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2.3.1 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

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联系。产业结构的高变换率会导致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而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也会导致产业结构的高变换率。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有过非常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都没有被发现。随着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日益明显。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产业部门增多，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资本流动、劳动力流动、商品流动等联系也越来越复杂。这些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渐引起了许多专家和学者的注意。他们开始重视研究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这些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注意到，大量的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虽然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大量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部门之间的技术转换水平和结构状态。不同产业部门对技术的消化和吸收能力往往有很大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部门之间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的不同。

要了解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须先从分析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开始。

1．传统经济增长理论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总量的增长是在竞争均衡的假设条件下由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变化长期作用的结果。需求的变化和资源在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被认为是相对不重要的，因为所有部门的资本和劳动都能带来同样的边际收益。

古典增长理论就其增长本身来说是完全将结构因素排斥在外的。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古典经济理论归纳起来即剩余的生产出现了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增加又产生了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劳动就业的增加又带来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因此剩余再次出现，并刺激资本积累的进一步增加和对劳动力的进一步需求，以及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这样的循环过程在下一阶段又将重新出现。他们的增长理论没有把部门之间的资源流动等诸多结构变化当作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而排斥结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在假定资本和劳动处在固定的技术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储蓄率和资本产出率（每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把产出和全部实际资本联系起来，从而证明了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资本产出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即储蓄率（积累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越高；资本产出率越高（即投资效果越好），经济增长率就越高。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了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投资，在考虑经济增长率时不仅要注意储蓄率（积累率）的高低，也要注意资本产出率的高低，即投资效果的好坏。投资在这一模型中起双重作用，既创造需求又创造生产能力。哈罗德和多马在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吸收了凯恩斯的思想，发展了经济增长理论，为发展经济增长理论作出了贡献。但是，这一经济增长模型没有将技术进步因素和结构变化因素考虑进去，从而也排斥了结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

索罗将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他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来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其一般表达式为：

Q =f(K, L, t)

式中，Q是国民经济总产出，K和L分别为资本总投入和劳动总投入，t为时间。这一模型考虑了时间变量t，即技术进步因素。这里的技术进步被假定为希克斯中性，即源于既定的资本和劳动组合的技术进步可以提高产出，但并不影响资本和劳动的相对边际产出。

新古典增长模型对于揭示经济增长的源泉比以往的增长模型前进了一大步，它非常清楚地显示了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丹尼森和肯德里克等人对经济增长源泉进行过深入研究，但他们同样没有把结构因素作为一个变量放进他们的模型中。

很明显，这些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始终把结构因素排斥在经济增长源泉之外。

2．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观点

关于经济增长的另一种更为广泛的观点——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生产结构的变化应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资本和劳动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增长。

传统增长理论与结构主义观点对结构因素的观点有如此之大的区别，其原因是其各自的理论分析的假设前提有很大的差别。传统增长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均衡竞争，即经济制度有足够的灵活性以维持均衡价格，从而无论从生产者的观点还是从消费者的观点来看，资源都存在长期的有效配置，即达到了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最优）状态。这就意味着各个部门的要素收益率都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这样，在任何既定的时点上，部门之间资本和劳动的转移都不可能增加总产出，资源的重新配置仅仅发生在经济扩张时期。结构主义观点没有资源配置最优的假设前提，而认为资本和劳动在不同部门的使用，其收益可能出现系统的差别。结构主义属于“次优论”的范畴。由于种种原因，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无法获得的，结构主义的观点是放弃最优化的企图，转而追求“次优”。

许多经济学家，如克拉克、罗斯托和钱纳里等人对经济增长当中的结构因素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对丰富产业结构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研究都表明，产业结构的转变和人均收入增长有密切的联系。例如，克拉克还提出了著名的“克拉克法则”。他们的研究还表明，认识产业结构的变动和资源再分配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比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更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的非均衡现象比发达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供给结构、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变化速度更快。

3．库兹涅茨与罗斯托对现代经济增长本质问题的争论

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已经被许多专家和学者所认同，但对于如何分析和研究这一内在联系，其方法却又有很大不同。有些人从经济总量的角度出发，把产业结构置于总量框架之内，从总量的变化过程来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有些人则从部门的角度出发，强调部门结构变化对经济总量增长的作用，从部门的变化过程来分析经济总量增长的规律。针对这两种分析角度和研究方法的重大区别，许多经济学家曾经进行过热烈的争论，库兹涅茨与罗斯托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库兹涅茨的观点属于前者，而罗斯托的观点则属于后者。

库茨涅茨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总量过程；部门变化和总量变化是互为关联的，它们只有在被纳入总量框架之中才能得到恰当的衡量；缺乏所需的总量变化，就会大大限制内含的战略部门变化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在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首要的问题是经济总量的增长，只有总量的高速增长才能导致结构的快速演变。没有总量足够的变化，结构变化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受到限制。库茨涅茨的主要依据是，消费者需求结构的变动直接拉动生产结构的转换，而消费者需求结构的变化是和经济总量的变化直接联系的。同时，人均产值的增长率越高，消费者需求结构的改变也就越大。根据他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引起消费者需求结构的高变化率，消费者需求结构的高变化率又拉动了生产结构的高转换率。

与库兹涅茨的观点相反，罗斯托则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部门的过程。虽然他无意要否定总量的概念，而只是强调部门分析是解释现代经济增长原因的关键。关于这一点，他说：“增长在一定意义上并按其定义来说当然是一个总量概念，它表明人均产出有规则地上升。”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根植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生产函数的累积扩散之中，这些发生在技术和组织中的变化只能从部门角度加以研究。各个部门当然是相互紧密联系的；收入流动的变化也是有意义的；总量指标和其他任何指标一样，不过是部门活动的总结罢了。罗斯托的依据是：第一，新技术的吸收本来就是一个部门的过程。在他看来，吸收新技术并不是出现在我们所说的国民生产总值或投资这类指数抽象物中，也不是出现在我们称为农业、工业或服务业这类指数抽象物中。技术创新的出现总是与某一特定部门经济上、制度上和社会上的所有问题相联系的。第二，引进新的重要技术或其他创新于某个部门之中，是一个与其他部门以及与整个经济运转纵横交错的极其复杂的过程。他认为，经济增长是主导部门依次更迭的结果。他说：“增长的运行，是以不同的模式、不同的主导部门，无止境地重复起飞的经历。”

在产业结构分析中，罗斯托还把经济部门分解为主导增长部门，即主导部门、辅助增长部门和派生增长部门，并进一步分析了各种不同部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3.2 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综述

2.3.2.1外国学者关于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1．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产业结构变动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

第一，产业结构红利假设（structure bonus hypothesis）。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比如索罗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受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的影响。但是除此之外，经济增长还有新的源泉，即产业结构红利。产业结构红利是指由于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当劳动力等资源由生产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时，国民经济就会从中享受到益处，从而获得发展。比如，Vittorio Valli和Donatella Saccone（2009）认为，国民经济的增长有两方面的动力，一是行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productivitity effect，也有人称之为inter-sector effect），这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二是资源在行业之间的再分配（reallocation effect，也有人称之为intra-sector effect）。接下来，笔者计算了中印两国经济增长中行业内部生产率提高和行业间再分配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后发现，印度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大约占30%，而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的贡献很小，有时候甚至出现了负值。

对于产业结构红利假说，也有学者提出相反的观点，即认为不是产业结构红利，而是产业结构负担（structure burden hypothesis）。Baumol（1967）提出的非均衡发展理论（unbalanced growth）是其中的代表。Baumol在模型中将国民经济分为两个部分：先进的（progressive）行业与非先进的（non-progressive）行业。这两个行业的区别在于先进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以一定的速度复合增长，而非先进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则保持不变。为了得到结论，笔者又作出了一系列的假设：两个行业的工资率相同，同时以同比例增长；两个行业产出品的需求弹性相同；两个行业产出的比例保持不变，等等。最终得出当各个行业生产率不同时，如果计划使各行业均衡发展，最终会使经济的增长率降为零。结合中国宏观调控较强这一实际情况，Baumol的模型为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甚至成为产业结构负担的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

由于各产业之间生产率的不同，产业结构的变动会对经济产生影响，这是产业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较多，方法主要是偏离份额法。在行业生产率的基础上，衍生出了一些更加新颖的考虑。比如，Shenggen Fan, Xiaobo Zhang和Sherman Robinson（2003）将各行业生产率相等时的GDP作为有效率的GDP（efficient GDP）构造效率指标（effi-ciency index），并使用效率指标的变化率占GDP变化率的比值作为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得出结论：从1978年到1995年，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47%。具体来说，笔者将整个经济分为乡村企业、城市工业、城市服务业以及农业四个方面，构造生产函数，使各个方面的边际生产率相等，以此求出有效率的GDP，进而计算出效率指标和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二，各行业的外部性问题。Michael Peneder（2003）对行业的外部性问题进行了描述。笔者将行业的外部性分为“生产者相关溢出”（producer related spillovers）和“使用者相关溢出”（user related spillovers）。其中，前者是指生产的知识和技能从行业的领域内溢出，而后者是指在使用特定的产品和服务时所产生的外部性。各个行业的外部性并不相同，当外部性较高的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较大时，就会有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反之，经济的增长就会放缓。不仅如此，一些行业的发展会推动另一些行业的发展，比如，计算机和医药等高科技含量的行业会推动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从而带来整个经济的繁荣。

2．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虽然产业结构变动会影响经济增长，但是随着自身的发展，经济增长也会反作用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解释。

第一，各行业的收入需求弹性不同。国民收入的增长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一般经济增长都会伴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各个行业的收入需求弹性是不同的，随着经济的增长，各个行业面临的需求状况在不断的改变，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化。经济理论中的必需品和奢侈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必需品是为日常生活所必须的产品，收入需求弹性较小，比如粮食和普通衣服等，大多集中在第一产业；而奢侈品是指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产品，收入需求弹性较大，比如音乐会、珠宝等，基本集中在第三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的提高，人们对于奢侈品的需求会增加，而对于必需品的需求增加得不多，甚至会减少，从而推动了生产奢侈品的行业的发展，以及生产必需品的行业的相对萎缩，即经济增长影响了产业结构的变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第一与第三产业比重的下降则从事实上证明了经济增长会从需求的角度影响产业结构。

第二，Schmookler的 需 求 推 动 科 技 进 步 理 论（demand-driven technological progress）：经济增长会导致资本的更快积累，更加先进的机械、科技的应用，以及更短的新知识的运用间隔，这些都会导致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Schmookler认为，这些进步并非是在行业间均匀发生的，而是更加倾向于扩张性的行业（expanding sector），从而推动了某些行业的大发展。简而言之，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在各个行业的不均匀分配，导致了经济增长会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2.3.2.2中国学者关于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尽管国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过程要复杂得多，国外的有些理论并不都适合我国。因此，一个健康的结构和制度的互动才是决定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学者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与欧美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有所不同，更大程度上的是中西结合，即将西方的产业结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紧密联系起来，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产业结构理论，提出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杨治（1985）在《产业经济学导论》一书中从宏观角度研究了产业结构变动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和运作可实现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区位结构三位一体的协调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他提出，产业结构的变化不仅要考虑振兴什么产业，而且必须反过来考虑要淘汰什么产业，从而才能更加合理地研究产业结构变动的问题。

孙尚清（1988）以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原始数据为样本，研究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和趋势，揭示了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与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变的不同特点，并提出了中国近期和中期产业结构的政策。李京文（1998）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动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产业结构正在向合理化方向发展，但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的区别，这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国际环境都有很大关系。

刘伟（1995）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一书中阐述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解决产业结构转换所面临的共同矛盾，以及发达国家为完成产业结构转换所采取的措施和一般规律。同时，他认为，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和工业化、现代化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经济增长的实质归结为工业化，进而理解为产业结构演变。他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工业制造业，工业制造业的结构性扩张无论是对GDP的增长还是科技进步，或对资本效率及劳动生产率效应的提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郭克莎（2001）在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的理论基础上，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进行了研究，并从资源配置效应入手，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间资源流动、产业结构变动对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要确保地区经济的良性增长，需要创造一个总量供求基本平衡和产业结构关系协调的经济环境。他指出，我国产业结构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瓶颈”制约或结构偏差制约；二是结构转变或者结构升级缓慢的制约。

周振华（1988）对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机理及实现机制进行了一系列分析他指出，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他采用系统研究的方法，以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不仅考察了产业结构内部关联的结构效应，而且从国民产品运动的角度考察了产业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反应程度，揭示了结构弹性效应。他把产业结构作动态处理，引入新的结构变量，分析产业结构与整个外部环境的关联成长效应和结构开放效应。其研究的用意是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及其机理，为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提供基本思路，从而能够选择最佳的产业结构变动模式。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刘元春（2003）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详细分析出各种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证明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不仅在于渐进式的经济制度改革，而且得益于转轨后的“后发优势”。二元经济转型引起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无论在增长质量的改善，还是经济质量的边际贡献上，都高于经济制度的变迁。他指出，我国未来经济改革的核心应当从过去的所有制改革、市场化和开放化转向二元经济转型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上。

蒋振声（2002）运用协整检验、预测方差分解等动态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1952—1999年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存在某种经济机制使二者之间呈现长期稳定的协同互动关系。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实际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而总量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不显著。我国经济增长目前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从而决定了传统产业增长方式的局限性，因此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当成为我国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

纪玉山（2006）根据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理论，利用1978—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唯一的动态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关系存在于根据协整方程建立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这表明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进程并不是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验证了配第—克拉克定理的正确性，却否定了库玆涅茨的收入决定论，至少在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不是相反。

叶依广（2003）运用Caldor模型分析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工业部门增长效应的差异。他从模型中得出，我国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分别是相应非工业部门的4.7倍、2.2倍和3.8倍。他的结论是，工业对国民经济有强大的作用，工业部门的生产率高于非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因此将更多资本资源配置到工业部门，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水平，有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另外，还有其他学者对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郭金龙和张许颖（1998）通过总增长和部门之间增长关系的分析得出，总增长率同部门增长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他采用钱纳里的回归模型，对我国经济结构变动所带来的整体收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后，发现，结构变动以及结构变动伴随的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巨大的。余江（2008）通过计量模型计算出1986—2003年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动都通过能源消费影响经济增长。其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占绝对优势，而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但是从变动趋势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小，而结构变动的影响却越来越大，并且这种趋势在1999年之后变得更加明显。

除此之外，国内学者也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所作出贡献的角度，提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江小娟，2002）。在分析决定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主要因素和影响机制方面，党耀国（2004）提出，“最优强度轨道”就是能够使经济系统快速增长的产业结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产业结构由无序到有序的过程。

2.3.3 常用的量度指标与分析方法

2.3.3.1常用的量度指标

为了研究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需要设计度量产业结构的指标，这些指标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简单比例法

简单比例法就是选择某个指标作为衡量基准，分析三大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常见的有以下几种：以劳动力为基准，分析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关系；以总产值为基准，分析三大产业一定时期内总产值的比例关系；以各个产业产值的增长率为基准，计算此增长率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比例等。这一类的指标较多，也很常见，在文献中通常用于简单描述产业结构的变化。

2．产业偏离度的衡量

产业偏离度指标，将某行业创造的产值与该行业吸纳的劳动力结合考虑。具体的公式是，利用某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除以该产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再减1。如果结果等于零，表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均为均衡状态；如果大于零，说明该行业的生产率偏高；反之，说明生产率偏低。刘涛、胡春晖（2011）利用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标，计算了30年来西藏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了西藏的产业结构状况，并且提出了建议。

3．产业不对称程度的衡量

这个指标与产业偏离度类似，但不同之处在于产业偏离度是从产出和吸纳劳动力的角度衡量产业的关系，而这个指标看中的则是各个行业不同的增长率，具体公式是：

指标=

其中，ri表示第i个行业的实际增长率，r∗表示该行业均衡状态下的潜在增长率，而pi表示第i个行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该指标越大，说明产业间发展越不平衡。Xuebing Dong, Shunfeng Song和Hui Zhu（2011）利用构造的指标，结合面板格兰杰检验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波动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的结论。

4. Moore结构变动值指标

上式中，Wi, t表示t时刻第i个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Wi,lt@span i=1 sub=1> t+1表示t + 1时刻第i个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整个国民经济的每一个产业当做一个空间向量，那么，当某一个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发生变化时，与其他产业的夹角就会发生变化。把所有夹角变化量累计，就可以得到整个经济系统中各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史常亮、王忠平（2011）分别计算了浙江各个产业的GDP和就业人数的Moore结构变动值指标，并以此作为变量与浙江的GDP一起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了浙江三次产业的产出、就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协同关系，产出结构变动可直接引起经济总体的快速增长的结论。

5．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衡量

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度量，不仅仅是不同产业的份额比例关系的度量，而且也是劳动生产率的衡量。不同于传统的就业份额、资本份额和霍夫曼比值等，刘伟、张辉、黄泽华（2008）提出了一种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全新度量方法，并结合了产业之间的比例结构与劳动生产率，即产业结构高度。其中，vit是t时间内产业i的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而LPit是t时间内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同时，为了使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不仅可以用于判断工业化的进程，还可以用于国际比较，笔者对劳动生产率进行了标准化，即。其中，、LPif、LPib和LPit分别指标准化后i产业t时期的生产率，工业化完成后i产业的生产率，工业化开始时i产业的生产率，以及直接计算的i产业的生产率。笔者利用构造的指标进行分析，得出了产业结构高度的演变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明显的相关关系，至2005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大约走完了三分之一，但是产业之间的发展并不均衡等结论。

2.3.3.2偏离份额法

偏离份额法的基本原理是把经济的某个组成部分的变化看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以其所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参考，将自身经济总量在某一时期的变动分解为三个变量，以分析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于表达式中显著包含了结构变化的贡献，因此偏离份额法被广泛地用于分析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基本形式为：

这是将劳动生产率分解的公式，反映了从0时刻到T时刻构成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各个部分。其中，在产业结构影响经济增长这个大背景下，右端的第一项被称为行业内生产率增长（intra-branch productivity growth）。它反映的是在假设产业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各行业内部生产率的提高。第二项被称为静态影响（static effect），反映的是在期初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劳动力向高效率行业转移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第三项被称为动态影响（dynamic effect），反映的是劳动力向更具有活力的行业转移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包括第二项和第三项。

如前所述，偏离份额法由于显著包含了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被广泛采用。Marcel P. Timmer和Adam Szirmai（2000）利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东亚生产率提高的原因，检验了产业结构红利假说。Mario Cimoli, Wellington Pereira和Gabriel Porcile Fabio Scatolin（2011）采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巴西的经济情况，得出了巴西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差的结论。

尽管偏离份额法被广泛地应用，但是其自身存在着一些缺陷。Marcel P. Timmer和Adam Szirmai（2000）就在文章中指出了偏离份额法有如下缺陷：第一，偏离份额法仅仅关注了生产要素的供给方面（supply-side oriented），而把需求的变化定义为外生变量，从而忽视了需求的作用。第二，偏离份额法采用的是宏观层面的分析，因此资源再分配的作用被低估了，即有可能在行业等微观层面发生了由于再分配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但是由于偏离份额法只关注较为宏观的层面（一般为三大产业的层面），因此可能会低估产业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内部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三，传统的偏离份额法没有考虑边际生产率的作用。笔者认为，在传统的偏离份额法中，假设各个行业的要素生产率是相同的，但是这明显与实际情况相悖。当此假设不存在时，即存在低估产业结构影响的可能。比如，某行业向其他行业转移了其过剩的劳动力，这应该是劳动力在行业之间转移产生的产业结构的影响。但是在偏离份额法中，劳动力的减少会提高行业的生产率，从而会反映在行业内生产率增长之中。第四，Verdoorn效应，即在传统的偏离份额法中，产出和生产率的增长是没有联系的，这个可能是传统模型的一个重大遗漏。

2.3.3.3灰色关联度分析法

灰色关联度分析是一种统计分析技术，主要用来分析系统中母因素与子因素关系的密切程度，从而判断引起该系统发生变化的主要和次要因素。灰色关联度分析是指在系统发展过程中，如果两个因素变化一致，则可以认为两者关联度较大；反之，则两者关联度小。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提供了量化的度量，适合于母子因素动态的历程分析。

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选择参考序列 X0= (x01, x02, x03, ……)，比较序列 Xi=(xi1, xi2, xi3, ……)，其中，i =1, 2, 3, …, n。

第二步，对变量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常用的方法有初值法和均值法等。

第三步，求出差序列、最大差和最小差。差序列为 Δ0i(k) =|x′0(k) -x′i(k), k= 1, 2, …, n|，最大差为M= MaxiMaxkΔi(k)，最小差为m= MiniMinkΔi(k)。

第四步，计算关联系数。r = (x0(k), xi(k) ) = (m+δM) /(Δ01(K) +δM), k=1, 2, …, n, i= 0, 1, 2, …, m。其中，δ为分辨系数，一般取0.5。

第五步，求关联度。, x1(k) ), i = 1, 2,…, m。

第六步，分析结果。若r(x0, xi) ＞ r(x0, xj)，则说明因子xi对参考序列x0的灰色关联度大于xj。灰色关联度越大，则说明该组因素与母因素之间的紧密程度越强。

灰色关联度由于其自身可以反映母因素与子因素之间动态关系特点，被运用于分析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之中。比如，梁同贵（2010）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比较研究了各国或地区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关联性，但是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远远没有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地区那样紧密。又如，李懿洋（2011）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研究了甘肃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了甘肃三次产业与GDP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发现第三产业对甘肃经济增长的作用最为明显。

2.3.3.4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经济学中分析问题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其在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也得到了普遍应用。文献中的回归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简单的线性回归

简单的线性回归在这里又可以分为两类，即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回归分析和直接的回归分析。前者将在下一部分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直接的回归分析一般将GDP或者其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简单的线性回归，有时也会利用本节中第一部分描述的指标。简单的线性回归具有直接简便等优点，也可以直接看出产业结构等关注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往往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严格来说，采用简单的线性回归并不恰当，而且也不能检验相互影响的关系。

2．构造结构方程，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这部分最主要采用的就是基于数据平稳性检验基础上的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由于这种回归分析更加符合理论要求，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比如付凌辉（2010）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恩格尔—格兰杰两步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检验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了两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经济增长带动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但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并未明显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苏辉（2012）采取ADF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分析、脉冲效应、方程分析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等方法，对南通产业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进行了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实证分析，得出了第一和第二产业对南通地区GDP影响较大而第三产业影响较小，以及在短长期内各个产业对GDP影响的结论。金福子、崔松虎（2010）在ADF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利用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河北省为例研究了产业结构偏离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了在长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偏离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短期的影响则不显著的结论，等等。总体来看，由于构造结构方程程序化、规范化较强，国内学者利用其进行研究的文章较多，且涉及了从国家到地方等各个层面。

3．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

与其他回归方法相比，面板数据是近年来才兴起的工具，具有可以缩短所需时间跨度的优点。单纯地使用面板数据，或者将面板数据模型与格兰杰因果检验相结合，以及使用动态面板等，都在分析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领域得到了应用。比如，王焕英、王尚坤、石磊（2010）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利用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78—2007年的数据，研究了我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整体影响，以及产业结构内部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了产业结构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总量的增长的结论。Xuebing Dong, Shunfeng Song和Hui Zhu（2011）利用面板格兰杰模型，采用1978—2008年全国主要省份的数据，得出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的结论。Michael Peneder（2003）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了28个OECD成员国的数据，得出了在OECD成员国中，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但是对于某些行业有利的产业结构变化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2.3.3.5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描述经济增长因素的经典函数，比函数认为，科技进步、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对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稍加变形，即可作为回归方程的基础，从而研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刘伟、李绍荣（2002）对此问题有详细的阐述。笔者认为，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和政府行政手段配置到一定的产业组织结构中才能发挥其生产的作用。因此，不同的产业结构会影响要素的生产效率，因此笔者在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加入了产业结构，即把产业结构视为制度因素加入生产函数。改进后的生产函数如下：，两边取对数，即log(Y) =（α1x1+α2x2+…）log（K）+(β1x1+β2x2+…)log(L) +C1x1+C2x2+…+E，可以从产业结构对资本利用率的影响、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对生产规模的直接影响等三个方面研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类似地，张晓明（2009）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关系，得出了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最大，而且第三产业比重在增加促进总产值提高的同时，自身对资本的需求是降低的这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