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这是我在《檀香刑》出版不久所写的札记。在仅仅两年之后，我觉得此文在某些环节上表达含糊，比如“历史的声音”、比如“历史是戏，戏是现实”，这里的“历史”概念其实未经检验和界定，它是把历史当成了某种不言而喻的自在之物，但在我看来，“历史”恰恰是必须言喻的，不被说出的一切就不是历史。正是通过“说”，我们才会确定和皈依某种历史理性。

《檀香刑》所处理的题材是各种历史论述激烈争辩、讨价还价、勉强妥协的场所，“义和团”运动可以说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自我保存的绝望斗争，是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但也可以说是开“历史”之倒车，是对现代性的反抗。由于我们选择不同的论述立场，同一件事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前者具有历史的正当性，而后者在历史的尺度上是不正当的。如果我们假设历史是有理性的，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困境却是，我们很难在这件事上达成意义的自洽，我们必须忍受断裂。

这也是中国精神的一个持久伤口，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在这个伤口的血泊中建立和成长，它直到现在依然红肿，阵阵作痒。我们被两种不同的自我想象所支配：一种是被侵犯、被剥夺的软弱和愤怒；另一种则是接受侵犯者和剥夺者的逻辑，终有一日会消除我们的软弱。两种想象其实是相互派生的，在它们各自内部都涌动着“力”的焦虑，但是，在这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充满疑问的混乱区域：无力的愤怒将激发力，而这种力同时却是对无力的肯定和坚持，而任何有力的梦想的前提是忍受无力。

这种绕口令式的表述恰好说明了我们所面对的其实不是如何认识和遵从历史理性的问题，不是如何合于目的的问题，不是工程和博弈问题，而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疑难：我们就像《拇指铐》里的那个男孩儿，被铐在“历史”的树上，无可选择却渴望自由；而在《祖母的门牙》中，“力”在祖母和母亲之间转移，但我们却不知强者和弱者究竟谁还是她们自己？

所以，《檀香刑》那个血腥而壮丽的脔割场面尽管会使神经脆弱的读者感到不适，但却是中国现代精神的一个伟大神话，它把“力”的复杂缭绕、矛盾重重的迷宫在身体上展现出来：它是外来的、它是自身施于自身的、它是绝对的软弱、它是绝对的强大、它是痛苦、它是迷狂、它是卑贱的死亡、它是高贵的救赎、它是律法、它是人心、它是血、它是手艺和技术、它是传统、它是传统的沦亡、它是历史、它是对历史的反抗……

——莫言在这部小说中必须选择大地般超然客观的叙述立场，他取消了自己的声音，甚至取消了自己的角度。在此之前，田野、记忆和孩子是莫言叙事的三个支点，通过记忆、通过孩子的目光，他可以打开宽阔的世界，也就是说，孩子的目光拒绝任何选择，而记忆通过时间将一切事物在天空和地面之间拉平。但是现在，他只需要田野，因为任何一种声音、一种角度都不足以覆盖中国灵魂的痛苦、艰难、辽阔和孤独。

而这正是莫言与他的时代、他的时代中的读者和文学的复杂关系的症结所在，他表现着我们很难正视、力图忘却的图景，那是被“历史”、被社会、被我们兢兢业业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被我们的文学齐心协力地遮蔽的我们世界的底部。

所以，莫言离他的时代无限远，也无比近。

本文发表于《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李敬泽，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历任小说选刊杂志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主编。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写作。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最活跃的批评家之一，其文学批评在文学界和读者中享有较高声望。著有各种理论批评文集和散文随笔集10余部。2012年出版新作文集《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