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

俞平伯，祖籍浙江德清，1900年1月8日生于苏州，其曾祖俞樾是清末著名学者，父俞陛云为探花，因此俞平伯自幼受到古典文化的熏陶。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在校期间投身新文化运动。1918年5月他的第一首新诗《春水》和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一起刊登在《新青年》上。同年，他与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3年俞平伯出版《红楼梦辨》，与胡适一同称为“新红学”的奠基人之一。1925年任教于燕京大学，1946年转入北京大学任教授。1953年入北大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将旧著《红楼梦辨》修订后易名《红楼梦研究》出版。1954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全国性政治大批判。据统计，仅1954年10月24日到12月底，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一百一十多次，发表批判文章五百多篇。“文革”中俞平伯去河南息县干校劳动。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庆祝会，中国社科院负责人胡绳在致辞中称1954年对他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它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于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寓所去世。

俞平伯：1954年的抵制和转弯

一

1952年以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接连兴起，风雨中的运动力度时重时轻，在全国范围内让知识分子在思想领域无处可遁。在这样政治运动的铺垫下，1954年毛泽东又抓住两位年轻人（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学术著作的文章发表之契机，随之布置了一场新的思想斗争运动，再一次引发全国知识界的强烈震荡。作为当事人的俞平伯在事发之初表现了什么态度，又是如何在运动之中转弯和解脱，一直为研究者和后人所关注。笔者手头新近有几份当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现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前身）党组织对俞平伯观察、评价的内部报告，多少可以看到俞先生在面对突然而至的政治运动所能呈现的不解、愤懑乃至抵制的真实状态，看到他在众人帮助下逐渐承受、平复直至顺从的变化过程，从而使我们感受到早期思想运动可怕的双面性：既摧折了学人的抵抗和非议，又坚决地俘获斗争对象的认同。

俞平伯在运动初期是处于极度震惊之中的，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能成为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的主角。1949年后俞先生较为低调，对事对人不冷不热，只是缄默地关在家中依旧做自己喜欢的古典文学研究。斗争运动开始后，文学所副所长、党内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何其芳几次在文字或口头上向高层领导介绍俞的近况，其中就说到在大批判前俞平伯已完成了《红楼梦》前六十回的校勘工作，也就是在各种版本中校订出最好的版本。

俞先生几年间少有一次被人们关注的是在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上，他应邀上台发言，全力推崇古典文学的研究意义，颇受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重要人物胡乔木的鼓励，胡一度甚至说俞的发言中没有发现什么错误。据北大文学所党总支汇报称：“俞（事后）很得意，名利双收，到处讲演，到处写文章。”

党总支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俞的骄傲：他在《红楼梦》的校勘工作中，自觉是权威，不同意文学所的组织意见，坚持主张在校勘本中不用新标点符号，后来为此曾写信给胡乔木以寻求支持。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手迹

李、蓝文章见报后，俞平伯的抵触情绪是很明显的。文学所党总支所写的《对俞平伯学术思想批判情况的调查》（1954年，月日不具）一文中，汇总了俞先生最初的零星反应和态度：

对俞的批判展开以后，俞感到问题严重，情绪很波动，公开抗拒。他说：“他们原来要搞我，搞吧。我不再写文章总行吧。”又说：“我不配研究《红楼梦》，也不配研究古典文学。”

曾一度闭门谢客，深居简出，甚至不接电话，不参加会议。

他表现苦闷，安若无事，内心紧张，蔑视，看不起。如说：“他（指李、蓝）说我唯心，我看曹雪芹就是唯心，曹雪芹不比我俞平伯更反封建。”

他认为李、蓝对《红楼梦》的估价太高了。他说：“《红楼梦》自发表以来并没有起好作用，如果没有色空观念，可能还好些，所起的都是坏作用。”“他们说宝、黛二人有煽动性的叛逆性格，捧得太过火了，这不符合历史的现实。”又说：“如果真有，贾宝玉应该参加革命去了。”这不像话。

1954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北京市委给中央写了一篇有关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思想情况的报告，其中这样归纳总结了俞平伯的活动近况：“俞平伯有一个时期情绪紧张，表现消极，闭门谢客，不接电话，也不出席北大文学研究所《红楼梦》讨论会，并曾不满地表示，‘我不配研究《红楼梦》，也不配研究任何中国古典文学，以后我不再研究了。'”

1955年1月3日市高校党委会编出《关于开展学术讨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观点的工作》的动态简报，其中提道：“文学研究所先后举行了六次会议，针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何其芳、毛星等同志都作了长篇发言，会议对大家的教育很大，俞平伯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众人长时间的围攻之中，俞的不服气和倔强极为显目。

波澜所及，一些老教授暗地里有了一些抵触和不安。如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说，现在老教授写文章就是犯罪，我如发表文章就有成为俞平伯的危险。山东大学一学生将批判陈寅恪论韩愈的著作的文章投给《人民日报》，后在《历史研究》刊发，历史学者向达、翦伯赞、季羡林等读后都担心陈寅恪因受刺激而有自杀的可能，翦伯赞直言“会引起很大的波动”，向达非常不满地对翦伯赞说：“现在年轻人自己搞不出东西倒来批评别人。”（见1955年1月20日市高校党委简报第53期）

这些报告在中央领导层中传阅，俞平伯不配合的消极态度给高层留下较深的印象，如何谨慎处理俞平伯及一批教授的思想问题而不陷入僵局，高层由此也有所警觉和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