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

莫言很少对他的时代直接表达看法。他的作品中最具共时性志向的也许是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但这无疑是一次失败。在小说中，下岗的老工人不得不以一种颇具讽刺性的方式谋生，他在荒僻的林间开设了一座情人小屋。由此，“下岗”这个社会性的主题暗自转化为了“欲望”的喜剧，“排泄”（情人小屋的创意由收费厕所而起）、窥淫（师傅守在屋外——眺望）、身体和金钱（两者互相激发、互相证实）、中心与边缘（是去市政府闹事还是在城郊自生自灭？）、合法与非法（小屋如同一间容纳非法欲望的阁楼，它本身可能是非法的，但也可能被默许——以两条“中华”为代价），通过这一系列次生的主题，“师傅越来越幽默”了。

——这终究是莫言的小说。社会有社会的议程，作家有作家的议程，莫言几乎是蛮不讲理地把小说开上了他自己的轨道。莫言常常是粗暴的、不讲理的，他有绝对的自信，无论怎样他都能把事情摆平，但在《师傅越来越幽默》中，事情看来是摆不平了，尽管莫言轻易地抓住了要点，但在每个要点上他都无法展开，似乎他不幸误入一个没有宽度的世界，他只能尽快地穿过去，草草收场，这篇小说在莫言的作品中罕见的气力疲弱。

失败往往标明了一个作家的限度，莫言如果从那间郊区小屋再往外走、从某个世纪末的日子再往回走，一直走进田野、走进过去，那么他就会重新获得力量——这不是在谈论题材，而是说，莫言本身的艺术气质有一种天高地远的宏伟，他的眼光是总体性的、俯瞰式的，他所能看见的是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为何发生。这样一个作家如天地不仁，他需要把伦理和美学的自由保存在自己的手里，人的所有弱点、人的所有感觉和经验皆如草木荣枯，雷霆雨露、白云屎溺皆是壮阔、自在，没有任何外在尺度。

所以，尽管莫言因《红高粱》而广为人知，但在此前的《透明的红萝卜》中，他的世界的基本元素已经就绪。这篇小说对当时的主流文学界来说是个丑闻，而对莫言和他的支持者来说则是一次大胆的挑战、一次袭击。而在今天，它看上去其实是平和的、美丽的，只有当我们注意到那个在田野上游荡的少年实际上没有理由时，我们才能看出它在当时的危险性——

一个精灵原来不需要理由。同样地，《红高粱》、《狗道》中，人物从不思考，他们只是感受、行动，他们的世界是被呈现的，而不是被阐述、被评估。如果说，《红高粱》中你还可把日本鬼子理解为有具体历史内容的“恶”，那么在《狗道》中，“恶”仅是一种自然之力，是自然的属性，狗道亦是天道，天道亦是人道，人的挣扎和斗争不需要任何理由。

这种“齐物”的眼光在《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中充分展现了它可能达到的深度：一群“右派”分子正在庆典般的欢乐气氛中奔跑，30年的时光滤去了他们身上的意识形态内容，他们进入了乡村传奇，每个人皆如《封神榜》上人，有各种奇技和怪癖。如果把这篇小说与莫言同时代的关于“右派”这一特殊人群、关于“文革”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流叙事相比较，你会看出，后者通常预设一种历史理性，它为其中的每个人提供一个根本理由、一个“意义”的支点，即使这种意义相对于每个人来说常常显得不相称。也许我们必须谅解这种主流叙事的夸张、滥情和简化，但是，这种将个人在历史中合理化和合法化的不懈努力反映和强化了中国精神中“成王败寇”的偏狭一面。而《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那种惊人的欢乐和驳杂表明，莫言对用历史覆盖生活怀有异议，当然，历史最终介入了这次长跑，警察来了，人被带走了，但这更像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意外，是一次“故障”，是生活中富于魅力的惊奇和秘密。即使“历史”也夺不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欢乐、丰饶，我们的生命力，莫言对此有一种大地般安稳的信心。

——在这个意义上，莫言是我们的惠特曼，他有巨大的胃口、旺盛的食欲，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不能消化的，他刚健、粗俗、汹涌澎湃，他阐扬着中国精神中更宽阔的一面，那既是经验的、感觉的、身体的，又是超验的、终极的，超越自我、超越历史理性。

在《欢乐》中，那个屡考不中的乡村青年在田野上彷徨，他当然极度的苦闷、极度的累，我们或许可以由此进行社会历史的和个性的考察，把它视为中国考试制度和乡村知识青年之间的一份心理学档案；但在莫言这里，人物的命运是与自然世界疯狂的丰饶和腐烂相互投射的，这种投射不仅是诗学的隐喻关系，更是确凿的判断：无论生或死，人永远要承受一切或舍弃一切，这就是生活的真相，也是自然的秩序，在莫言的世界中，人最不可能产生的情感就是可怜自己。

所以，我们的惠特曼其实也有他的限度，他说到底是个神话作家——尽管“神话”这个词在莫言的时代并不体面，但究其实质，莫言表达这个民族浩大的自我想象，很难说它是肯定性的或否定性的，也许莫言对此并不在乎，重要的是，现代性的焦虑、历史的焦虑在这种想象中被超越，这个被焦虑折磨得精神憔悴的民族在这些小说里获得一种自由：为善、为恶、为一切。

正因如此，莫言特别不适合处理诸如“下岗”这样的题材，这个题材本身隐含着具体的道德疑难，它涉及现代都市中人随时面临的琐屑、繁杂、模棱两可的各种界限。尽管莫言在《师傅越来越幽默》中蛮横地力图执行自己的议程，但当他以对人物处境的分析性陈述开始时，他已经注定失败，因为随着这种处境而来的是充塞着各种各样“理由”的世界，人只能在其中踟蹰，那如同漫天飞尘，莫言无法下咽，他吞得下一切，除了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