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金瓶梅》中的清官

说起清官，许多读者都有耳闻，或许能报出几个名字，例如包拯、海瑞等，有的读者甚至能够谈出包公断案的故事，津津乐道。的确，包拯、海瑞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清官，一向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推崇，可以说是高山仰止。但是对于这些清官的事迹，绝大多数的读者还是从《包公案》《狄公案》等历史演义和明清小说中了解的。其实，那些近乎神话的事迹多是后人演绎出来的故事，基本上属于文学的范畴，或者说是理想化的清官生活和清官形象，是作者臆想出来的。现实中的清官远非小说中描述那样，仕途一帆风顺，生活波澜起伏，经历有惊无险。清官有清名，名声显赫，有着神话的光环，但是清官毕竟生活在现实社会里，他要食人间烟火，有人的七情六欲，因此能否成为清官，换言之，是否遵循清官的标准，为社会、世人所认可，往往并不由清官个人意志来决定，他受到社会道德的制约，以及官场势力的左右。

明代奇书《金瓶梅》反映了明中叶社会生活，书中也写到了清官，而且塑造了多个清官的形象，但是作者塑造的这几个清官形象，与老百姓心目中的清官却有很大的区别，然而正是这种反差，折射出了明中叶社会生活的真实风貌。

一 清官的概念

图1-5-1 朱太尉引奏朝议（《金瓶梅》第71回插图）——朝廷之上，官员一个个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在整个社会国家机器都已腐败的时候，社会不以贪污为可耻。行贿受贿也就司空见惯了。腐败官员个个都成了善于演戏的两面人，公堂之上，正人君子，清正廉洁；公堂之下，枉法高手，纳贿行家。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清官，也就是说清官的标准是什么。清官的标准，因人而异，因社会阶层和价值取向而异。“统治者对于清官的标准首先强调的是忠，是廉洁；而民众于清官则首先看中的是为民请命，公正无私。被清代康熙帝誉为操守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当时民间传扬不广，后世的知名度也不高。反而是那些未得最高统治者过分称誉的官吏，由于民间的认可而逐渐被神化，成为市民青天梦中的箭垛式人物。”^[59]

但是 “笼统地说，清官就是忠于职守、政绩显著、廉洁奉公、严于执法而被世人所称道的官吏”^[60]。有了这个内涵，不论官位高低，无论是权倾朝野的重臣，还是七品芝麻官，都可能是清官。三国的诸葛亮、唐朝的魏征、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清代的于成龙等，他们的言谈举止，对社会的影响，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品行、政绩，上升为清官代表，受到百姓的推崇，乃至成为公案小说中歌颂的人物。

图1-5-2 包拯像——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人。北宋仁宗朝进士，曾任州、县官，后来做到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开封知府、御史中丞、枢密副使。性格刚直不阿，明察善断，敢于摧折权贵，为民申冤，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称颂不衰，民间称为“包青天”“阎罗包老”，编写了许多文艺作品颂扬他。

清官的先决条件是俭朴廉洁。唐朝诗人李白有诗：“去时无一物，东壁挂胡床。” 首先从物质方面对清官进行了约束。

除了物质因素外，成为清官还有道德、思想方面的限定。忠于职守，严格执法，执法铁面无私，不徇私情。像包公那样铁面无情，无论是王子还是庶民，都能在法律面前平等对待。包公断阴、阳两界案件，龙头、虎头、狗头三把铡刀，上斩王子王孙，下斩平头百姓，这些为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传说与故事，实际上寄托了老百姓对清官的一种奢望，渴望能够实现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从现实的角度讲，产生清官的历史背景往往是社会的黑暗。封建社会里，老百姓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深受帝王、各级官僚、地方乡绅、形形色色地痞流氓的欺压。

就整个明代社会而言，清官难得。由于明代中叶官俸微薄，俸禄不足以养家，官吏要通过弄钱来养家糊口，于是社会风气渐渐以不贪污为耻，本该受到批评的贪污行为受到社会的追捧，凡做官的就几乎没有不贪的，不爱银子的。明代后期的说书人这样评价现实中的官吏，《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一“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有云：

古来清官察吏，不止一人，晓得人命关天，又且世情不测，尽有极难信的事，偏是真的；极易信的事，偏是假的。所以就是情真罪当的，还要细细体访几番，方能勾狱无冤鬼。如今为官做吏的人，贪爱的是钱财，奉承的是富贵，把那“正直公平”四字，撇却东洋大海。明知这事无可宽容，也将来轻轻放过；明知这事有些尴尬，也将来草草问成。竟不想杀人可恕，情理难容。那亲动手的奸徒，若不明正其罪，被害冤魂何时瞑目？至于扳诬冤枉的，却又六问三推，千般锻炼。严刑之下，就是凌迟碎剐的罪，急忙里只得轻易招成，搅得他家破人亡。害他一人，便是害他一家了。只做自己的官，毫不管别人的苦。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官场的大染缸中，又有几许官员能洁身自好，保持廉洁，出淤泥而不染？更不要说体察民情，为生民请命，为百姓安危肝脑涂地。能够细细体察百姓之苦，做到少扰民，少判糊涂案已经不错了。

二 《金瓶梅》中无清官

在明清小说中，清官是得到很大表现的一个主题。因为小说的描述、戏曲的演绎，包公、狄公等清官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公案小说也因此成为明清小说中的一个分支流派，正是因为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市井百姓看不到希望，他们才渴望有超能力的官吏，冲破官官相护的枷锁，拨开云雾见太阳，还他们公正、公平、公理、公心，因此在清官的身上寄托了市井百姓的无限希冀和美好愿望。

作为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世情小说《金瓶梅》，反映百姓疾苦、社会动荡、官场黑暗自然是它重点表现的一个层面。贪官与清官本是一对冤家，有贿赂公行的赃官，就有洁身自好的清官；有廉洁奉公的清官，必然有贪赃枉法的贪官。《金瓶梅》塑造了陈文昭、杨时、阴骘、曾双序等四个清官形象，把他们放在明中叶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让他们在这个弥漫腐败气息的人生大舞台表演，以揭示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

第10回武松为兄武大报仇，打死县中包揽公事的皂隶李外传，由于知县等受了西门庆的贿赂，他被押解送到东平府，详允发落。“这东平府府尹姓陈，双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极是个清廉的官”，“平生正直，禀性贤明。……正直清廉民父母，贤良方正好青天”。经过审讯，认定武松为兄报仇，误伤李外传，是个“义烈汉子”，与平时杀人不同。正因为这样，陈府尹“一面打开他长枷，换了一面轻罪枷，枷了下在牢里。一干人等都发回本县听候。一面行文书着落清河县，添提豪恶西门庆，并嫂潘氏、王婆、小厮郓哥，仵作何九，一同从公根勘明白，奏请施行”。西门庆得知此信息，慌了手脚，因为“陈文昭是个清廉官，不敢来打点他。只得走去央求亲家陈宅心腹，并使家人来旺，星夜往东京，下书杨提督”。“这陈文昭原系大理寺寺正，升东平府府尹，又系蔡太师门生，又见杨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说得话的官，以此人情两尽了，只把武松免死，问了个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军。”尽管书中承认陈文昭是清官，但是在师生情和官官相护的官场潜规则面前，极为清廉的陈文昭并没有坚持原则，而是顺水推舟，卖了个人情，做了一笔买卖。

第14回，西门庆与李瓶儿勾搭成奸，帮花子虚争家产，疏通关节，西门庆“转求内阁蔡太师柬帖，下与开封府杨府尹。这府尹名唤杨时，别号龟山，乃陕西弘农县人氏，由癸未进士升大理寺卿，今推开封府尹，极是个清廉的官；况蔡太师是他旧时座主，杨戬又是当道时臣，如何不做分上”。因为杨时是蔡太师门生，西门庆的关系疏通起了作用，权力的砝码倾向了花子虚一边，让花子虚在与兄弟的财产官司中占尽了便宜，得到了实惠。

西门庆对女人具有强烈的占有欲，女人对他而言是多多益善。第26回，仆人来旺的媳妇宋惠莲和他勾搭上后，来旺知道后，很是气愤，酒后扬言要杀了西门庆，冒犯了西门庆，西门庆设计诬陷来旺偷盗，拿了官。“两位提刑官，上下都被西门庆买通了，以此掣肘难行。又况来旺儿监中无钱，受其凌逼。”监狱上下，都受了西门庆赃物，只要重不要轻。“内中有一当案的孔目阴先生，名唤阴骘，乃山西孝义县人，极是个仁慈正直人士。因是提刑官吏，上下受了西门庆贿赂，要陷害此人，图谋他妻子，故入他奴婢图财，持刀谋杀家长的重罪。……多亏阴先生悯念他负屈衔冤，是个没底人，反替他分付监中狱卒，凡事松宽看顾他。”

第47回苗青杀主，书童安童为屈死的主人告状，先告到“巡河周守备府内，守备见没有赃证，不接状子。又告到提刑院，夏提刑见是强盗却杀人命等事，把状批了”。把凶犯陈三、翁八抓获。又差遣官人抓住苗青。苗青杀主按照律法，本该判个凌迟罪名，但是由于苗青通了王六儿的关节，得到了西门庆的帮助，“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将陈三、翁八问成强盗杀人，斩罪。报案人书童也被“保领在外听候”。安童不服，投到开封府黄通判衙内，具诉，黄通判着他往巡按山东察院投下。这山东巡按御史“姓曾，双名孝序，乃都御史曾布之子，新中乙未科进士，极是个清廉正气的官”。看完安童的具状，曾御史批阅，“从公查明，验相尸首，连卷详报”。同时发公文，“将批词连状装在封套内，钤了关防，差人赍送东平府。府尹胡师文见了上司批下来，慌得手脚无措，即调委阳谷县县丞狄斯彬。本贯河南舞阳人氏。为人刚而且方，不要钱；问事糊涂，人都号他做狄混”。

曾御史立即向朝廷奏本，弹劾提刑所掌刑金吾卫正千户夏延龄、理刑副千户西门庆贪赃枉法的罪行，西门庆“理刑副千户西门庆：本系市井棍徒，夤缘升职，滥冒武功，菽麦不知，一丁不识。纵妻妾嬉游街巷，而帷薄为之不清；携乐妇而酣饮市楼，官箴为之有玷。至于包养韩氏之妇，恣其欢淫，而行检不修；受苗青夜赂之金，曲为掩饰，而赃迹显著”。对西门庆、夏提刑的种种罪名，一一列举，弹劾要求“此二臣者，皆贪鄙不职，久乖清议，一刻不可居人者也”。尽管西门庆见到参劾，“大惊失色”，“唬的面面相觑，默默无言”。然而西门庆毕竟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朝中有蔡太师这样的靠山，背靠大树好乘凉，并没有慌张，他熟谙官场，知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物降一物的辩证法。“事到其间，道在人为”，于是“少不得打点礼物，早差人上东京，请他的义父蔡太师出面协调”。蔡太师果然道行深厚，不仅压了曾御史的奏本，而且奏请天子，说曾御史“大肆倡言，阻扰国事”，着官吏考察曾御史，黜为陕西庆州知州。（第49回）

按照社会，尤其是老百姓的标准，来审视《金瓶梅》中的这四个清官，大家会有很大的失望，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小说中清官的廉洁、无私、无畏、勇气、智慧。不仅形象不丰满，其品行也不敢恭维。曾御史算得上有些骨气，敢于冲撞权贵，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被贬职；阴骘充其量有些正义感，有些师爷的手段；杨时，浪得虚名，他的秉公办理，不过是按照权力的大小，关系的亲疏，判个糊涂案；陈文昭以清官为筹码，做笔买卖而已。按照其他公案小说中清官的行为准则来衡量这四个清官，没有一个够格。糊涂审案，顾虑重重，权钱交易，这样的清官，不要也罢。

三 人、情、法的斗争

严格来说，《金瓶梅》书中无清官，换言之，没有一个符合封建社会标准的清官，但是为什么作者还一再强调他们是清官？黄仁宇先生曾提出大历史观，大意是说考究一个人的历史成败，一个历史事件的得失，要放宽历史眼界，放在几百年后再进行审视。^[61]就《金瓶梅》中说及的几个清官，如果将他们放在《金瓶梅》表现的时代，与整个社会的黑暗进行比较，与那些贪赃枉法的贪官相比，他们算得上是清官，这个清是与举世浑浊我独清比较而言的“清”，可以说是明中叶黑暗社会中显露的一丝微光。为什么这么说？你看书中上至位极人臣的太师，封疆大吏的巡抚，中至掌握一方大权的知府，老百姓的父母官知县，下至衙门的师爷、牢头，哪个不是腐败的实践者、受益者？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清官没有一个能够抵御抵挡金钱的诱惑，权力的压力，从而成为人情、师生情等世俗势力的俘虏。

《金瓶梅》中的清官有两种背景：要么徒有虚名，打着清官的招牌，与社会同流合污；要么想自清时，与贪欲抗争，却又身不由己，被社会黑暗势力吞噬。

明代早期，官员以贪污为耻，朱元璋制定的《明大诰》《大明律》对贪官惩罚也极为严格，一定程度上对贪官有打击作用。但是明代官俸微薄，“大量赏赐土地的受惠者多是王公贵戚，而对一般官员来说，薄俸则是传统俸禄制度的主流”^[62]。官员如果按照官俸的标准，无法维持生活。而且明中后期官员数量比明初增加了十数倍，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对官员俸禄的减少、积欠非常严重，这就导致许多官吏铤而走险。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到了明代中叶，政治日趋腐朽，宦官专擅愈演愈烈，官员以不贪污为耻。在这个大环境中，大背景下，官官相护，贪污成风。明世宗时期严嵩被抄家时，得银200万两以上，在当时相当于国家一年的总收入。^[63]正德年间的太监刘瑾事败后，抄家时，家产颇丰。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五曰：“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算。计瑾窃柄不过六七年，而所积已如此。其后钱宁籍殁时，黄金十余万两，而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亦几及瑾之半。”

在明代尤其是明中叶首辅专权、宦官弄权之时，连一些颇有操行的官员也开始贿赂。我们知道的明代著名将领戚继光，也曾采取投靠名相张居正，向他进贡等行为，才有了他的地位。^[64]在张居正权力炙手可热时，为了献媚张太师，兵部尚书谭纶将房中术传授给首辅，总兵戚继光用重金购买“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进。^[65]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巴结的官员更多，不仅向在京城为官的张居正送礼，还将贿赂送到他的江陵老家。张居正的父亲文明“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居正当国以后，当然增加文明的威风。万历初年御史李颐前往广西，路过江陵，看见文明气焰太大了，和他顶撞一下，居正便取消他的御史。居正不是不晓得文明的放恣”。鱼肉乡里，为霸一方，还有张居正的弟弟，他的儿子张敬修，以及张家族人子弟。^[66]谭纶、戚继光均为明代品德、操行、政绩（军功）排得上号的人物，他们尚且不能免俗，也要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其他人就更不要说了。以这样的社会环境和背景，来衡量《金瓶梅》中几个清官，就不难看出问题所在。

《金瓶梅》第30回说：“看官听说：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这段话概括了朝纲紊乱，君荒臣纵，官场腐败的社会现实。

而《金瓶梅》故事的展开其实就是这种社会生活的折射，官场的黑暗和官员的腐败，通过当朝权贵蔡太师借办生日等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二十来杠礼物，揭开了凉箱盖，呈上一个礼目：大红蟒袍一套，官绿龙袍一套，汉锦二十匹，蜀锦二十匹，火浣布二十匹，西洋布二十匹，其余花素尺头共四十匹，狮蛮玉带一围，金镶奇南香带一围，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攒花爵杯八只，明珠十颗；又梯已黄金二百两。”（第55回）这样的祝寿，分明是蔡太师受贿的罪行表。这么多的礼物仅仅是西门庆一个人进贡的，蔡太师有许多门生，结交了众多的大小官吏，而欲结识，攀上蔡太师这棵权力大树的势利者就更多了，那么蔡太师借寿辰究竟收受多少礼物，就可想而知了。

不仅蔡太师公然受贿，上行下效，西门庆等一干人物哪一个不曾接受过钱财，受过贿赂？大官如此，小官亦然，夏提刑、蔡太师府上管家、宫中的太监，又有几许人不将收受贿赂当成创收的财路，敛财的手段？即使为了国家征收税银而设的临清钞关的税官们也借职务之便，大肆收取钱物，放任国家税银的流失。流失的是国家的税银，得到的却是进入自己腰包的财物。

“权之所在，利亦随之”，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里，以权谋私成为生活中的“金科玉律”，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利，有利就有钱，有钱就有一切。当官发财，发财当官，循环往复。有钱人削尖脑袋投身官场，投机钻营，当官的巧取豪夺，鲸吞社会财富。

利益的获得，同样依赖利益集团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中国古代社会是非常讲究师生、门第关系的。中国古代的官吏制度，往往依托于同门、同窗、同乡等关系，编织了一张谁也逃脱、摆脱不了的关系网。清廉官陈文昭，他是蔡京门生；在人情、法的两难选择中，连陈文昭这样的清廉之官，尚且屈服于人情，不能不说是清官的可悲。清官不清，反而同流合污，助纣为虐，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笔法，这不仅说明官官相护的关系网是无所不在的，同时也说明社会恶势力的强大，社会的腐败已经深入国家权力机器之中。

四 清官难当是社会悲剧

黑暗势力的强大，使得腐败的病毒不断渗入国家机器，《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这个腐败集团的代表人物，他狂妄地向社会宣战，不可一世。西门庆叫嚣：“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第57回）西门庆的狂妄是有其社会背景和根源的。明代的大官僚，许多都是大贪官，诸如严嵩、刘瑾之流，哪一个不是枉法高手，纳贿行家。

图1-5-3 海瑞忠介公像——海瑞（1514—1587），字汝贤，自号刚峰。琼山（今海南）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举人，初任福建南平县教谕，曾任户部主事、应天巡抚、右都御史等职。为官清廉，执法无私，敢于打击豪强权势，热心为百姓办事。明代以来，民间流传他的文艺作品甚多，有小说《海忠介公居官公案》《海公大红袍》《海公小红袍》，戏剧《五彩舆》《德政坊》《海瑞罢官》，曲艺《余夔龙》《白梅亭》等，不下数百种。

大贪官严嵩贪赃枉法，其家人亲戚也狗仗人势，借机搜刮民脂民膏。有一次，江西巡抚想要惩办强买人家田地的严嵩远亲，远亲向严嵩求援，严嵩打了个招呼，就搞定了。^[67]即使比较清明，有政绩的官员，象万历年间的首辅徐阶，在任时对明王朝的恢复生机是有贡献的，但是他同样是个横霸一方的官僚，他家乡的土地几乎都是徐家的。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任职江南时，就处理过徐阶家人的官司。

按照历史的标准，清官应遵循社会道德规范。海瑞就认为居官之道，为政清廉是最基本的要求。^[68]琼海古代以珠贝的生产闻名全国，许多官吏到此一任，并不是为民服务，而是想捞上一把，“满载而归，衣锦还乡”。当时做官的多是“谋家利己”，借着权位来“荣吾家”。对于贪官污吏的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以及这群贪官污吏的贪婪品行。海瑞痛斥“有吏于此……甚者蓄货积实，如饿豺狼。上率下法，贪济贪而民日居割剥吞噬中矣。且地去京师万里，按轺不及，毁誉易淆，甚哉！……贪者酷者焉能有无者比比，巧弥缝，蒙私庇，无利于民，有悦与上”（《海瑞集》）。海瑞认为，官风与士风的败坏是互为表里的。明初曾有枉法贪赃八十贯外绞刑的律令，后来改为杂犯准徒许赎，所以贪风难以禁止。尽管海瑞强调清官应志行高洁，立德为先，但是海瑞也意识到要使人完全不受金钱利诱，也是很不容易的。不仅市井小人重利轻义，见利忘义，甚至读书人也好此道，而且有过之无不及，于是乎，海瑞感慨道：“攘攘利往，天下皆然也，而谁与易之？”（《海瑞集》）

真正的清官难当，海瑞的清廉是出了名的，他自己不贪，不蓄家产，为了进言，他敢于抬着棺材上朝，因为他有名望，皇帝也要利用他的名望，没有拿他怎样，但是海瑞一生的处境是很凄惨的。海瑞官至二品，死时仅有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69]死后，对海瑞的毁誉仍然不断，这就是作为清官的海瑞为保持他清官名誉付出的代价。《金瓶梅》中的清官没有海瑞的勇气、名望、背景，他们有什么资本、力量抗衡官场势力？他们的仕途、命运完全受制于权贵，在强权面前，他们只有屈服，别无选择。

清官，不仅要忍受社会世态炎凉的精神层面的寂寞，还要承受粗茶淡饭、生活简朴的物质生活的煎熬。面对繁杂的社会，贿赂盛行的官场，有几个官员能耐得住高处不胜寒的寂寞？这样的清官，又有谁，心甘情愿地去做？现实的困窘，与来世的清名，对于充满名利、功利的市侩社会来说，是没有市场的。选择清官，就是自绝荣华富贵，自绝功名利禄。

图1-5-4 宇给事弹劾杨提督（《金瓶梅》第17回插图）——《金瓶梅》中无清官，官场的弹劾往往是权力派系的利益之争，权力争斗。即使有些官员有清正廉明之心，往往也抵挡不过同乡、同门、同窗、同榜等关系网的束缚。

清官是封建社会的维护者，他们进谏的目的，是肃清社会的腐败，政治的浑浊，他们坚持维护封建秩序，力求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严格遵循法纪，力除奸佞。但是面对社会肌体的全面腐烂，社会风气颓败，道德底线崩溃，清官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更不能力挽狂澜，救民于水火之中。他们也只有在夹缝中生存，即不讨好贪婪的同僚，也不得宠于至高无上的皇帝，他们是官场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往往还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作为法律象征和清明标杆的清官，在16世纪物欲横流的世风中，愈加显得苍白、无力，无论是现实中的清官（海瑞是特例），还是《金瓶梅》中清官，他们只能让步于权势，屈服于淫威，甚至同流合污，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五 《金瓶梅》清官难当的反思

清官难得，清官难当。从历史的经验中，我们不难看出清官的命运，往往并不由其本身所左右。清官是老百姓冀望的偶像，他们寄托了很大，甚至毕生的希望。在明清小说中，不断出现清官形象，其实正是社会黑暗，老百姓需要精神寄托的结果。像小说中的举子十年寒窗苦读，一朝得中状元，外放八府巡按，一路惩罚贪官，解救受苦的人群，何等威风？抛开神话的光环，这不过是老百姓的一种冀望，历史上并无这种事。人们对清官的渴求，实际上反映了百姓希望司法的公正，能体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公平审判。

清官固然有清名，但是有了清官的名头，往往就身不由己。清官必须是廉洁的表率，清官的好名声，是老百姓口碑相传的褒奖，他们必须守住清贫，耐得寂寞。

一方面清官守住清官好名声，为官不贪，为吏正直，要吃得辛苦，过得清贫；另一方面贪官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却能平步青云，步步高升。这样的反差，让处于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社会染缸中的人们都受到影响，腐败的病毒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感染性。人一旦受到“传染”，就会被打倒。正如《金瓶梅》中所说的，“天下失政，奸臣当道”。明代前期，官员以贪污为耻，而到了明代中期，官员们则以不贪污为耻。有人曾经说过，要想社会安定，风气正派，必须官员不贪，但是明中叶，也就是《金瓶梅》表现的时代，已经贪污成风，这不能不说是社会道德失衡的恶果，这是多么可悲的社会现象。

《金瓶梅》中无清官，大千世界，乾坤朗朗，容得下数以万计的贪官，却不欢迎清廉正直的清官。马征女士在评论清官陈文昭形象时就说，陈文昭办的案子不折不扣的是徇情枉法，这哪里是个清官？但是联系到情节的发展，就渐熟作者笑笑生的春秋笔法，颇具意蕴深长，概括地说清官陈文昭“不是变味，而是更接近生活的真实”。^[70]清与浊，正与邪，清官与贪官的斗争，是两个阵营的交锋，但是在这场交锋中，占上风的往往不一定是清官，相比之下，贪官的关系网更加庞大，力量更加强大，清官往往被整得下场凄凉，家破人亡，甚至还殃及子孙。

无官不贪是封建制度的社会现实，贪赃枉法的行为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官场的每一个角落。清官不清，清官难当，使得封建社会的历史在腐败中演进，朝代更替频繁，其朝代越到后期愈加腐朽。自唐代以降，社会风尚也开始由开放性向收敛性发展，中原王朝国力逐渐衰弱，明清时期虽是大一统王朝，但中国已渐渐落后于西方。近代中国更是沦落到落后挨打，割地赔款，任列强宰割的地步。国家的耻辱，民族的悲剧，已经成为抹不去的伤痕，永久地烙在历史之中。

《金瓶梅》中无清官，以及清官形象的不光彩，清官的悲剧命运，概括了明中叶社会清官团体的尴尬，这也是当时社会关系复杂，政治制度腐朽的折射。举世皆浊难独清，将《金瓶梅》中清官的不作为、无作为形象及悲剧命运放到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考究，其警示性就非常强烈，也给了我们灵魂的震撼。

综上所述，《金瓶梅》中清官的悲剧，并非清官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他们的悲剧结局，一方面说明在社会压力下，在法律与人情的斗争中，人情、面子、私利最终战胜了法律、道德、正义。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恶势力的强大，现实社会的可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