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

（一）宏观概述与微观探究

本书试图从宏观的概述与微观的探究来捕捉吉川学问的特点。首先，从宏观展望吉川的生活环境、教育状况，思考吉川学术生涯的整体像，之后再从他的学术生涯和业绩来考察他的学术思想倾向。其次，进入微观的探究，对吉川的学术内容进行详细且具有深度的研究，探究吉川的中国古典文学院研究的特色和他的研究在近代中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位置。最后，从宏观的视点考察包括研究内容在内的整体像，从中挖掘出吉川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体系及意义。

（二）比较研究法

比较是认识事物的基本手段，是人类认识、区别、确定事物的异同和善恶所最常使用的方法。本书主要采用比较研究法。在元杂剧的研究中，对吉川幸次郎的元杂剧研究与其他学者的元杂剧研究进行对比，发现其异同，确定吉川研究的特色与价值。在杜甫研究中，其一对杜甫诗注进行对比，探求吉川的杜诗注的内容和注释特色。其二对杜甫研究成果和观点的比较，通过对比探求对杜诗解释的异同和吉川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通过对比，挖掘出吉川研究的优点与缺点、吉川所思考的中国文学的本质、吉川的学问源流与继承，探究吉川的研究对中国的文学研究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以往关于吉川幸次郎的研究，除了对他的学术研究成果的总结外，对吉川的研究与相关联研究的比较处于不完全状态。张哲俊就在他的《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对自己没有进行比较研究表示遗憾：“作为汉学的学术史研究，还应增加一个层面，就是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研究对同一问题的比较和评判。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状态，理想总是与现实有着距离。”[10]本书在缩短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方面付出努力。

（三）对“吉川节”的究明

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找出被评价人思考问题的规则。这种规则不会以规则的形式呈现于研究者的眼前，而是以被研究者的语言表现出来。在被研究者的论述中暗示着他的思想源流、学问源流乃至研究方法，把握这些，对于分析其学问的发展历史、倾向和变化规律起着重要的作用。考察吉川幸次郎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就必须注意吉川的语言，即“吉川节”[11]，这样才能超越作品表面的含义，探究语言深处所潜藏着的吉川的纤细的思考方式，这是本书的终极目标。因此，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注意的是吉川“怎样说的”，“怎样说明自己的主张的”。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吉川的语言证明吉川的思考方式和研究特色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即通过吉川的语言挖掘出吉川思考方式的规则。换言之，笔者从文献内证的视角来研究吉川幸次郎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内在特色，而且，从内证的视角来挖掘吉川的思考方式和他的中国学体系。一言以蔽之，通过吉川的“言”来读吉川的“心”。

[1] [日]吉川幸次郎：《留学时代》，《全集》第22卷，东京筑摩书房1975年版，第419页。注：为避免烦琐，本书中出自《吉川幸次郎全集》的相关言说，以后本书均标注《全集》、卷数及页码，又，不同卷第一次出现标注出版信息外，其他相同卷不再注明出版信息。又，注中出现日本的论文与书均以汉文标注，“支那”均译为“中国”，在参考文献中附日文原文/书名。个别以日文假名命名的出版社采用日文原文。

[2] 何培忠：《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者——吉川幸次郎氏》，[日]桑原武夫等《吉川幸次郎》，东京筑摩书房1982年版，第131页。

[3] [日]兴膳宏：《吉川幸次郎》，砺波护、藤井让治编《京大东洋学的一百年》，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

[4] [日]泽野久雄：《杜甫的邻居》，桑原武夫等《吉川幸次郎》，东京筑摩书房1982年版，第13页。

[5] 参见连清吉《日本京都中国学和东亚文化》，台湾学生书局2010年版，第159页。

[6] [日]吉川幸次郎：《第十四卷元篇上自跋》，《全集》第14卷，东京筑摩书房1968年版，第610页。

[7] [日]吉川幸次郎：《〈元杂剧研究〉自序》，《全集》第14卷，第4页。

[8] [日]吉川幸次郎：《〈元杂剧研究〉自序》，《全集》第14卷，第3页。

[9] [日]吉川幸次郎：《第十四卷元篇上自跋》，《全集》第14卷，第610页。

[10] 张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7页。

[11] 吉川幸次郎具有特性的语言表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