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邓文宽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当之无愧地占有一席之地。而在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则书写了主要篇章。随着农耕文明的产生与传递，历日和历日文化又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伴奏音。后世随着王权的建立和强化，官府又将颁历权垄断于王朝手中，历日颁行区域便成为朝廷统治权的标志之一。于是乎，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历日和历日文化，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所谓“颁正朔，易服色”是也。笼统地说，这种传承大约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然而，实用历本自身又具有一种不可移易的特征，即“时效性”。一般来说，皇家每年要在头年岁末颁布即将到来的次年全年的历日。换言之，历本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的有效性只有一年。除夕爆竹一响，当年的历本就变成“老黄历”了，第二天就要用上新的历本，与“一元肇始，万象更新”相一致。如此一来，手头那本过了时的老黄历自然就不再被重视，而且随着岁月的迁转流移，日渐成为多余之物，人们也就弃之如敝履。就是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中，那些曾经在中华古史上承载过皇家权力、农事指导、生活指南的每年一份的古代历本，其绝大多数都被扔进垃圾堆里去了，人们也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惜。直至清末，人们所能见到的传世最早历本，居然是《南宋宝祐四年丙辰岁（1256年）会天万年具注历日》！这样的欠缺，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应该是多么大的遗憾。

不过，百余年来，情况已获改观。随着考古学的引入和发展，地不爱宝，那些由于千奇百怪的原因而沉睡于古墓葬、废井窖、佛教石窟、废物堆等地的古代实用历本，一部分又得以重新面世，虽然多数已是断烂朝报，面目完整者很少。大致说来，有这样几批重要发现：在西北秦汉简牍中发现了六七十份，多为汉代之物；在敦煌石窟中发现了六十余份，既有北魏之历，又多为唐中叶至宋初历本；在吐鲁番古墓中发现了几份古历，为高昌国至唐前期之物；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发现了三十余份宋及西夏和元代之历；近几十年又从南方一些古墓中发现了几份秦末历本。这些在学者眼里堪称崭新的旧材料，为历史学和天文历法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渊薮，极具吸引力。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确也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

但是，在既往的研究中，却出现了一项巨大的遗漏——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Инв.No.8085号历日，未曾引起相关学者的足够重视，成了漏网之鱼，而且是一条大鱼。我只能自嘲地说：“老虎们都睡着了。”这是一份出土于黑城、连续书写达八十八年（1120—1207年）之久的历日汇编，在出土历日里堪称首屈一指，而且是西夏文和汉文合璧历日，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尽管早在1963年苏联学者们就作了披露，也尽管早在1978年相关内容就已被译为汉文刊布过，但就是未能引起重视。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虎”都睡着了。有一只后长起来的“新虎”——彭向前，就没有睡着，而是睁大眼睛，死死盯住这份弥足珍贵、极富研究价值的西夏历日不放。单就这一点而言，他是独具只眼的。

选到了重要的研究课题，并不等于它就可以自化为学术成果。为掌握研究的主动权，彭向前作了巨大投入。为了这个项目，他在人到中年之后，参加了两期俄文强化班，为去俄罗斯圣彼得堡做研究铺路。为了这个项目，他参透并且熟练地掌握了中国古代的书籍装帧方法之一——缝缋装，进而将原已散乱又由不明就里的整理者搞错编次的文本，重新做了正确编排，为研究工作扫清了路障。还是为了这个项目，他在做过博士后之后，又自补了大量古代天文历法知识，几乎是重新学习了一门学问……他的这些付出，是多数常人难以企及的，也是让人望而生畏的。但是，他却做到了，这也正是其过人之处。

人无痴情固然很难从事学术研究，但光有痴情却依然不够。因为若缺少“执着”精神，则不易取得突破性的学术成就。这种“执着”，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就是要有像牛一样的犟劲，或曰锲而不舍的精神，不把问题彻底究明决不罢休。彭向前就是这样一位既有痴情，又具“执着”精神的学术从业者，同眼前这份沉甸甸的收获成正比，也让我由衷地为之首肯并喝彩。胡适之先生曾说：“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信哉，斯言！至于该书在学术方面的独见与创获，胜义迭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去逐一领略，恕我不再饶舌。

任重道远。不过我相信，凭着向前对学术事业的挚爱和他在正确道路上的勇猛精进，他还会有重要成果面世。这是可以期待的。

是为序。

2018年3月17 日

于北京半亩园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