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德里达解构的要点
（一）命名
“解构”（deconstruction）的意思并非是“摧毁”（destruction），虽然这两个英语词看似相近。德里达说，他曾经为用不用deconstruction这个字颇费思索，因为这个词可能被误解为“用以摧毁体系的一套技术手段”。他说：“所谓解构姿态[……]指谓的或可以指谓的（总之是我希望指谓的）是：肯定[注：affirmation]。它[解构]不是否定的，不是破坏的。”（Derrida，1985：85）前面提过，affirmation是尼采哲学的概括，肯定的是循复往返的生命力，针对的是柏拉图制造的关于“真理”和“知识”的迷思。
德里达也考虑过用“de-sedimentation”这个字（可译为“回到积淀用以解惑”），意思是：某种概念或“真理”历史上逐渐“积淀”而形成语义，因此对“真理”的分析思辨可从其源头开始。斯蒂芬·哈恩解释说：“德里达并非要抵制所有的语义‘积淀’，而是有策略有选择地针对某些积淀来分析。……德里达旨在指出话语、语言和概念的历史性。”（Hahn，2002：11）
德里达最终用了deconstruction。从海德格尔那里借用的这个德语词dekonstuktion，指对书写语言如何构成文本的分析。
（二）SSP：解构宣言
1962年，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发表了《尼采和哲学》一书，阐释尼采对于西方思想史的特殊意义，为“新尼采”——法国和欧洲反思结构主义的新思潮——铺垫了道路。这个思潮后来汇入“后结构主义”。
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新思潮，与西方各国的社会抗议运动有所关联。1968年，对保守思潮的抵抗在法国和德国酿成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在美国，60年代是反越战和民权运动的年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解构应运而生，悄然而至。
1966年那一年，美国在越南的兵力增加到40万。当年秋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人文科学理论的国际会议，法国新思潮的代表人物如拉康、克里斯托瓦、巴特、德里达等参加了会议，德里达做了《人文科学的结构、符号和游戏》（英文缩写SSP）的发言，这就是解构的宣言。与当时的越战和民权运动相比，一群学者的话语没有那样轰轰烈烈。但以后见之明，SSP宣告的解构意义却更加深远，并非纸上谈兵。
SSP开宗明义：“在结构这个概念的历史上”（in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structure）已经出现了一个“事件”（event）。所谓“结构这个概念的历史”，指西方经典思想的历史，亦即柏拉图以降的思想史。所谓“事件”，指思想史上偶尔才会出现的重大理论表述。
SSP说得明白：解构的首要意义，针对的是经典思想形成“真理”的本体论传统，或称为“知识论”传统；德里达在不算长的篇幅里，针对经典思想形成的换“名”不换药的各种体系的问题所在，做了概括性表述。
SSP的表述中，不乏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解构先驱的思路的痕迹。德里达在第二段一开始就说，他要分析的“structure”（结构）和“episteme”（知识，指柏拉图界定的知识传统）这个词一样古老，也和西方科学和哲学一样古老。由episteme派生的词根深蒂固，渗透在日常语言里；如果说主根茎是episteme，其他的根茎就是其喻说的变化。比照尼采在《超越道德意义上的真理和谎言》的开头将经典思想传统称为“知识论”的传统，德里达的这段文字何其相似。而在SSP的结尾，德里达又将他所提的解构和尼采的“affirmation”（肯定）传统联系起来。这首尾的呼应，意在宣示：解构是尼采式转折的又一个发展。不过，德里达用了一套和尼采非常不同的语汇。其中，structure，sign，play或freeplay（结构、符号、自由游戏）是相互联系的三个关键词，是德里达解构宣言的基本要素。
（三）结构及其中心（Structure and its center）
德里达所要解构的structure，特指以二元对立为标志的中心构成的结构（又称以逻各斯中心逻辑为中心的结构），并非泛指任何结构。用“结构”这个词，又暗示着解构旨在思辨并超越欧洲盛行多年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认为：以二元对立形式的中心构成的结构代表稳定的知识概念。用我们通常说的“体系”（system）一词，也许比较容易理解“结构”；哲学、科学、意识形态、伦理、法学、文化、宗教等领域，因信奉绝对的真理而成体系（结构）。要补充的是：“体系”或“结构”的存在，往往在只言片语之间就可辨认。比如，“男尊女卑”，“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等。
尼采的独特，在于他不事体系，不把哲学思辨看作建立或经营“体系”或“结构”。德里达揭开“结构”之谜，正是呼应不事体系的尼采。
西方哲学传统里，结构因其中心而立。这种中心（中心原则）遵循的是逻各斯中心的逻辑。如前所述，逻各斯是本体论两个假设的符号。在西方语境里，以逻各斯中心构建其中心的各种结构，都可溯源于柏拉图传统本体论。
占据结构中心的二元对立，其中一方享有尊贵的“在场”地位，亦即具有“超验所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代表“在场”的关键词具有绝对的、超验的、不容置疑的语义，亦即绝对的“真理”。例如，父权结构是一个有许多规则并且等级分明的象征秩序，其中心则是那个象征意义（而非生理意义）上的“父”。拉康准确地称之为：“父之名”（the name of father）。这个“父”是“完全的在场”（full presence），也是“超验所指”。我们说的“大家长秩序”，也是这个意思。
二元对立为特点的辩证法究竟有什么问题？在《立场种种》（Positions）一书里，德里达一语中的：“在经典哲学的[二元]对立中，我们遇到的不是[两者]彼此和平共处的关系，而是一个暴力的等级秩序。”（In a classical philosophical opposition we are not dealing with the peaceful coexistence of a vis-à-vis，but rather with a violent hierarchy.）（Derrida，Positions，1981：41）二元对立是实施暴力的等级秩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请大家读读本书第四章。
“父之名”“上帝之名”，名称虽不同，都是“在场”。在现代世界，某些以“科学”或“理性”为中心的话语，也是一“在场”代表绝对真理。
“中心”的目的，要使结构内的语义稳定，使整个结构稳定。“中心”只允许不碰触中心的游戏，不允许指出它自相矛盾的其他游戏。“中心”禁止任何人设法使“中心”发生变化，那样会造成不稳定。中心旨在维稳。支持或帮助中心维稳的游戏，不是解构。
当逻各斯的结构成为“暴力的等级秩序”而实施压迫时，人们自然要抵抗。抵抗有各种方法。捣毁当然是一种。但看似被捣毁的体系，往往在新体系里借尸还魂，恢复二元对立的逻辑。解构虽不捣毁，却是革命性的改革，主张在结构（体系）之内通过“自由游戏”的艺术，使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使一言堂变成开放的话语（discourse）。解构用游戏式的思辨走向民主，但必须在思辨自由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四）中心并非中心（The center is not the center）
认识到“中心并非中心”之后，解构的自由游戏才能开始。
为什么说中心并非中心？因为中心是为稳定结构所设的功能（function），并非天经地义的“真理”。这也就是说，中心的“超验所指”（超验的意义）是一个幻觉幻象。德里达说，中心看似和谐的逻辑是“自相矛盾的和谐”（contradictorily coherent）（SSP：915）。发现逻各斯中心的自相矛盾，说明中心的设定是人为，而非天意；其实它最初来自某种“欲望之力”（the force of a desire）（SSP：915）。
德里达指出：经典思想说中心是结构之内的中心，又说中心是结构之外的超验真理，这样的自相矛盾正好说明中心并非中心。
德里达的先驱们用了许多鲜活的说法来揭示“中心”的自相矛盾。尼采曾用“影子”的拟人比喻，将独尊“光明”的理性传统釜底抽薪（Nietzsche，Human，All Too Human，1986：301-395）。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借地下人种种生动的比喻，揭露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所崇尚的“理性”及其远离人性的乌托邦社会。[2]弗洛伊德的话语，则是把“自我”的宇宙比作“哥白尼的宇宙”，以此解构笛卡尔式的“我思”主体论。卡夫卡，则以被奴役之子的痛苦，讽喻由“父之名”支撑的专制体系之种种不自由。
诚然，德里达选择了更接近哲学家的抽象语言来概括解构，由此形成了他的阅读和书写的个人风格，却也不失为对前人话语的发挥。德里达的解构，直指逻各斯中心是一个排他的逻辑（a logic of exclusion）。而误解或误用德里达话语的人们，常常忽略了他关于中心的这些话，忘记了这是解构之所以为解构的前提。
德里达问：什么是“结构的结构性”（the structuality of structure）？他又答：纵观西方历史（“结构这个概念的历史”），有一系列结构都是由逻各斯构成的。“结构的结构性”一语，概括了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历史，也概括了其中的问题所在。德里达说：“中心不断地、以特定的方式获得不同的形式和名称。形而上学的历史，正如西方的历史，是这些暗喻和换喻的历史。”德里达提供了一张清单，列举代表“中心”的种种暗喻和换喻：“eidos，arche，telos，energeia，ousia（essence，existence，substance，subject），alethesia，transcendentality，consciousness，or conscience，God，man，and so forth”（SSP：916）。其中，eidos指柏拉图的“形式”或抽象概念，arche指所谓纯粹的起源，telos指所谓终极目标，等等。这张清单是西方思想史的高度浓缩。当我们认识到，上面的每一个“在场”字只不过是隐喻或换喻时，其所谓纯粹或绝对的语义已经被解构。
解构的分析和思辨为什么要不断进行呢？因为“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总是会重新建立自己的”（the hierarchy of dual oppositions always reestablishes itself），因为“每一个言说总是将这种[二元]对立戏剧化”（every speech always dramatizes this opposition）（Derrida，Positions，1981：42）。
（五）符号的概念（The concept of sign）
SSP题目中的第二个关键字是sign（符号），这是“符号的概念”的方便说法。sign是signifying或signification（表意）的词根，因此，符号的概念是关于语言符号如何表意的理论。瑞典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理论，通常被看作符号的概念的重要索引。关于符号的研究后来覆盖面甚广，成为“符号学”（semiotics）。索绪尔的理论，只是符号学的一部分。
符号的概念和喻说的理论（如前面提到的尼采理论），都指出语言不可能是透明的媒体，也就不可能有透明的“真理”。这就颠覆了本体论的第一个假设（字等同于事物本身、等同于思想）。
按照索绪尔的描述：字，亦即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部分组成。能指是“声音+形体”的字；所指是字所代表的“概念”或“语义”。解构从符号的概念中得到启示：表意过程中，能指和所指在不同语境中形成不同的关联，所指也就不是固定的，而是绵延不断，变化无穷。德里达造了一个词：differance（延异），兼有differ和defer的含义，是说表意不断绵延，能指和相应的所指关系不断变化，呈现出表意的各种差异。
能指在不同语境中的组合，呈现不同的所指。有时候，一个能指可有两个相反的所指。英语里，“prescription drug”是“处方药”，而“drug dealer”是“毒贩”。“drug”既是“毒药”又是“良药”。中国人说“是药三分毒”，不把“药”和“毒”对立，正是这样的智慧。利用能指的相异甚至相反的所指，是解构针对逻各斯中心的自由游戏。
表意时能指不同排列产生不同语境。能指的排列，有循规蹈矩的排列，也有充满新意的排列。善于修辞思维者（如诗人），深谙后者之妙处。
对表意过程的探讨，产生了几种表述或理论。德里达自造的词：differance（延异），是一种。拉康又有说法：“任何一种表意必然指向另一种表意，否则无法延续”（“no signification can be sustained other than by reference to another signification”）（Lacan，1957：1131）。换言之，能指的所指是又一个能指，能指连能指，符号套符号，成为环，环环相扣，组成表意链（the signifying chain）。表意链像一条环环相扣的项链（Lacan，1957：1133）。
回顾一下尼采的说法：最初，人类在某些经验刺激神经时最初发出声音是“第一个喻说”，声音加上文字形体成为词字，即“第二个喻说”，人在使用语言时，造出第三个、第四个喻说等。尼采把表意过程描述为喻说链。
本书第三章论及“互文性”。文本和文本的关联又是一种表意过程中的链接法，理论和实践都更为复杂。
符号、喻说、文本的新理论都属于研究修辞思维的理论。解构看重修辞式的思维，以此释放能指的能量，撼动体系的所谓超验所指。当代跨学科的理论中，符号概念的运用和尼采、德里达、拉康等的索引混合起来，修正了索绪尔最初对“能指—所指”上下顺序的提议，而倾向于拉康的顺序（见“Agency of the Letter”），如下：
索绪尔的顺序 拉康的顺序
signified所指 signifier能指
—————— ———————
signifier能指 signified所指
当代理论关于能指和所指关系的趋势，可用拉康的话诠释：“所指不断地在能指之下滑动”（“an incessant sliding of the signified under the signifier”）（Lacan，1957：1134）。
应强调的是：在能指之下滑动的所指，依然有所指，即便是若即若离的所指。换言之，能指在特定的语境中一定是和某种所指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性语言的“模糊”并非没有语义。完全脱离语义的语言，失去语言的功能。
（六）解构的自由游戏（Deconstructive freeplay）
“自由游戏”是自由游戏式的表意。但是，并非任何自由游戏、自由解读都是解构。
SSP中，德里达特别强调非解构的自由游戏和解构的自由游戏之间的区别。非解构的游戏仍然视中心为中心，匍匐在超验所指、完全在场、绝对权威的脚下。对于体系及其“真理”，非解构的游戏者，心负罪疚。德里达以卢梭为这种解读的象征。面对“中心”代表的结构，解构的自由游戏没有这种负疚感，因为解构在意的不是“真理”，而是affirmation，对生命的肯定。
用德里达一句最简练的话也可概括解构：解构的自由游戏是“中断在场”（the disruption of presence）（SSP：925）。“在场”如何中断？揭示逻各斯主义的矛盾，质疑其中心，自由游戏。
揭示“在场”的自相矛盾，往往是指出二元对立的尊卑并非天然，而是人设。德里达在SSP中举斯特劳斯为例。斯特劳斯为结构主义人类学学者，他将二元对立奉为圭臬。“文化和自然”的二元对立即为一例。但是，斯特劳斯遇见“乱伦的禁忌”（incest prohibition）时，意识到这禁忌既是“文化”又是“自然”，因而“大惑不解”（“scandal”）。“乱伦的禁忌”使得二元对立不能自圆其说。
针对逻各斯，解构常常让二元对立中双方的关系“逆转”（overturning），亦即将“在场”词从尊贵的地位上请下来，同时指出“不在场”并非卑贱。德里达说：“解构[二元]对立，首先要在某一刻将等级秩序予以逆转。”（Derrida，Positions，1981：41）
如何“逆转”？善解构者，让那些使A比B尊贵的理由用于B。而那些使B附属于A的理由也可以用于A。此外，可分析处于尊位的A是如何依赖于B。还有，解构者常常思考体系中关键词的多种语义、文字符号的词源关系、语义的双关等，而且特别针对“在场”关键词的不同语义、自相矛盾、不确定性来颠覆其所谓纯粹、超验、绝对。所以，解构的自由游戏，有赖于修辞，也不能抛弃逻辑。
还有一种解构策略名为：supplement（增补）。在柏拉图和卢梭那里，书写被视为对逻各斯的“增补”，可有可无。但是，德里达认为，所“增补”者，并非无关紧要，也可戳穿二元对立之间的所谓“自然”关系并不自然（Derrida，Positions；Hahn，2002：86）。
也有人试图用“颠倒”之策（reverse），亦即颠倒“在场”与“不在场”的尊卑循序。如将男性中心（androcentrism）的秩序颠倒，变为女性中心（gynocentrism）的秩序。这样的做法看似痛快，却再次陷入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又借新体还旧魂。德里达的一篇《马刺：尼采的文体》（Spurs：Nietzsche’s Style），隐隐讽刺“颠倒”之策。他以海德格尔式的文体，戏说尼采“永恒的女性”（the eternal feminine）这一喻说，同时批评某些女性主义者在反对以男性风格为特征的西方哲学传统时，反而在文体上变得和男性哲学家没有两样。
哈比布以德里达的解读方法作为实践解构的一个范例。他说，德里达对文本的解读常是一个“多方面工作”（a multifaceted project）：“总体说，[这样的解读]试图揭示文本中逻各斯中心的那些运作，方法则是细读文本的语言，注意它如何使用一些前提或者超验的所指，注意它怎样依赖二元对立，注意它的自相矛盾，它的那些‘两难之处’（aporiai）或者概念上的窘境，注意它如何封闭[结构]，如何抵制自由游戏。”（Habib，2008：106）
尽管德里达的解构思辨多在哲学范畴内，他的解构方法和一些文学家的创造方法却有许多相同与重叠。
解构式的游戏，游戏式的解构，使体系强行维持的稳定显出其矛盾和不稳定。有人认为，解构破坏了西方哲学传统，但解构并不摧毁西方思想而自起炉灶。解构是西方思想史里的解构。德里达说：“无论是句法还是词法，我们都没有与这个[西方经典思想]历史不同的语言；我们提出的任何一个破坏性的表述，早已渗入我们所要反驳之物的形式、逻辑和暗示的概念之中了，仅此而已，岂有他哉。”（SSP：917）鉴于解构不是哲学的否定，而是身处哲学之中做思辨求改变，解构是double science，双重的科学。
[1] 本书引用的外文资料，均为作者所译。
[2]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现代乌托邦的解构，参见童明《自然机器·人性·乌托邦：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争》（《外国文学》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