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软实力”的俄罗斯解读
梳理俄罗斯对软实力的认知演变，我们可以发现，虽然都使用“软实力”这个术语，但是俄罗斯和西方语境中的“软实力”所蕴含的意义和实践的路径却不尽相同。俄罗斯政治精英眼中的“软实力”具有十分浓厚的俄国特色，在关于软实力战略的指导思想和理念、软实力的构建及其来源的问题上，俄罗斯与西方的看法存在着差异。
（一）属性不同：意识形态工具VS外交手段
美国把软实力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认为软实力是推广政治价值观和进行思想战的重要武器。俄罗斯把软实力视为一种外交工作中的实际操作手段，希冀以此弥补其“传统外交手段”的缺陷，因此，俄式软实力一直缺乏一个具有强大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思想内核。
2012年，普京在驻外使节会议上严厉抨击美国及西方国家的侵略性政策，认为俄罗斯正面临形象困境：“俄罗斯在境外的形象不由自己确定，因此经常被歪曲，既没有反映俄罗斯国内的真实情况，也没有反映俄罗斯对世界文明、科学、文化的贡献，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也经常被片面报道。”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普京希望外交官们依靠俄罗斯在文化和知识领域的成果，通过说服、吸引、驯化的方式，即使用“软实力”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利益。同时，普京还批评俄罗斯外交界“在处理国际事务工作方面擅长使用传统手段，但在运用新的方式方法，比如‘软实力’方面，还存在不足”。2013年版《对外政策构想》中，软实力被解读包括公民社会资源、信息传播技术、文化交流及其他几种传统外交方式的综合性工具，但如何构建其软实力的精神内核，俄政府一直未能提出得到国际上广泛认同的主张。
（二）软实力战略的主要实施者不同
俄罗斯把软实力定位为“国家的”，而不是“民众”或者“社会”的软实力，这也是俄罗斯与美国人的“软实力”认知的差别之一。在俄罗斯的认知中，外交工作是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而发展软实力的目的则在于解决外交问题。从阐述外交政策的竞选纲领《俄罗斯与不断变化的世界》，到驻外使节会议讲话，再到2013年版《对外政策构想》，软实力的提出总是与俄罗斯外交密切相关，被视为一种新型的外交手段。表面上看来，俄罗斯的认知与奈的说法基本一致，即外交是与文化、政治价值观并重的软实力三大来源之一。[6]俄罗斯的外交设施越多，活动能力越强，外交人员的素质越高，提高软实力，有利于促进该国在国际交往中宣传自己、塑造自己，扩大国际影响，提高软实力，但是俄罗斯这种单纯强调外交部门来发展软实力的方式却明显有异于美国。
美国的软实力之所以能够较长时间保持着全球性的影响，有赖于其所有的政府机构，而不仅仅是负责外交的部门，它们参与对外交往、积极传播和介绍美国，除了文化交流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国家安全政策及技术、交通、移民、环境等领域也都是美国综合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美国不仅发展政府间的交往，也非常重视通过各种民间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加强与各国反对派、民主人士及新生代政治精英的联系，通过民间渠道向世界推广西方的民主和价值观念，提升其国际吸引力。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国际性、地区性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信息媒体，包括自由之家、和平会、美国民主体制中心、欧亚基金会、国际人权组织、开放社会研究所等，大都在独联体国家建有分部，它们在提升美国的影响力、动员力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之所以能在“颜色革命”中不战而胜，这些机构做出了极大贡献。
而俄罗斯负责发展软实力的机构，如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国际人文合作署、公共外交基金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等都是隶属于外交部或与外交部关系密切的组织，即使是“瓦尔代国际俱乐部”“雅罗斯拉夫国际安全论坛”“民主与合作研究所”这样的号称独立、公正的专业交流平台，也都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影响力辐射范围受到限制。英国情报部门高官约翰·索厄斯曾揶揄俄罗斯外交官：“他们很优秀，但有时候不得不为自己形象不佳的国家编造谎言。”[7]约瑟夫·奈曾批评俄罗斯的做法：“中国和俄罗斯都错误地认为政府是创造软实力的主要工具。在当今的世界，信息并不匮乏，所缺少的是关注，而关注则取决于可信度。政府宣传的可信度是极低的。”[8]
（三）对政府执政能力的看法不同
约瑟夫·奈把政治治理视为软实力的来源之一，但他并没有把政府执政能力放到一个崇高的地位，他认为，政府执政能力只是软实力的一种“潜在”来源。[9]他的观点的现实依据是，在美国，软实力资源并不像军事力量、能源矿产等硬实力资源那样在同等程度上附属于政府，许多软实力资源独立于美国政府，因此政治并非影响美国软实力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俄罗斯是一个偏重于使用政治资源来塑造国家形象的国家，政治治理是该国软实力的核心，可以说，没有政治治理能力，俄罗斯其他资源性的实力都不能发挥作用。在俄罗斯，政府的执政能力、调控能力是决定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政府统治时期，国家的发展状况会完全不同，如果政府的政治治理能力弱，对政策的执行和落实能力差，就可能引发各种矛盾和冲突，甚至导致政局动荡和政权更迭。苏联解体后的近10年间，俄罗斯举步维艰，政府的权力受到各种制约，难以调和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导致出现政府更迭、社会动荡、国家分裂等各种危险情况。俄罗斯的国家形象从超级大国沦为一个地区性大国，国家软实力更是不值一提。普京执政后，逐步加强中央政治权力，调整外交方向，抑制金融寡头、控制媒体，政府执政能力显著加强。作为国家领袖的普京更是展现了坚强、果敢的个人形象，控制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大大增强了国家实力，国家形象也因此改观。
当俄罗斯政府执政能力高的时候，其社会发展水平相应也比较高，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绩效和社会的满意度也相对较好，国民对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就强，这意味着政府的软实力较强。反之，政府的执政能力弱，必然导致对各种资源的政治动员力的减弱，软实力水平也随之下降。但是，西方对这种“强政府”充满戒心，对这种加强国家执政能力的模式也感到不安。西方认为，普京实行的加强总统权力、构建垂直权力体系的举措，以及近年来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频频通过“强力出击”来解决问题的方式说明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出现了民主倒退，从90年代叶利钦式的民主回到了前苏联的集权体制。普京执政期间，尤其从第二任期开始，“俄罗斯威胁”的舆论日益高涨。俄政府的强势特征在获得国内舆论支持的同时，却加剧了与西方之间的紧张气氛，形成了“俄罗斯威胁”的国际形象。这也正是俄罗斯软实力战略的悖论之一：如果没有强大的政府执政能力，国家将难以形成凝聚力和吸引力，而政府的治理能力强，又会被西方视为帝国野心的复活。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是俄罗斯进行软实力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
（四）俄罗斯把自身置于道德高地，批评西方“非法使用软实力”
俄罗斯对软实力的认知中，对于软实力的运用方式提出了颇具特色的“合法”和“非法”的问题，代表性观点来自2012年普京的《俄罗斯与不断变化的世界》：“‘软实力’的概念最近大行其道，软实力指实现外交目标的各种非军事手段，这些手段包括信息战以及其他的一些方式。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手段经常会被用于培植和挑动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操纵社会心理，对主权国家的内政实施直接干预。”“什么算言论自由和正常的政治意愿表达，什么是在违反国际法的条件下滥用‘软实力’，对此应当明确判断。对于非政府的人道主义组织和慈善团体的工作，我们当然欢迎。然而，一些被外部势力控制的打着‘非政府组织’旗号的某些机构，以在某些国家制造局势动荡为目的，其行为当然是绝对不能容忍的。”[10]
可以看出，俄罗斯非但未能像中国那样迅速地接受“软实力”，反而一直用批判和警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概念，更试图否认其正当性。普京的话锋显然直指西方，认为“软实力”的潜台词就是操纵、策反和颠覆，而催生“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致使地区局势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的软实力攻势。普京的言论显示出俄罗斯政治精英近年来常见的一种思维定式，即俄罗斯处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制高点，而西方违背了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类似的观点在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宣称要“打破单极世界幻想”的讲话，2013年《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俄罗斯恳请谨慎》一文，以及2014年3月关于乌克兰局势和克里米亚入俄问题的讲话都可以看到。
关于“软实力”的定义，目前虽然众说纷纭，但普遍认为，软实力是一种在国际关系中对别国施加影响的能力，也就是一种外交谋略和国际斗争的手段。这种斗争的手段，可以是通过国家间的交流、沟通、磋商来化解疑虑、消除误会，降低安全威胁；也可以是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把本国的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和利益诉求以一种非强力逼迫的方式进行推广和渗透，争取对象国民众的理解、支持与合作。[11]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惯于使用强力来解决国际事务和国际冲突的俄罗斯运用软实力的水平，显然跟西方不能匹敌。俄罗斯著名学者谢·卡拉加诺夫在评论俄格冲突时曾说，“俄罗斯不得不使用武装干涉这种硬实力方式的原因，在于俄罗斯的软实力不足，俄罗斯缺少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魅力。”[12]不仅“俄格战争”，十年前的“颜色革命”及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都显示出俄罗斯运用软实力手段的不利处境。在被动挨打的状况中，俄罗斯片面夸大软实力的攻击性，对西方的软实力攻势表示愤怒和保持警惕，可以理解为一种自然反应。
事实上，随着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各国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已经超越了以前的各个历史阶段，国与国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策动与反策动成为一种常态。普京的文章发表一年后，俄罗斯已经调整了对“软实力”的敌视态度，在2013年版《对外政策构想》中明确提出，俄罗斯也要充分使用“软实力”武器来巩固、发展和捍卫国家利益。
令人玩味的是，2012年，普京在批评西方向某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和保护伞，实施一种特殊的“院外政治”活动的同时，表示：“俄罗斯也有类似机构，如国际人文合作署、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等等，但俄罗斯不会利用其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不会向这样的机构注入资金，也不会借助境外政治机构来推动本国利益的实现。我们认为，对其他国家内政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应当绝对公开化。”时隔两年，在乌克兰危机中，得到俄罗斯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俄罗斯文化中心”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中心主任尤莉娅毫不掩饰地说：“有美国与欧洲民间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的地方，一定会见到俄罗斯文化代表处工作人员的身影。”[13]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该组织多年来对当地民意代表重点施加影响的行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在与西方的软实力争斗中，俄罗斯其实在以一种被自己批评过的方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