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阿尔托纳是汉堡的卫星城，也是基尔铁路线的始发站，我们将沿着这条铁路一直抵达贝尔特。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进入了荷尔斯泰因州。

六点半，马车到达火车站。我叔叔大包小包的行李可真不少，笨重累赘的旅行装备一件一件被卸下来，称重，贴好标签，然后搬上行李车厢。七点整，我们已经面对面坐在了车厢里。汽笛拉响，火车慢慢开动起来。我们就这样出发了。

我彻底放弃了吗？其实并没有。只不过此时此刻，清晨的空气和车窗外飞速闪过的景色分散了我的注意力，让我暂时忘却了忧虑。

至于李登布洛克教授，以他的急性子，只会嫌火车开得太慢，他的思绪显然早就飞到了更遥远的地方。这节车厢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相向而坐，一路无话。我叔叔反复检查自己的口袋和旅行袋，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连我都看得清清楚楚，这趟旅行需要的所有证件都已经备齐了，其实什么也不缺。

其中有一张纸似乎格外重要，叠得十分仔细，抬头是丹麦使领馆办公室，署名为驻汉堡领事克里斯滕森先生，他是教授的一位朋友。有了这封信函，想必我们在哥本哈根申请致冰岛总督的推荐信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我还看到，那份珍贵的羊皮纸文稿也被教授小心翼翼地藏在文件夹最深的夹页里。我发自内心地厌恶那张羊皮纸，扭过头去欣赏窗外的景色。放眼望去，视线所及之处都是连续的广袤原野，单调乏味，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含有大量淤泥的肥沃土壤有利于作物种植。这样的乡村景观非常适合修建铁路，而且可以修建铁路公司所钟爱的直线铁轨。

尽管风景单调，但我还没来得及感到厌倦就发现已经抵达了目的地。短短三小时的旅途，火车抵达了基尔，距离大海只有一步之遥。

我们的行李会直接送到哥本哈根，现在不需要考虑行李的问题。然而李登布洛克教授一直目送着行李，不放心地看着它们，直到它们被送上蒸汽船，消失在货舱深处再也看不见了才肯罢休。

虽然一路匆匆忙忙，但是我叔叔对铁路和轮船班次计算得相当精准，以至于我们在基尔有一天的时间无事可做，可以到处闲逛。“爱来诺拉号”蒸汽轮船要等到入夜之后才开船，也就是说还有整整九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那位急性子乘客暴跳如雷，大骂铁路轮船管理局竟然能够容忍这种浪费时间的安排，顺便把政府部门也捎带着骂了一顿。当他跑去和“爱来诺拉号”的船长讨论这一问题时，我只能跟在后面随声附和。李登布洛克教授希望可以胁迫船长立刻烧炉子开船，一刻也不要耽搁。船长则请他在城里随便转转。

我们只好在基尔把这一天打发过去。我们在郁郁葱葱的海岸边散步，从大海向内陆望去，就可以看见拔地而起的基尔小城。小城周围环绕着茂密的树林，我们在树林里穿行，观赏沿途不时出现的小别墅。最后，在我叔叔的低声抱怨中，时间终于到了晚上十点。

“爱来诺拉号”燃煤产生的黑烟已经升上了天空。站在甲板上似乎可以感觉到锅炉运行时的颤动。我们上了船，一间配有双层床的客舱就是我们的房间。

十点一刻，“爱来诺拉号”起锚出发，蒸汽轮船很快驶进了大贝尔特海峡黑沉沉的水面。

夜色黑沉沉的。我感受着凉爽的海风和起伏的波涛，远处还能依稀看到城市的灯光，更远一些的地方矗立着一座灯塔，明亮的光线照射在海面上。这些就是第一次乘船渡海给我留下的印象。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们在科瑟上岸。这是一座坐落在西兰岛西侧的小城。下船之后，我们再次坐上火车，穿越广袤的土地。从车窗向外看，也是与荷尔斯泰因相似的乡村原野。

还要经历三小时的火车之旅才能抵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我的叔叔一整夜都没有合眼。睡意蒙眬中，我听到他不耐烦地踢着车厢的墙壁。

忽然间，他瞥见了一小片海面。

“厄勒海峡！”他喊了起来。

我们左边有一座高大的建筑，看起来像是一所医院。

和我们同车厢的人说道：“那是一座疯人院。”

我心想：“要我说，这就是我们最后要去的地方！别看这家病院还挺大，但要装下李登布洛克教授所有的疯狂想法还远远不够呢！”

早上十点，我们终于踏上了哥本哈根的土地。行李也下了船，和我们一起乘马车赶往布雷德加德的凤凰酒店。火车站位于城区之外，我们花了半个小时才到达酒店。我叔叔草草梳洗了一番，然后拖着我又准备出门。酒店门房会说德语和英语，不过精通多国语言的李登布洛克教授用流利的丹麦语询问了几个问题，门房也用流利的丹麦语为我们指明了前往北方古物博物馆的路。

这是一座神奇的博物馆，馆中的藏品令人眼花缭乱。看着古老的石质武器、高脚酒杯和珠宝首饰，这个国度的漫长历史仿佛一一在眼前重现。博物馆馆长汤姆森教授是汉堡领事的朋友，也是一位学者。

我叔叔向他递交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通常来说，知识分子对待彼此并不十分热情，但这一次不同以往。热心肠的汤姆森教授热情接待了李登布洛克教授和他的侄儿。不用多说，我们没有向博物馆馆长透露这项旅行的真实目的，只是说想要去冰岛旅游观光。汤姆森先生愿意为我们提供一切帮助。

接着，我们便赶往码头，看看能不能碰巧找到准备出发的航船。我真希望所有的交通工具都瘫痪停摆，但那毕竟是不可能的。一艘小型丹麦双桅帆船“北欧女战神号”将于六月二日扬帆向雷克雅未克进发。李登布洛克教授在船上见到了比亚内船长，教授高兴得紧紧握住船长的手。异乎寻常的热情让船长觉得有一点惊讶，在他看来，前往冰岛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毕竟那就是他的工作。然而我叔叔却觉得这简直是命运的眷顾。可敬的船长充分利用了教授的热情，收了我们双倍的渡船费，不过我们并不在意这些。

比亚内船长把数目可观的钱币放进口袋，对我们说：“请二位周二早上七点登船。”

我们向汤姆森先生道谢，然后回到了凤凰酒店。

“太好了！好极了！”我叔叔不停地说，“正好有一艘准备出发的船！多么幸运的巧合啊！现在我们吃饭，吃完饭去城里走一走。”

我们来到国王新广场。广场上有一座炮台，两台废弃的大炮一点儿也不吓人。广场附近有一家自称“法式”的餐厅，厨师也有一个很法式的名字叫做樊尚。我们在这家餐厅饱餐了一顿，每个人只花了四马克[3]。

吃完饭，我们在城市里闲逛。我开心得像个孩子，好奇地四处打量；我叔叔心不在焉地跟在后面，什么景色也看不进去。国王的宫殿金碧辉煌，博物馆前运河上有始建于十七世纪的精美桥梁，纪念雕塑家托瓦尔森的博物馆中装饰着吓人的壁画，他的墓前则陈列着雕塑家生前的作品，精致的罗森堡宫周围环绕着美丽的草场，证券交易所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令人赞叹，尖塔上盘绕着四条青铜龙，城墙根下还有高大的磨坊，磨坊的风车远看就像海上的船帆。然而我叔叔对这一切都视若无物。

如果此刻葛来芬在我身边该多好啊！我们可以手牵手漫步在这座城市，双层甲板船和三桅帆船收起红色的风帆，平静地停泊在港口，走过绿意盎然的海岸，穿过茂密的树林，探访绿荫深处的要塞，观赏黑洞洞的炮口掩映在接骨木和柳树丛中的景致。

可惜啊，她现在离我很远，我可爱的爱沙尼亚姑娘啊，我这辈子还能再见到她的倩影吗？

在我大发感慨时，我叔叔完全没有注意这些引人入胜的风景，他的目光被远处哥本哈根西南部阿迈厄岛上的一座钟楼深深吸引住了。

我叔叔让我跟着他往钟楼的方向走去。我们登上一艘小型蒸汽渡船走运河水路，很快便在造船厂码头靠岸。

上岸后，我们又连续穿过好几条小巷，巷子里有狱卒拿着棍棒，监督身穿黄灰色长裤的苦役劳作。穿过狭窄的巷子，我们便来到了救世主教堂。这座气势恢宏的教堂真令人叹为观止。不过我也立刻看出这座教堂的钟楼为什么能够吸引李登布洛克教授的注意：高耸的钟楼上半部分，盘绕着螺旋形的室外阶梯，一直通向直指天空的钟楼尖顶。

我叔叔说：“走，上去。”

我战战兢兢地问了一句：“不会晕吗？”

“当然会，就是为了提前适应嘛。”

“可是……”

“我说了，快上去，别耽误时间。”

我只能照做。钟楼的看守从街对面赶来，把钥匙交到我们手里。攀登就这样开始了。

我叔叔身手矫捷地走在前面，我跟着他。要说我不害怕，那是不可能的。很快我就感到头晕眼花，周围的物体仿佛都在旋转。我不是飞翔的雄鹰，既没有鹰的平衡感，神经系统也没有鹰那么稳定。

当我们走在钟楼内部的螺旋楼梯上时，感觉还算可以，走完一百五十级台阶之后，我们便登上了钟楼的露天平台，高空中的气流迎面打在脸上。我们开始攀爬室外旋梯，唯一的防护措施只有看起来不太结实的扶手。越往上走，楼梯越窄，似乎永远都走不到尽头。

“我上不去了！”我喊道。

“你要当胆小鬼吗？快走！”李登布洛克教授无情地回应道。

我只好打起精神，紧紧抓着扶手跟在教授后面。走在这么高的地方，我觉得头晕眼花。强风刮过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钟楼在微微摇晃。我的双腿不听使唤地发软，走着走着，我只能半跪着一步一步挪动，再后来只能手脚并用往上爬；我闭上了眼睛，害怕一睁眼就会犯恐高症。

终于，我叔叔拽着我的衣领，把我拖上了钟楼顶，我站在顶端金色的圆球边。

他对我说：“看哪，好好看看！这就是我们的防恐高练习！”

我睁开眼睛。在淡淡的烟雾中，地面上的房屋看起来格外矮小，好像被什么东西压扁了似的。在我的头顶上，蓬松的云朵悠然自得地飘过，抬头看着它们会让人产生错觉：云朵似乎是静止的，而钟楼、金球和我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移动。放眼远望，一边是绿意盎然的田野，另一边则是波光粼粼的海面。厄勒海峡经由埃尔西诺小城汇入大海，可以看见水面上的点点白帆和展翅飞翔的白色大海鸥。东方雾气缭绕，依稀可以看到远处模糊的轮廓，那就是瑞典的海岸线。这番丰富多彩的壮观景象像漩涡一样盘旋在我眼前，真让我目不暇接。

我不得不起身站好，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的第一堂防恐高练习课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当我终于回到地面，双脚安安稳稳地踩在坚实的街道上时，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明天继续。”我的叔叔说。

他说到做到。整整五天里，我每天都要接受一场让人头晕目眩的锻炼。不管我自己是否乐意，我在“高空中的凝视”方面确实取得了明显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