具体的环境描写，更无夸张、想象、虚构之词，因而它的文学艺术性并不强，甚至远远不能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相比。它的行文笔法与《尚书》颇有类似之处，从这一点上看，《穆天子传》亦不可能成书于春秋战国之后。当然，从我国早期文章发展的历史来看，《穆天子传》质朴无文的风格，本来就代表着那一特定时期的文学成就。如卷一中写周穆王“田猎钓弋”后自责道：“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于乐，后世亦追数吾过乎！”卷五写穆王有感于风雪冻人而作《哀民诗》三章的记述，都从正面刻画出周穆王善于自省、体恤民生疾苦的性格特征。卷三写穆王与西王母吟诗唱和，依依惜别之情；卷六写穆王因盛姬夭亡而哀伤哭泣之情，则在叙事中表现出穆王虽贵为天子，但仍同普通人一样，具有重情重义、多愁善感的性格。此外，卷三中写“七萃之士”高奔戎在沙漠中杀马取血“以饮天子”，卷五中关于高奔戎生擒猛虎的记述，无一不是在平淡、简洁的叙事中表现出古代卫士高奔戎忠诚、机智、勇武的个性。第六卷专门记叙盛姬丧葬之事，笔法严谨，详而不乱，层次井然，眉目清晰，在平直冷静的叙事中充满着悲伤哀婉的气氛。尽管《穆天子传》不可能像后来的文学作品那样运用肖像描绘、内心刻画、环境烘托等多种手段来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但它通过平实、质朴的叙述，却也表现出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给人以一定的感染。正因为这样，《穆天子传》在我国文学史上才有着与众不同的地位和价值。

（五）礼制、民俗方面

《穆天子传》紧紧围绕周穆王的活动，还记述了一系列与他密切相关的礼仪活动，给后人留下了研究周代礼制的真实材料。

一是宴飨之礼。这是古代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交往最常用而必不可少的礼节。《穆天子传》前五卷所载，既有部族、邦国宴请天子之礼，也有天子宴飨部族、邦国，以及诸侯、王臣、六师、七萃之礼。如卷一“犬戎□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卷二“□之人潜时，觞天子于羽陵之上”，“天子大飨正公、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卷三“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天子大飨正公、诸侯、王勒、七萃之士于羽琌之上，乃奏广乐”；卷四“天子觞重之人𣎕𩖿”，“巨蒐之𠮀奴，觞天子于焚留之山”，“䣙伯絮觞天子于澡泽之上”，“犬戎胡觞天子于雷首之阿”；卷五“天子饮许男于洧上”，“天子命歌《南山有》，乃绍宴乐”。由上可知，周时宴礼，向尊者敬酒大多称“觞”，宴请诸侯部属则曰“飨”，曰“饮”。周穆王在西行途中，各部族、邦国多向他进“觞”，只有在西王母之邦和重氏，穆王向西王母和𣎕𩖿进“觞”。这也间接地说明此二国为西方之大邦，故穆王以进“觞”来表示友好和礼敬。穆王东巡河南、饮许男于洧上，则为周王私宴异姓诸侯之礼。记述得具体、详细，非亲历其事者不能为之。此外，《穆天子传》中记述天子巡游时常奏“广乐”，私会时则用“宴乐”，亦可知“广乐”为盛大隆重的狂欢之乐，而“宴乐”则为饮宴时娱宾遣兴的轻音乐。

二是祭祀之礼。祭祀之礼是古代帝王最隆重、最常用的礼仪之一，《穆天子传》六卷中皆有记述。如卷一有周穆王于燕然之山大祭河伯，其祭礼隆重、肃穆。周穆王穿戴大礼之服，具备全色五牲，由河宗氏柏夭代河伯传言。这实际上是为穆王西游寻宝而举行的一场盛大的祈神求福的仪式。卷二有穆王“具蠲齐牲全，以禋祀昆仑之丘”；于剞闾氏祭䥫山。卷四有“天子祭于宗周之庙”。卷六有“天子南祭白鹿于漯水”。以上皆为祭祀山川、宗庙的活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卷六中完整而详尽地记述盛姬死后的丧葬之礼。从入殡、停丧、立丧主，到献祭、哭丧、出丧、诸侯拜祭，直到下棺入葬、赠献丧礼、为死者取谥号等，无一遗漏。这些都是我们研究三代礼制极可珍视的资料。《穆天子传》的这些记载，与现存三礼（《周礼》《礼记》《仪礼》）相比，既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可以说，它比三礼的记载更为具体，更加合于实际。这是研究周代丧礼者不应该忽略的。

三是献赐之礼。这主要表现在与邦国的友好交往及穆王对部属的奖赏上。《穆天子传》前四卷记述穆王西征往返事，沿途最主要的活动就是接受各部族、邦国的献礼，并赏赐他们以相当的物品。它在本质上实际是大规模的物资交流活动，或者说是变相的贸易活动，但又都是以传统的礼仪方式进行的。如卷一“河宗之子孙䣙柏絮，且逆天子于智之□，先豹皮十、良马二六”，“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劳用束帛加璧”，此为属国对天子的敬献之礼。卷三记穆王“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这段记述值得注意，周穆王在接受各部族献礼后都有赏赐，各部族首领皆“膜拜”而受，于此却未见西王母对穆王的贡献，穆王反而执礼相见，并有所献，西王母也只是“再拜受之”而已。有人据此认为西王母可能是神而不是人（说见王范之《〈穆天子传〉与所记古代地名与部族》，《文史哲》1963年第6期）。然而这里并无神奇怪异之处，反而再次证明了西王母为西方之大邦元首，故穆王应执结好友邦之礼表示敬意，西王母则不须“膜拜”而受之。

《穆天子传》记穆王经历西域诸国，于风俗民情方面虽不甚详细，但仍可从字里行间体悟到西域各族人民的友好善良、热情真诚，以及他们的生活习俗。如卷四载浊繇氏以滔水为食，骨飦氏以苏谷为衣被，巨蒐之人以白鹄血为饮、以牛羊之乳洗足等，即向我们展示了西域一些部族衣食、习俗的特点，也是研究这些部族生活习俗难得的史料。卷五载穆王东巡中原，与祭公饮酒歌诗，饮于孟氏时观《白鹤》之舞，与井公博塞，三日而决，这些反映的当然是西周上层贵族娱乐活动的风尚。卷五还载“天子筮猎苹泽”，有逢公占卦；“天子梦羿射于涂山”，有祭公占卜，可见当时巫筮之风盛行，周王还常以占卜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与动向。《穆天子传》关于民俗的记载虽然十分简略，但却真实地反映了那一时期西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为研究西周史提供了一定的信息。

五、关于《穆天子传》的校刊与整理研究

自《穆天子传》从汲冢出土以来，经晋人荀勖等整理编校，赖郭璞为之作注，方能流传至今。但今存之本最早为明代正统年间的《道藏》本，其本除有荀勖原序外，还有元至正十年（1350）王渐之序。由王序知明本所据乃元代金陵学官刊本。考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及王应麟《玉海》所载，知宋本《穆天子传》六卷原文共八千五百一十四字，今存明本字数，据清人洪颐煊校本称“仅六千六百二十二字”。可见明本已少于宋本达一千九百余字，脱佚之文又不见他书引载，这确是《穆天子传》研究的一大难题。明代专门著文研究《穆天子传》的是胡应麟，他在《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中说：“《穆天子传》六卷，其文典则淳古，宛然三代型范，盖周穆史官所记。虽与《竹书纪年》《逸周书》并出汲冢，第二书所载皆讫周末，盖不无战国语参之。独此书东迁前，故奇字特多，阙文特甚，近或以为伪书，殊可笑也。”此即《穆天子传》成书西周史官说所本，亦为驳“伪书”者所宗。他在《三坟补逸》中还逐卷论析《穆天子传》与《山海经》一书文同事异之处，认为“二书之旨，有天壤之悬”。他还指出，《山海经》乃“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侈大博极之，杂傅以《汲冢纪年》之异闻、《周书·王会》之诡物、《离骚》《天问》之遐旨、《南华》《郑圃》之寓言，以成此书。”意在说明《穆天子传》成书本在《山海经》之前，且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书。

明清时对《穆天子传》的研究，多以版本校释为主。在明代，校刊此书除官修《道藏》外，私家就有吴宽、范钦、陈德文、冯舒、吴琯、李宗成、程荣、叶树廉、赵标、唐琳、邵阇生等十余家。清乾隆时，自官修《四库全书》将《穆天子传》收入子部小说类后，私家又有郑濂、汪明际、王鸣盛、周梦龄、洪颐煊、卢文弨、翟云升、黄丕烈、檀萃、褚德彝、陈逢衡、吕调阳、郝懿行、张皋文等十余人校刊此书。现今最通行的本子就是清嘉庆时洪颐煊的校本，收入《平津馆丛书》中。至于翟云升的复校本、檀萃的注疏本、陈逢衡的补正本，都在对《穆天子传》原文的考释、训诂方面各有所胜。

在民国年间，自刘师培、丁谦之后，可以说一时兴起了研究《穆天子传》的热潮，而且研究的方向也从清人的注重训诂、考释方面转到了对于历史地理的考证。当时国人研究《穆天子传》者有十多家，成果最显著的有丁谦的《穆天子传地理考证》、顾实的《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卫聚贤的《穆天子传研究》、于省吾的《穆天子传新证》等论著。与此同时，外国学者研究《穆天子传》的亦有十多家，其中以日人小川琢治的《穆天子传考》为上乘之作，对今人从事研究亦多有启发。

20世纪50年代以来，自顾颉刚先生始撰《〈穆天子传〉及其著作时代》一文后，研究《穆天子传》的论著也有二十多种。其中岑仲勉先生的《〈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一文虽用力甚勤，但因拘泥于穆王出发地宗周为镐京，据此所考西征路线与地名不仅完全推翻了郭璞原注，亦与诸家所考大异，故不为学术界认可（说见靳生禾《〈穆天子传〉若干地理问题考辨》及王贻樑《穆天子传汇校集释·整理前言》）。常征先生的《〈穆天子传〉是伪书吗？》、靳生禾先生的《〈穆天子传〉若干地理问题考辨》二文，可以说是80年代《穆天子传》研究的力作。70年代初，台北中华学术院曾经出版卫挺生先生《穆天子传今考》一书，为近世研究《穆天子传》之巨制。据卫氏称，此书费时六载，在顾实研究的基础上修正其说并有所发展。今人王贻樑、陈建敏先生的《穆天子传汇校集释》一书，广采前人研究成果，综合诸家各说，是继卫氏之后对《穆天子传》进行全面校释的又一精心之作。

总计明清以来对《穆天子传》进行校释、研究而有论著的有数十百家，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明清时期注重版本校勘，研究的重点在于对原文的训诂、考释方面，其成果最显著者以洪颐煊校本为代表。民国时期转向史地考证，研究的重点在对于西征地理与西域部族的考实，其成果最显著者以顾实的《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和日人小川琢治博士的《穆天子传考》二书为代表。20世纪50年代以来，《穆天子传》的研究虽然进展缓慢，但亦有卫挺生先生的《穆天子传今考》那样承先启后的力作和王贻樑、陈建敏先生刮古搜今的《穆天子传汇校集释》问世。正因为有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潜心研究，《穆天子传》中存在的许多疑难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穆天子传》研究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国内对《穆天子传》进行全面今注、今译的，本书是第一次。20世纪70年代末，常征先生曾撰《穆天子传新注》一书，其自序称，只注其前四卷，然未见刊行。今人刘萧芜曾有《穆天子传今译》一文，也只译了前四卷，“至于时间、地点，都按照顾实讲的”，连译者自己也不十分相信（见刘萧芜《穆天子传今译·译者前记》）。70年代中，法国学者雷米·马迪厄曾有《穆天子传译注与考证》一书（见《读书》1984年第6期李清安撰文评介），惜未能见。

笔者对《穆天子传》的整理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1997年，笔者完成了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三种，即《意林全译》《穆天子传全译》《燕丹子全译》，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三书皆为国内大陆首次全本全注全译之作。201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约稿出版了拙著《穆天子传译注·燕丹子译注》，此书即贵州人民出版社《穆天子传全译》《燕丹子全译》1997年出版之旧作。限于当时的条件，此书未能更多采集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且有疏漏与失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时，本应增添新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修订其原著的疏漏与失误，但因本人当时眼疾刚刚做完手术，只能仅就文字、体例做了一定的修改，拟于相应时期进行全面补充修订。

而今，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简称三全本）将《穆天子传》列入其中，笔者正好实现对旧作进行全面增补与修订之夙愿。此次三全本《穆天子传》完全不同于贵州人民版《穆天子传全译》与上海古籍版《穆天子传译注》，故做以下几点说明：

首先，旧版所用校勘底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正统《道藏》本，而中华书局三全本《穆天子传》则采用上海涵芬楼景印天一阁刊本（晋郭璞注、明范钦订）作底本。此本亦为《四部丛刊》所刊之本。为保留旧刻本原貌，郭璞注文以小号字录入正文中作夹注，并与正文同出注释进行校记与疏解。为方便读者阅读，各卷原文一般皆于干支纪日处划分段落进行校释、翻译。其体例完全依照中华书局三全本统一体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校勘所用主要参校本中有明梅鼎祚《皇霸文纪》卷三中的《穆天子传》（《四库全书·集部·皇霸文纪卷三》）。此版本自清代以来，皆为校勘整理研究《穆天子传》的学者所忽略，顾实《〈穆天子传〉知见书目提要》录有《穆天子传》明刊本12种，郑杰文《〈穆天子传〉知见版本述要》录有《穆天子传》明刊本13种，王贻樑、陈建敏《穆天子传汇校集释》采集的明刊本有12种，日人岛田翔太《日本所藏〈穆天子传〉版本简介》中介绍明刊本10种，皆未提及梅鼎祚此本。

其次，鉴于《穆天子传》原文系古文艰深之作，又兼残简脱文、乱序断篇随处可见，故三全本《穆天子传》仍不避繁难，于注释中汇校勘、集释、案语为一体。校释所引前人与时彦研究成果，皆标明撰著者姓名，其论著题目皆随文附注，不再专列参考引用文献目录（首出括注出处，下所引同）。对于诸家所言择善而从，凡笔者拙见，则以“天海案”标示。由于诸家校勘各自所据底本与文献不同，故凡所引用，如非明显错、讹、脱、衍、倒互处，一律保持原貌。

再次，三全本《穆天子传》各卷撰有改写后的题解，疏解该卷内容与大意。各卷题解之后皆列有《周穆王日程经历名物一览表》，以供研究者参考查检。本书译文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郭璞注文不译）。凡原文中脱佚、错乱、不可通读处，则依照注释中的校改、补正与说明试作通译，力求文句畅达，便于读者阅读。

最后，鉴于笔者旧著《穆天子传全译》1997年出版时因受到条件限制，搜集相关参阅资料未能完备，201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穆天子传译注》再版时也未能补充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加以及时修订，所参考引用资料截止年限仅为20世纪80年代末（其中有转引自王贻樑、陈建敏《穆天子传汇校集释》所用资料）。但最近三十年来，《穆天子传》的研究不仅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研究视野更加广阔，并涉及多方面的知识与学科。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公开发表的各类论文约有150多篇，出版的专著有7部。故此次为了全面修订改写此书，笔者从网上搜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的相关论著（资料时间为1990—2022年），并进行鸟瞰式的分类整理，附录于书末，尽力为读者提供研究、参考的思路与线索。

鉴于《穆天子传》的特殊情况，据笔者所知，全校、全注、全译此书者，自拙著《穆天子传全译》出版以来，尚无人赓续（抄袭拙著者不论）。虽然2012年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韩鹏、涂莉、乔建华联名的《鸿荒开封——穆天子传原文新解》一书，但此书主旨全在于张扬地域旅游文化，并非严肃的古籍整理学术著作，故不在笔者所论之列。

由此可知，整理《穆天子传》的工作确实十分艰辛。本书责编不惧编校繁难的敬业精神令人感佩；在资料搜集整理方面，我的学生牟昆昊博士、杨秀岚硕士用力至勤，故一并致谢。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学无止境，后出转精。《穆天子传》本是一部奇书，加之出土之初就简烬残存、编脱散乱、古文怪字未能尽释，确是一部难解之书，幸有荀勖的整理隶定与郭璞的注解使之流传后世，但难免历代传写、雕刻手民之误，故其中奥秘与困惑之处，非笔者所能彻底诠释。相信此后当有更多时彦后俊为此做出新的贡献。

王天海谨序

2023.6.18于贵阳花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