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意大利的现代主义

1909年，未来主义创立，在随后几年里他们发表了多个宣言，宣言明确表达了未来主义对技术、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激进拥戴，正如某些艺术史家、建筑史家和设计史家指出的，这种拥戴并没有随着“一战”中许多未来主义追随者的辞世而减弱。这部分源于马里内蒂（Marinetti）与墨索里尼和未来主义的政治联系，同时还源于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在建筑和设计领域的讨论中逐渐兴起的边缘化运动。尽管吉阿科莫·巴拉、恩里科·普兰波利尼（Enrico Prampolini）、福图纳托·德皮罗（Fortunato Depero）分别在1918年罗马和1919年米兰举办的展览上，为推进实验性的未来主义室内设计、家具和装饰品作出了努力，但对这一重要的都市运动最有力的表达是以戏剧性的图形表现未来主义的都市风景和海报设计。未来主义与意大利文化遗产毅然诀别，与之相似的是由建筑师和设计师组成的第七集团（Group 7）的作品，第七集团成立于1926年，是意大利第一个明确表达现代运动精神和美学的团体。

第七集团的代表人物是路易吉·菲吉尼（Luigi Figini）、吉诺·波利尼（Gino Pollini）和朱塞佩·泰拉格尼（Giuseppe Terragni）。他们以唯理主义者闻名，其作品运用了流行的现代主义美学，具有清晰、抽象的形式，从精神上适应于现代生活、材料和技术，他们积极投身于动态的文化变革精神，希望理性主义（Rationalism）能够被采纳为官方的法西斯美学。许多历史学家已提出，第七集团没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原因在于他们献身于国际主义前景。

理性主义者很少从公共部门得到委托，他们的声望建立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对私人委托项目的关注上，比如菲吉尼、波利尼和卢恰诺·巴尔代萨里（Luciano Baldessari）负责的米兰克拉亚（Craja）酒吧室内设计（1930），爱德华多·佩尔西科（Edoardo Persico）、马赛罗·尼佐利（Marcello Nizzoli）负责的米兰帕克（Parker）商店室内设计（1934）。《多姆斯》（Domus，1928年由吉奥·庞蒂[Gio Ponti]创办）和《卡萨贝拉》（Casabella）等杂志为传播他们的作品提供了更多的媒介。然而，展览却是前卫派最有力的表达方式，最重要的是“三年展”，最初于1923年在蒙察（Monza）举办，两年一届，名为“国际装饰艺术双年展”（International Biennale of the Decorative Arts），10年后迁至米兰，更名为“国际装饰和现代工业艺术三年展”（International Triennale of Decorative and Modern Industrial Art）。这些展览不仅为进步的意大利设计师提供了将他们的想法在一次性委托中付之实践的机会，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与其他重要的国外设计师和建筑师的作品一并展出的机会：1930年，“三年展”展出了柏林制造联盟的功能主义室内设计，其中包括来自德绍包豪斯的灯具设备、密斯·凡·德罗设计的椅子、西门子和德国联合通用电气公司的设备；1933年，“三年展”展出了勒·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密斯和梅尔尼科夫（Melnikov）在国际现代建筑大会上作品的照片；1936年，芬兰设计师艾诺·阿尔托获金奖，她丈夫阿尔瓦设计的桦木家具也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但是意大利唯理主义者在“三年展”和其他展览上努力在公共领域安排现代主义的进程大部分是徒劳的［图29］。

图29　奥利维蒂技术办公室

位于伊夫雷亚（Ivrea）的奥利维蒂办公室，配有合成钢管家具，约1935年

悬臂式钢管支架椅反映了在阿德里亚诺·奥利维蒂（Adriano Olivetti）领导下公司大胆的设计政策。1933年阿德里亚诺成为总经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引进了许多理性主义建筑师和设计师，建立了产品设计革新与广告、建筑、室内设计和办公设计结合的传统。1925—1926年，阿德里亚诺曾在美国进修学习，这里看到的办公室高效率的场景或许反映出他在美国的科学管理经验。

然而，法西斯政权与现代主义美学之间的关系决不像在纳粹德国那样引起普遍的公开敌对，因为许多唯理主义设计师直接参与设计，宣传了法西斯政权，无论在重大的政治性展览中，还是在法西斯建筑、室内设计和家具中都有许多实例。最著名的例子是1933—1936年朱塞佩·泰拉格尼的法西斯住宅（House of Fascism）。然而，在1930年代，想要调和现代国际化美学与视觉上接近宣传需求的充满“第二罗马”（Roma Secunda）观念的政治制度的象征还是困难重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