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加快建立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 建立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必要性
（一）家庭结构变化冲击着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
1．“四二一家庭”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在新增人口中所占比例迅速提高，并由此产生了“独生子女家庭”这一特殊的家庭形式。而今，我国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早已进入婚育年龄，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影响下，产生了新一代的独生子女，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逐渐演化形成“四二一”家庭结构——四个老人是第一代，一对夫妻是第二代，一个孩子是第三代。
虽然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老年人都有多个子女，但是在未来十年里，第一批“独生子女家庭”中的老人将陆续步入老年期，“四二一”家庭中的第一代将成为我国老年人群的主力军，届时，这一批独生子女作为政策导向下的特殊群体会承受巨大的养老压力，“四二一”家庭结构在赡养老人方面的弊端将显露无遗。
一方面，随着我国平均家庭规模趋小，家庭内部赡养老人的人力资源缩减，而且时代步伐加快使得独生子女们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放到对事业和个人的追求中，这又导致赡养老人的物质和时间资源进一步缩减；另一方面，代际关系重心的下移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尤为显著，家庭对孩子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对老人的关注度，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日渐衰落，甚至出现部分养老资源向育儿资源的倒流，从而形成“养老倒挂”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我国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的构建和巩固，使代际产生疏离感，而且会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养老安全性”。
在社会总抚养比整体上升的情况下，农村老年人所面临的养老困境更甚于城市老年人。人们对于人口老龄化的预期会使其降低消费、提高储蓄，以减轻子女未来的负担，同时保持自身消费水平的平衡。然而同样是提高储蓄率，对于城镇和农村的“四二一”家庭造成的影响却是不同的。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大，城市独生子女父辈的储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四二一”家庭结构所带来的养老困境，而农村该种储蓄的缓解作用却十分有限，因此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导致了农村家庭的赡养负担重于城市家庭。
2．“空巢家庭”
“空巢家庭”在农村的迅速蔓延也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难度。其实“空巢家庭”的现象由来已久，但是近年来随着其在农村家庭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空巢老人”已经成为农村一个庞大的群体而备受社会的关注。造成农村“空巢家庭”比例快速上升的原因主要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首先，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城市的各种优势资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了巨大的拉力，吸引其大量迁往城市；其次，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求发展非农产业，跳出“农”字，鼓励劳务输出，因而形成了一种农村对剩余劳动力的推力，促使其外出务工；最后，随着社会转型，年青一代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从而使代际交流出现障碍，年轻人更愿意去城市打拼而不愿被捆绑在父母身边。
“空巢家庭”的大量增加及空巢期的延长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家庭形式发展的主要特征，2012年，农村“空巢家庭”的比例达到了38.3%，增长速度高于城市。“空巢家庭”的老年人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多方面得不到满足，而相比于城市，农村“空巢老年人”的养老困境显然更突出。城市老年人的物质资源本就比农村老年人丰富，城市的公共资源和社会保障制度也相对完善，同时城市老年人也较易享受到来自社会、社区和市场的各类养老资源，而农村老年人则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的支持都处于劣势，因此“空巢家庭”给农村老年人带来的养老困扰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二）农村养老机构的缺陷
我国的养老机构一般可分为福利机构及老年公寓，福利机构是由政府出资兴建，主要的收养对象是城市“三无”老人及农村的“五保”老人；老年公寓则大多是民办机构，针对其他社会老人。
在农村，福利机构主要采取敬老院模式对农村“五保”老人进行集中供养服务。近年来，我国农村养老机构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机构数量及床位均有相当程度的增加，但是总体来说，农村养老机构在数量及服务质量上仍然无法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首先，农村养老机构的资金来源单一。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农村养老机构主要依靠乡镇政府的补贴和村集体筹资维持经营，社会资金的注入极少，资金来源单一而短缺。养老机构所获补贴基本仅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持老人的日常基本需求，很难有剩余资金来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服务内容，这也造成农村养老机构无法向广大农村社会老人开放，致使入住人员性质的单一性。而建设养老机构所需投入的资金是巨大的，新建一个拥有100张床位规模的养老院初期投资就需要约2000万元，每年还需至少几十万元的常规性投入，而这足以为1000位老人购买至少16年的居家养老服务。
其次，农村养老机构的功能定位不明确。美国根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自理能力将养老机构分为技术护理照顾型养老机构、中级护理照顾型养老机构及一般照顾型养老机构，我国香港同样将养老机构分为高度照顾安老院、中度照顾安老院及低度照顾安老院。然而，目前我国农村养老机构基本由乡镇政府承办，收养对象以农村“五保”老人为主，而不具有“五保”资格的老人即使生活无法自理也很难入住，这使得农村养老机构实际上成了农村“五保户”集中供养的场所，而并非根据老年人实际健康状况进行分类的养老场所。这就导致生活能够自理的老年人占用了大量床位，而真正有需要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却无法得到照顾，造成本就匮乏的农村养老资源进一步的浪费。
再次，农村养老机构人力资源匮乏。国际上普遍认为养老机构职工数与老年人数量比例在1∶5较为合适，我国民政部规定该比例在1∶10以内。然而我国农村地区养老机构职工数与老年人数量比大多超过1∶10，职工总量严重不足，配置严重失衡。由于近年来农村养老机构床位有所增加，相应的，入住老人也不断增加，但工作人员的增长速度却严重滞后，导致职工与老年人数量差距越来越大，工作人员相应更加缺乏。同时，我国农村养老机构职工在结构上亦十分不合理，正式职工占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低，职工更换频率高，接受过老年人护理专业培训和拥有职业资格水平认证的职工人数少，职工年龄总体偏大，存在“以老养老”的现象。总体而言，由于农村养老机构属于非营利机构，职工的薪资水平低，导致对专业人才的吸引力小，从而使农村养老机构人力资源供应不足，质量欠佳。
此外，农村老年人对养老机构的认知不够。由于“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因此大部分农村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模式存在很大程度的不认同。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养老机构一直属于国家兴办敬老院的模式，收养对象大多是鳏寡孤独的“五保”及“低保”老人，这直接导致许多老年人在态度上排斥机构养老的模式，部分采取家庭养老的老年人甚至对机构养老的老年人存在心理优越感。另外，农村老年人对于养老机构的生活不论从心理还是习惯上一时都无法适应。
最后，农村养老机构导致老年人缺乏人文关怀。老年人一旦入住了养老机构，子女亲友们认为其有人照顾便比较放心，会减少对老人的探望；即便不是如此，老年人在养老机构中也始终无法享受到在家中的天伦之乐。人至暮年，对精神慰藉和亲情交流都有一种特殊的需求，而机构养老只是为老年人提供物质保障，精神支持的空缺却很难弥补，无法给老人归属感。虽然养老机构中聚集了老年人，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其孤独感，但是往往也因此而缺乏生机，并且经常性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这会对老年人的心理造成极大阴影，不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
值得注意的是，机构养老由于投入成本过高和土地资源限制，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无法成为老年人养老的主流选择。因此，最高效地利用有限的养老资源，探索一种符合国情和民情的新型养老模式成为当务之急。
（三）家庭养老的伦理道德基础削弱
“养儿防老”是我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并通过家庭养老的形式表现出来，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伦理道德规范核心和社会基本行为规范的重要标准。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孝道遭遇了一系列功能错位、缺位和衰落。
20世纪50—60年代中期，我国政治上“左”的错误和所有制的改变对家庭关系产生了重大的不良影响，使年轻人对“孝”的践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错位。紧接着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对传统孝道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磨灭了其在人们心目中一贯的地位，使孝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发展不仅主导了整个社会的走向，还逐渐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更甚，代际情感疏离，孝道伦理逐渐淡化。随着计划生育的实行和家庭模式的现代性转变，代际重心下移，年青一代越来越多地享受自由和追求自我价值，同时却造成了老年人晚年的孤独和寂寞。
与此同时，社会的转型也给养老风尚带来巨大的冲击。在稳定有序的社会中，人们较易形成普遍的精神信仰，而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则会对人们的精神信仰产生巨大冲击。当今社会，传统孝道已出现一定程度的崩塌，而新型的养老伦理尚未成型，这种过渡并非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对于社会频现的无德养老现象尚没有合适的处置手段，若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引导和挽救，就会加大道德不自律者的逃避心理，偏离舆论走向和价值取向，给社会转型期的养老风尚带来冲击和误导。
（四）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增加了养老需求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综合反映人口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卫生健康体系的逐步完善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进一步延长。
1981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7.77岁，1990年达到68.55岁，2000年达到71.40岁，2010年达到74.83岁，30年来人口预期寿命加速提高。同时，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提高速度也比男性快，2010年我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77.37岁，比2000年提高4.04岁；男性预期寿命72.38岁，比2000年提高2.75岁。10年间男女平均预期寿命之差从3.07岁扩大到4.99岁。可以想见，随着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的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必然增加。
然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虽然能够说明人口的宏观特征，却无法表达人们在所延长的寿命中的健康状况，即老年人有可能生活在不健康的状态下，或者说，老年人实际健康生活的年限并不能在人口预期寿命中体现。在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同时，人们的不健康期也相应延长了。老年人随着年龄的上升，不仅生活自理能力下降，空巢期也延长了，从而增加了对养老期间的生活和经济支持的需求。
此外，随着人们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人丧偶比也提高了，而来自配偶的支持对老年人养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高龄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从配偶处获得养老资源尤其困难。
因此，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势必是对我国当前老年人养老现状的一种挑战。
可见，不论是传统家庭养老还是机构养老，在现今社会的发展形势下，都面临着诸多困境。在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两种养老方式都无法满足老年人巨大而多元的养老需求，尤其是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之间的缺口更大。为保障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突破农村养老的重重困境，必须采取措施使当前农村的养老模式实现转型变革，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新路子。在此种情况下，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农村居家养老便应运而生。
从心理层面，建设农村为老服务体系是稳定农村居民社会认同感、提升农村居民社会自我价值感的有效途径。建设和完善一个针对农村居民的为老服务体系是社会进步的有效举措，通过为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农村居民可以切实体会到社会对其的认同感，并对自身价值产生积极认可，是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有效手段。同样，缩短农村社会保障服务体系与城镇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的差距，拉近农村人口养老与城镇人口养老的物质差距、心理差距，是缩小社会保障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重要体现。获得与城镇人口一样的社会保障，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缩小农村人口社会保障与城镇人口社会保障的心理差距。
建立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是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胡锦涛同志曾经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人口的国家里，农民是否安居乐业，对于社会和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农民日子过好了、素质提高了，广大农村形成安定祥和的局面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就会更加牢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显然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农村居家养老模式既符合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也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分散了社会的压力，能够实现农村社区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 建立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可行性
1995年第五十届联合国大会报告上，联合国秘书长指出，老年人养老的目标是促进《联合国老年人原则》的实施。该原则强调，老年人应能在有收入、有家庭和社区的帮助及自助的情况下，获得足够的食物、水、住房、衣着和保健，应能尽可能长期在家居住，应得到家庭和社区根据各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而给予的照顾和保护。可见，联合国提倡并支持居家养老的模式。作为舶来品，居家养老模式在我国各大城市的养老方式中已崭露头角并逐渐占据一席之地，而在我国农村尚未有长足的发展，但这并不代表我国农村不能为老年人居家养老模式提供肥沃的土壤。
（一）农村居家养老模式的政策支持
一直以来，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尤其是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1996年颁布实施，并于2012年12月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权益保障法》总则的第五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2008年，国家发改委、全国老龄办和民政部等十部委联合制定了《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是破解我国日益尖锐的养老服务难题，切实提高广大老年人生命、生活质量的重要出路；是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优良传统，尊重老年人情感和心理需求的人性化选择；是促进家庭和谐、社区和谐和代际和谐，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快发展服务业，扩大就业渠道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同时，《意见》提出我国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的基本任务是“积极推动居家养老服务在城市社区普遍展开，同时积极向农村社区推进”，具体而言，“农村社区依托乡镇敬老院、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等现有设施资源，力争80%左右的乡镇拥有一处集院舍住养和社区照料、居家养老等多种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老年福利中心，1/3左右的村委会和自然村拥有一所老年人文化活动和服务的站点”。在民政部的倡导下，全国各省市相继出台了建设发展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政策法规，为农村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了政策依据。
（二）农村居家养老模式符合我国国情及农村经济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GDP总量在全球遥遥领先，但是从人均GDP和经济发展质量来看，我们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时仍有诸多困难，即所谓“未富先老”。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经济发达、城市化和工业化比较成熟而来的，而我国则不然。发达国家在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达到7%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超过10000美元，而我国在进入该种程度的老年化水平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在1000美元左右。可见，经济实力的欠缺是导致我国目前社会养老保障机制不健全、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等多方面问题的重要原因。
由此，在社会养老的发展举步维艰、家庭养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又力不从心的尴尬处境下，寻求和发展一种新型养老模式来弥补社会养老不足和家庭养老不力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实践表明，居家养老服务具有成本低、受益高、覆盖广、服务方式灵活等多重优点。统计显示，设置一个养老床位的费用相当于起码150位老人在社区内接受居家养老服务一年的照料费用。居家养老模式将一部分的养老功能向社会转移，既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又节省了政府对养老福利的资金投入，分散了社会压力。因此，从宏观上来说，居家养老模式是适应我国“未富先老”国情的一种养老模式。
从微观上来说，居家养老模式又符合农村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现实条件。首先，居家养老与养老院模式相比，大大减少了老年人的住宿成本，降低了整体的养老费用。其次，老年人居住在家中，家人承担了主要的照料责任，从而也减少了相当一部分养老费用支出。可以说，居家养老模式把有限的养老资源集中使用于老年人急需和必要的项目上，在大大提高养老资源利用率的同时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再次，农村居家养老模式基础建设投资少，农村只需将几间房稍加改造就可以成为一个养老服务中心，这样就可省去大量建设费用而将其更多地投入提高养老服务中去。最后，农村居家养老模式一般采取低偿或无偿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且服务方式灵活，在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同时还能发挥居家养老模式的最大效能。
（三）农村居家养老模式的文化支撑
一种制度的稳固建立和持久发展，不仅需要政策和经济的支持，也需要适合制度成长的文化背景作为支撑。居家养老模式作为舶来品，在融入我国养老体系的过程中必定需要分析我国特殊的文化环境。
居家养老模式符合我国的“孝文化”。自古以来，以“孝敬长辈”为核心内容的孝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影响，孝道是衡量一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指标，“养儿防老”亦是人们的传统观念，其在农村的影响力尤为深远，至今仍在我国农民意识中占据着主流地位，我国宪法也规定赡养老年人是成年子女的义务。居家养老模式恰好可使老年人居住在家中而得到家庭和社会的双重照料，使年轻人能够尽到尊老敬老的义务，也满足了老年人享受亲情抚慰的心理需求，因此居家养老模式能够成为农民喜闻乐见的一种养老模式。
（四）农村居家养老模式可充分利用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
发达国家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和丰富的物质资源来应对人口老龄化，而目前我国养老保障体制尚不健全、财政状况紧张，农村尤其如此，因此须深度挖掘家庭和社区的潜在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现有资源来建设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出路的多元化，非农业转移增加，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富余劳动力，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40、50人群”，如此丰富的人力资源完全可被吸纳进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中，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立起一支贴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养老服务队伍。
一方面，这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其社会价值。这部分人已经从繁重的农活中解放出来，但又无法找到合适的收入来源，这就造成人力资源的闲置。如果以雇佣的方式将其纳入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使其参加社区服务工作，成为服务人员，就可以帮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经济自养，同时还能够扩充居家养老服务队伍。这也恰好适应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水平低、技能单一的特点。
另一方面，这有利于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顺利进行。我国向来推崇“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而农村“邻里互助”的美德更是成为一种习惯，农村居民普遍乐意为有困难的村民提供帮助，这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服务人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情感优势。而且老年人对自己平时熟悉的人更易产生亲近感和依赖感，这便于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精神慰藉。此外，服务人员之间相互熟识，容易沟通，这有利于提高服务的有效性，保证服务的优质和可持续性。
（五）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可得益于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经济上，新农村建设使农村生产力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投入资金自然随之增加，有利于各种日间照料所和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和添置，这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创造了物质条件。政治上，新农村建设更新了农村民主化管理理念，有助于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科学化管理，同时也催生了非营利组织的产生，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注入丰富的社会资源，提供卓越的专业服务。文化上，新农村建设注重精神文明建设，通过提高农民文化素养，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可以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文明乡风建设，促进村民和谐共处，从而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这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建设上，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的扩大和农村“五保”、“低保”制度的不断完善均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