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周国家的东方

作为西周中心的渭河平原尽管非常重要，但在地理上，它并非天下之中。真正的地理中心，也就是说距其四周边界的距离大致相等的那个地方，实际应在豫西的洛河谷地。虽然这片谷地比起西部的渭河谷地较为狭小，但作为进入东部广袤平原的流畅通道，它为周人势力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山脉与平原

洛阳平原是西周王权的东部所在地，由发源于西南高山的洛河及其支流伊河冲积而成。由此向东，在它与东面的冲积大平原之间，“中岳”嵩山是横亘其间的一道天然屏障。往西，秦岭山脉伸入此地后，分成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平行延伸的四座古生代山脉——小秦岭、崤山、熊耳和外方。尤其是崤山，主峰高达1500-1900米，构成了这个地区主要的地理障碍（地图1）。这片区域大体上北部地势较低，普遍分布着第四纪黄土，地表形态从高山到低矮的丘陵再到黄土台塬，嵯峨错落，形成越来越多的相对适宜古代农业发展的低浅河谷和盆地。

东面的冲积平原，历史上习称“中原”，由黄河泥沙沉积而成。仅在历史时期，从公元前602年迄今，黄河便改道26次。今天的黄河经郑州流往近海城市利津方向，但在商周时期，这条大河却沿太行山麓北流，最后在天津附近入海（地图6）。这就是东部平原的古代地表形态与现在的最为戏剧性的不同。整个平原的自然环境与美国的中西部大平原有着很大的差别，因为古代的河床早已变成高达5-10米，绵延40公里长的平行沙脊。在豫东，这些河沙经常被风卷走，聚积成很多高达10-20米的沙丘；同时，盐碱化在历史时期也是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除了这些特征外，黄河的不断改道还导致了另一种特殊的地表形态：冲积平原上出现了众多的沼泽地。根据一项研究，至西汉末期，古代文献中提及的湖沼共有40个，而实际的数目可能接近180个。可以想见，这个冲积平原在商周时期遍布着更多的沼泽，更为潮湿。据最近在豫东进行的考古和考古地质研究显示，古代人类的居住地基本上限于地势较高的山丘上。

交通要道

豫西多山的地形使得西周国家的中轴线地带，也就是连接渭河平原与洛阳平原的交通要道变得崎岖不平，绝无坦途。这条重要的古道，历经两千年风霜未曾更迁，从东都洛阳出发，西越黄河南岸较低的黄土丘，突破崤山和小秦岭的阻碍，最终经由今天的三门峡市进入渭河谷地（图11）。据研究，另有一条走西南去宜阳的道路，穿越崤山南段纵深的峡谷，在陕县同北边的道路相汇合。与北道相比，南边的路显得漫长而曲折。尤其是在灵宝县境，道路穿行于狭长深邃的山谷中，即所谓的“函谷”，行走其间，殆不见天日。很可能这也是西周时期的一条交通要道。西周金文和文献有数条材料表明，当时从丰镐二京到东都洛阳的道路要花费人们很长一段时间。可见，西周国家的政治中心与东部平原实际上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这是西周统治者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东部，洛阳地区和东部平原之间的交往可通过嵩山两侧的开阔地带：北侧，它取道历史上的一个战略要地——荥阳，循黄河南岸而行；南侧则穿越平坦的颍水河谷后抵达平顶山。铭文资料显示，这两条道路在整个西周时期一直被加以使用。在商周之际，从洛阳平原出行的最重要道路当是通往商都安阳，这一点在周人传统中记载的克商之前两次征伐的地理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次是文王伐黎，黎在今长治附近，沁水的支流丹水流域的上游；第二次是翌年对沁水下游地区沁阳附近的邘国（周代邘国故城）发动的军事征伐。这两个小邦距离商都安阳都不是很远，并且邘就坐落在太行山与黄河之间狭长过渡地带的南部。武王伐纣的行军路线恐怕也是这条，因为周师正是从洛阳北面的盟津渡河的。注5因此，很可能这三次战役走的是同一条路线，从洛阳往北，穿越太行-黄河过渡带的南部抵达商都。这大概是商周时期途经中国东部人口最稠密地区的一条最重要的交通线。

注5《史记》4，第121页。关于克商之役的分析，见Shaughnessy，“‘New’Evidence on the Zhou Conquest，”pp. 66-67；“Western Zhou History，”pp. 307-308.渡口“盟津”可能是稍晚的一种称呼，在金文中没有见到，但来自西部的军队在此渡河也是很合乎逻辑的，因为这里的河岸相对较低，河面也狭窄。事实上，尊（JC：6014）铭文中提到武王在从商都返回的途中曾在洛阳地区停留，说明克商之旅的确可能由盟津渡河。

洛邑：东部的行政中心

尽管出土的有铭青铜器早已经证实了今天的洛阳地区作为西周东部行政中心洛邑（和／或成周）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但有关这座都城的具体位置仍然是西周考古学中最有分歧的问题之一。早在1949年以前，洛阳地区曾发现过三组西周青铜器，表明了这是一个等级很高的遗址。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考古学家又在涧河与洛河岸边发现了东周时代的“王城”遗址（地图7）。在这个古城址的中心，大约有10座西周墓葬被发掘。然而后来的发掘显示，西周遗存最丰富的集中地却是在东面瀍河的两岸。在瀍河西岸庞家沟西侧北窑墓地的发掘中，共清理348座西周墓葬，另勘探墓葬87座。紧邻其南，在洛阳火车东站附近，1973年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铸铜作坊遗址，面积约有十万多平方米。继续往南，在洛阳老城的中心，1985年发掘了四座保存完好的车马坑。此外，在瀍河的东岸，1952年20多座西周墓葬分别在四个不同的地点被揭露。90年代初，在杨文站附近，C5M906号墓中又出土了六件一组的铜容器，其中两件盨是由西周晚期的名臣召伯虎所作。

《尚书》中的两章曾提到有关洛邑的营建，这一记载也得到尊铭文（JC：6014）以及其他文献资料的支持。注6但营建洛邑的真正原因却是出于灭商之后的历史现实。攻占商都之后，武王返回西部，令其母弟管叔、蔡叔，可能还有霍叔留守在商都，目的是为了监督以武庚（最后一位商王的儿子）为首的殷民，史称“三监”。注7但这种占领政策后来证明是完全失败的。武王死后，由于成王（前1042/35-前1006在位）年幼，周公摄政，引起管叔和蔡叔不满，于是联合武庚发动了叛乱。周公为此花费了三年时间来平叛，对叛乱者或诛或囚。尽管这场“二次革命”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但西周统治者亦由此明了，如果东部缺乏较大的行政管理机构，单凭渭河谷地的力量来遥控东部平原，实属鞭长莫及。刚刚经过的这场动乱，部分也是因为驻扎在东部平原的军事将领与京畿内新的领导层之间由于缺乏交流而产生猜忌的结果。据可靠资料显示，西周时期横越豫西崎岖的山路，大约需要耗费的时间是40至60天。而一旦叛乱爆发，将军队带出渭河谷地并且布置在东部平原之上，则需近两个月；这两个月之间，情况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由此可见，如果要维持自己在东部的统治，营建东部行政中心势在必行。

注6《尚书·召诰》、《尚书·洛诰》，15，第211-217页。《今本竹书纪年》中，洛邑的营建始于周公摄政五年。尊铭文记述，成王亲政五年后，迁都成周；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周公归政成王后第五年。见《竹书纪年》2，第4页；关于尊的铭文，见唐兰：《尊铭文解释》，《文物》1976年第1期，第60-61页。有关洛邑的营建，见陈公柔：《西周金文中的新邑成周与王城》，载《庆祝苏秉琦先生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1989），第386-387页。

注7“三监”的设置涉及一个传统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留守商地监察殷民的有三人，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只有两个：管叔和蔡叔。第一种意见，如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1986），第597页。第二种意见，见崔述：《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上海：上海古籍，1983），第205-206页；刘起：《周初的三监与邶墉卫三国及卫康叔封地的问题》，《历史地理》（第二辑）1982年，第66-81页。迄今为止，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洛邑的营建完全是出于西周国家的重大战略之需要。但当时究竟是建了一座城，还是两座，学者们各持己见，莫衷一是。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有两座：位于瀍、涧之间的洛邑（又称王城）和坐落在瀍河以东的成周。古代地理学家以为洛邑即汉代的河南县城，而成周则是坐落在其东约20公里处的西汉（前206-8）洛阳县城遗址，大致与东汉首都（25-220）洛阳城相合（地图7）；这对双城说是一种支持。但工作在一线的洛阳地区考古学家们却断言洛邑与成周实为一城，应该就在东边的瀍河两岸。尽管后一种说法似乎得到了瀍河两岸现有考古资料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发现于洛阳本地的属于西周早期的令方彝（JC：9901）铭文中则讲到，周代大臣明保曾分别在成周和王（有理由相信王即是指王城）举行祭礼。青铜器铭文以及古代的地理学文献共同显示王城和成周应该是两座不同的城。因此，从事铭文研究的学者多倾向于认为它们是西周时期洛阳地区的双子城。也许成周的具体位置还有待于新的考古材料的进一步证实。

西周地方封国的发现

西周国家新地缘政治构架的形成和一个真正稳定性力量的出现全赖以周地方封国的建立。在那些曾经是商人控制或不属商人控制的东部平原及其周边地区，这样的地方封国随处可见。其中有些封国的发现位列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重要的考古发现，而目前研究的重点在于，通过对这些封国遗址的综合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地方封国不仅与周初大扩张的历史背景相吻合，而且也与中国东部的地表形态融为一体。

早在1932-1933年间，在距商都安阳40公里处的淇水东岸，中央研究院在浚县辛村发掘了80多座西周墓葬及车马坑。其中包括8座带斜坡墓道的大型墓葬，显示出墓主的高等级地位。在这批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上，我们可以看到“侯”、“卫”（地方诸侯国）的字样；出自一座西周晚期大墓（M5）的青铜器上还铸有“卫夫人”的铭文。更引人注目的是M60出土的一件青铜器，铭文中甚至提到了卫侯曾去宗周朝见周王。这些发现明确将这个墓地同周代的地方封国卫联系起来。卫国是武王少弟康叔封的封国，古典文献对此有明确记载。卫国册封之所以重要，主要因其地理位置离商都很近，肩负着管理在二次东征中刚刚臣服的殷遗民的重任；《尚书》中两篇可靠的西周文献就是这次册封的记录。此外，我们实际上还有一篇铭文，即康侯簋（JC：4059）铭文，其中明确记载王进攻商都之后，给予康侯卫地。关于卫国的地望，传世文献一致指向豫北的淇水一带，汉代地理学家则将其定在汉朝歌县境内，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淇县，即浚县的邻县。事实上，辛村墓地就位于流经两县边界的淇水右岸。另外，在西去辛村仅1公里的庞村，1961年发现了一座西周早期的墓葬，从中出土了15件青铜器，可能也与卫国有关。

由此往北，在冀南的邢台、邯郸以及磁县的两处地点，也有多处西周遗址被发掘。1978年，在邢台北面大约70公里处的西张村发现了一座西周中期墓葬。墓中出土一件臣谏簋（JC：4237），其上铭文载有邢侯在軧地对戎作战一事。事实上这座墓葬恰好就在今天泜河北面约20公里处，在古泜水河道的北岸。鉴于“軧”、“泜”二字书写上的相似及地理上的一致性，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现代的“泜”应当就是西周时期的古“軧”字，犹今之邢台一名必然来源于古代邢国一样。这些都是从西周至现代地名演变的极好例子。早在北齐时期（550-577），今邢台地区即曾出土过五件邢侯夫人姜氏鼎，从而为邢的位置提供了证据。1993年，又有一批重要资料出土于邢台市西端的葛庄，被清理的200多座墓葬大多属于西周时期。由于历史上疯狂的盗掘活动，这些墓葬很少再发现带铭文的青铜器了。但考虑到先前在这个地区及其邻近一带已发现的一些与邢有关的青铜器，这片墓地很可能也属于邢国；而四座带斜坡墓道的大墓则可能是邢侯及其配偶的墓茔。葛庄的大多数墓葬被确定在西周早中期，个别墓葬属于晚期。我们知道，邢国是周公之子的封国（见下文），几乎所有的历史文献都一致认为，邢在今天的邢台地区。更重要的是，在邢台发现的一些墓葬的年代明确属于西周早期的偏早阶段，这说明邢的建立很可能在王朝之初，大概是周公摄政期间。

东部平原的南半部，与西周有关、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位于今天平顶山市西郊滍阳镇以西的滍阳岭一带（图12）。1979-1984年间，这座墓地共出土了四件邓公簋，皆为邓公为其女应嫚出嫁所作之媵器。从“应嫚”这个名字可见，这座墓地可能属于她丈夫所在的应国。这一点到了1982年变得相当明晰，当时在同一地点发掘了一座西周中期墓葬，出土了多件由“应事”所铸的青铜器。1982-1992年间，考古学家在这里又发掘出了130多座墓葬，其中M1、M84和M95这3座墓葬的资料已正式公布。从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和陶器来看，M1的年代应当定在东周早期；M95年代上明显早于M1，当属西周中期末；此墓出土了5件由应伯所作，4件由侯所作，及其他为公所作的青铜器。M84的时间更早，可被定在西周中期早段，出土了5件作器者是应侯爯或是爯的青铜器（图13）。考古学家注意到，这座墓地靠近文献中所谓的“应城”，应城位于滍阳镇的边缘，汉代地理学家认为这个地区属于古代应国。

从考古发现来看，周初统治者对上述三个诸侯国分封位置的选定，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将卫封在商都安阳周围地区是为了控制当地的殷民，令其从此成为顺从周朝的子民，这一目的在周代文献中是明说的。将邢分封于太行-黄河狭带的北部，则等于在卫国的北面又添置了一道屏障，可以保护中原地区免受来自北方的侵扰，当地出土的臣谏簋铭文就明晰地反映出这一点。至于应国，地近颍水（连接洛阳平原）出口并正当南阳盆地的入口处，可扼守南下长江中游地区的通道。当我们将这些封国与其分封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并考虑整个东部平原的地表形态时，这种战略上的重要性便显而易见了。这三个封国碰巧都是它们各自所在区域内进行过较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唯一地方封国，但它们绝不是当时东部平原上仅有的地方封国。虽然我们很难搞清西周初期究竟分封了多少个这样的地方封国，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即这些地方封国的数目是相当大的。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西周初期共分封了40个姬姓诸侯。另一项记载来自《荀子》，提到在周公摄政期间，有71个诸侯被分封，其中姬姓多达53人。今天我们没有根据来评估这两个或有夸张之嫌的数据的准确性。相较而言，第三项来自《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的记载或许更切合实际，因为它给出的数目要小得多，并且一一提到了有关诸侯国的具体名称：

包括上文提到的三个诸侯国在内，由周王室两代成员建立的诸侯国一共有26个。其中，蔡、郕、鲁、卫、郜、雍、曹、滕、邘、应、凡、蒋、邢、茅、胙、祭（不包括周公东征灭掉的管）这16个诸侯国大概就位于东部平原及其周边地区，而剩下的则有些在汾河流域，有些在渭河流域。在试图重建西周时期地方封国的分布网络时，除上述三国因为有考古发掘可以提供可靠的基点外，其他大多数则并未经过认真的考古学调查。关于它们的位置，我们的主要依据只能是散见的和非考古发掘所得的有铭青铜器，并结合古代的地理记录。因此，对一些诸侯国而言，在正式的考古发掘为我们带来确凿的证据之前，此处所言只能是一种“可能性”。但是，上述三个诸侯国以及其他许多坐落于中原以外的诸侯国（见附录一）的实际考古发掘，已经证明了早期的地理记录——特别是汉代传下来的地理记录——的价值，它们准确地指向这些封国实际所在的地区。把它们放入一个同时由已有的考古学证据所支持的历史背景之中，这些早期的地理记录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东部平原的地缘政治构架。事实上，笔者相信如果将这16个诸侯国的位置综合起来分析，将会揭示一个审慎地建构于中国东部地表形态中的一个相当有趣的模式。

首先，在太行-黄河狭带的前商都地区，除了武王少弟所封的卫国外，还有他的侄儿，即周公的两位儿子建立在今辉县和延津地区的凡国和胙国。事实上，凡和胙可能充当了卫的卫星国，三者构成了一个颇为有趣的三角。在太行-黄河狭带的最南部，曾经也是商的据点，一些西周遗址已被发现但尚未得到正式发掘。依照古代历史地理著作的记录，这个地区曾经有过三个姬姓诸侯国：武王的一个儿子被封在了前商的属国——邘国（今河南沁阳）；而在邘的两侧，武王的两个弟弟分别建立了原和雍，或许是为了协助他们的侄儿。这三个诸侯国不但拱卫着洛邑和成周的北大门，同时还扼守着进入汾河流域的交通要道（见下文）；因为敌人同样可以从汾河流域发动对渭河谷地的攻击。

在山东西部某地，当地村民发现了一件春秋时期的曹伯狄簋；淮阳也发现了一件同属春秋时期的青铜盘，可能是曹国国君为其女儿制作的媵器。根据地理文献，曹国在今天的定陶县，这些青铜器可能正是从那里被带去的。事实上，曹也是《左传》中提到的封于东部平原东部的三个姬姓诸侯国之一。三者均坐落在古代巨野泽的南部，形成一个三角形。曹和郜被封给武王两位弟弟，而茅则被封给了周公的一个儿子，也就是他们的侄儿。此外我们注意到，这三个诸侯国位置恰好都处在去山东地区的路途之中，很可能为当时那些频繁奔波于洛邑与周的“远东”驻地之间的军队与官员们提供了中途歇息之地。文献记载显示，这条通道也是东周时期往返于周王室与东方列国之间的使节们惯常行走的路线。沿着这条道路东行直至山东西部的山麓地带，田野考古工作已经证实了《左传》中提及的两个姬姓诸侯国的位置：一个是位于今天曲阜的鲁国，即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地所在；另一个是位于今天滕县境内的滕国，受封者是鲁国国君的一位叔父。在鲁国的北面，地理记录中还记载了另一个诸侯国郕，位于今宁阳，它同样见诸《左传》，由鲁国国君的另一位叔父统治（参见附录一）。

在中原地区的南部，是位于平顶山的应国。它西面的鲁山县于1951年发现过一组西周早期的青铜器；而在它东面大约40公里处的襄县霍庄，1975年时也发掘了一座西周早期墓葬。由于这些青铜器上缺乏明确的铭文，它们具体的所属国并不清楚。除应国外，古代地理文献认为在中原地区的南部还有蔡和蒋这两个姬姓诸侯国。1956年，上蔡发掘了一座西周早期墓葬，出土了9件青铜器，离被认为是蔡国的中心古城遗址大约20公里。至于蒋，古代地理记录认为它在今天的淮滨，是由周公另一个儿子建立的。周王朝将这些诸侯国安置在淮河上游地区，必定是针对淮河下游的敌人。

当我们将这16个姬姓诸侯国的位置在地图上标出时，它们呈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聚落形态（地图6）。首先，它们三个一组，在外观上或呈三角形，或排成一条线，形成四个极易辨识的三位一体组合。第二，它们大多坐落于冲积平原的边缘，那里分布着最富饶的农田，不像平原的中心，由于黄河经常泛滥，人类的生活总是受到影响。如早前提到的，《左传》中提到的这16国以外可能还有其他的姬姓诸侯国，比如堪称洛邑东方门户的东虢。但这16个诸侯国既是在同一份名单中被提及，这说明它们可能处在同一等级，或有着同等的重要性。只要我们承认这份名单是一个单独而完整的记录，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这种形态。其实，《左传》中并没有什么材料能够反映一个预先设定的背景，其间，这种地理上的三位一体组合可被用来支持谏言者富辰的政治立场；相反地，只有当我们将这份名单与地理文献作比较时，这种聚落形态模式才会显现出来。历史地理学者谭其骧先生亦曾指出，自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时期，河南北部和冀中大平原的中部一直未有人类聚居；仅从战国时期开始，才有一些聚落在这个地区出现。虽然这一论断验诸平原的南部地区未必确切，但因为从新石器时代至商代的许多遗址只发现于原来高出地面，而现已被埋入地下的土丘之上，毋庸置疑，冲积平原的中心地带比起其周边的过渡地带更不适宜人类居住。

在豫东平原的中心地区，古代地理文献记录了集中分布的一批非姬姓诸侯国，如宋、杞、葛和戴；在它的西南部则有陈、许以及郐。1996-1997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察队在商丘市地表下10米处揭露了一座大型东周城址，考察队认为它是宋国的都城。虽然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里就是地理文献中提到的西周时期的宋国都城，但现有证据已对这一点作了有力的支持。然而也就在1997年，在北距商丘60公里的鹿邑太清宫，当地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一个低矮的土丘中发现了一座保存相当完好并附有两个斜坡墓道的大型墓葬。它的墓室为长方形竖穴，上口长9、宽6.63米，墓内随葬器物丰富多样，其中青铜容器就出土了85件，青铜兵器32件，同时还有197件陶器等等。这座墓葬向我们展示了考古学家以前只在安阳这类中心遗址才能感受到的壮观的埋葬现象。当然，这次发掘也揭示了该墓与殷商之间的紧密联系，因为出土的大多数青铜器具有典型的商末风格，而且其大量人祭和人殉的埋葬习俗也与殷人有关。更重要的是，100多件陶器同样反映出一种无可争议的安阳传统。另一方面，两件四耳青铜簋，同时可能还包括青铜卣以及一些青铜鬲的风格特征则将墓葬的年代明确地定在西周，甚至不是西周之初，而是西周早期中段。此外，考古学者还注意到，在多达37件青铜器上都铸有“长子口”这三个字，长子口无疑是这座墓葬的主人，并且也应该就是文献中提到的宋国的创建者微子启。考虑到考古学所揭露的现象，以及古文字中“长”与“微”二字的难以区分，故这一推定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至少，这次发现有力地证明了传统上认为是宋国的地区确有殷商遗民的活动。

在其他非姬姓封国所在的地区内，带铭文的西周青铜器尚未被发现，这大概是因为黄河在此留下了太多太厚的泥沙淤积。然而，因为这些非姬姓封国常常成为那些位于冲积平原外围地带的姬姓封国们的联姻对象，他们的青铜器就完全可能在平原以外的地方被发现。这从山东地区发现了一件陈侯为其女儿铸造的青铜壶即可见一斑。1977年，山东滕县也发现了一件青铜鼎，它是杞侯为来自邾国的妻子铸造的。关于这些诸侯国的由来，虽然后世的文献，比如《史记》在追溯他们的祖先时常将其归诸前代乃至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但实际上除了少数的几个外，大多数的历史都无从稽考了。他们也许就是一直生活在当地的土著，后来融入到西周的地方系统中去；或者他们作为地方诸侯国的权利得到了周王室的承认。但我们亦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周朝的建立者刻意安排的话，他们在冲积平原中心的位置至少反映了他们在西周国家中的政治劣势。

东西部文化的整合

上文已经讨论了西周国家在东部大致的地缘政治构架问题，不过我们还需附加一个文化层次上的讨论。这个文化层次有助于我们对以下两个方面的理解：其一，可以观察东西部文化融为一体的过程；其二，可以了解在不同的地理单元中，或在变化多样的地方传统基础之上，西周国家的整体利益是如何得以确立的。

事实上从冲积平原边缘北部的元氏到南面平顶山所发现的青铜器，其艺术特征与在渭河流域发现的如出一辙，并且这种与周代中心艺术标准保持一致的现象即便是在中原以外的青铜器上也能见到，如北方的北京与南方的长江中游。在整个西周早期及中期的大部分时间内，虽然确实存在青铜仿制地方陶器的现象，但毕竟属于凤毛麟角，而作为一个整体的青铜文化是高度统一的，它们受到渭河流域，也就是西周国家心脏地带建立的标准的引领，同时也因采用单一的书写系统而加强。罗森（Jessica Rawson）对这种高度的一致性作过这样的观察：

我们不妨揣测一下，一个相当发达的青铜器冶铸组织在西周早期肯定存在过。铭文强调了这种需求。不管这些青铜器是均来自于丰镐或成周这样的中心铸造坊，或者说其他地方也有作坊能够进行精良的青铜器铸造，王室与这些青铜器拥有者之间的紧密接触是不言而喻的……无论哪种情况，与青铜器作坊息息相关、训练有素的书写者都是必不可缺的。倘若青铜器是在中心地区集中铸造的，那么像那些距离较远的城市，譬如北京附近的燕国或宝鸡附近的国就必须与西安、洛阳的中心保持密切联系。如果有铭青铜器并非集中铸造，那么为了确保标准语言和书体的使用，不同冶铸中心之间亦需频繁和密切的交流。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西周早期一个意图和实践上的强大统一体似乎已经将周王国的不同部分连接起来了。

我曾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指出，其实我们已经有证据表明那些与周人中心地区风格一致的青铜器不仅在有着周文化传统的地方封国被铸造，它们甚至在周的外围地区被那些拥有自己独特文化传统并且很可能在政治上并不隶属于西周的团体所模仿或复制。现在的问题当然是西周中心地区与周边地区之间是如何进行交流的？无论其方式如何，我们在青铜铭文中可以看到，这种交流在西周早期是非常频繁的（见第二章）。简言之，考古学证据显示了贵族文化内部存在一种牢固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则又反映出渭河谷地与东部平原之间的政治整合。

相较而言，中原地区的陶器风格似乎与克商之前的东部地区传统保持着更为紧密的传承关系，而较少受渭河谷地周文化的影响。由于近年来洛阳和邢台这两个地区考古材料的发表，以及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报告的出版（见附录一），我们在进行陶器比较研究时有了比以前更好的基础。不过限于篇幅，在此我们对这本该至少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进行讨论的问题，只能做一概述。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先来看看西周早期渭河流域陶器群的类型学特征（图14）。就整体而言，周文化的陶器传统主要集中在两类器物上：鬲和小口罐。周都地区出土的陶鬲明显融合了三种可辨识的风格和传统，皆可上溯至先周时期：第一种是瘪裆鬲（14.1），第二种是袋足鬲（14.2），第三种是直领鬲。罐虽然可以根据肩部的特征来进一步区分（圆肩或者折肩），但一般以小口为典型特征（14.3-5）。在遗址中发现的另一种常见器物是直壁敞口的深腹盆（14.6）。另外两类陶器可能是源自商文化陶器传统但已完全融入了周文化，即豆（14.7-9）和簋（14.10-11）。上述这几类陶器构成了从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早段渭河谷地的常见陶器组合。

除了最后两种本来可能源于商文化的陶器外，典型周式风格的陶器在洛阳地区尚未被发现。相反，洛阳地区发现的每一种陶器类型几乎都可以在安阳追溯到它们的祖型。这意味着曾经与商人有关的陶器传统在洛阳地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便在周克商后，亦复如是（图15）。各种类型的鬲（器身极低，分裆，唇沿外围常常有上翘）（15.1-5）、肩部上饰有小突钮和环耳的大口罐（15.6-7）以及直腹尊等应该是来自殷商传统的器物类型，而豆（15.8）和簋（15.9）则是商与周共有的器物类型（但在风格上它们同样可以与西周中心地区的器物类型相区分）。20世纪50年代出土了一批墓葬，由于它们与安阳殷墟的陶器相似，曾被称为“殷人墓”。但是按我们目前的标准，它们应该是洛阳地区西周早期的墓葬。不过，这个地区的商文化传统也并非一成不变。其中一个变化就是这个地区完全缺乏像爵和觚这类模仿青铜器发展而来的陶质酒器，而这些酒器在安阳殷墟陶器群中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政治上，作为西周东部行政中心的洛阳已经完全与西部相结合，这在青铜文化以及铭文中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从当地的平民墓葬来看，它们的文化传统与渭河地区几乎完全不相干。

同样的趋势在近来邢台出土的陶器上也表现得颇为明显。邢台的陶器群更趋简单，因为大多数陶器标本皆出自墓葬，而一般说来，随葬器物的类型变化幅度要小得多。不过也正如河北的考古学家们指出的，邢台的考古资料表现出确凿无疑的殷商传统，这在大量的低裆鬲和几乎是同等数量的大口罐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更不用说豆和簋的风格传统。与洛阳地区一样，邢台的墓葬器物组合中也不见爵和觚这类酒器。所不同的是，邢台早期陶器中包含了一部分数量虽少，但却是明确无误的常见于渭河谷地的西周陶器类型，比如出自M172的瘪裆鬲以及另一件出自M4的高领鬲。不管这两件器物是当地自行生产的还是由周移民带到此地的，渭河陶器传统的到来已是不争的事实。

要言之，考古发掘证明，一方面东部地区的西周贵族阶层拥有与渭河流域完全一致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而另一方面，东部平原上的陶器作坊却又根据当地商文化传统继续生产着老式风格的陶器。正如上文指出的，从灭商伊始，周王朝便面临着由此而产生的东西部的分隔。陶器分析显示，即使在克商成功数十年后，平民墓葬中这种东西文化间的差别仍是十分显著的。不过在西周中期，随着周文化的陶器类型被逐渐引入东部平原，这种情况有了稍许改变。这从饰有齿状扉棱的陶鬲上即可见一斑，属于1974年北窑青铜作坊遗址第二期（与图14.12相似）；这种纹饰在周式风格的青铜鬲上很常见。其他一些周文化风格的陶器在下窑村M167中也有发现。在东部平原北部，周文化陶鬲（图14.12）和一种柄中部有突棱的新型豆（图14.14）在邢台的西关外被发现；这种类型明显是在渭河谷地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渭河谷地的陶器类型在西周中期也经历了很大的转变，尤其是在鬲的形制方面，器身逐渐变低，最终变得与东部地区承继了商文化传统的鬲难以区分了。

东西部之间的文化融合过程到西周晚期显然速度加快了。例如在洛阳地区，出土了由著名的周代贵族召伯虎所作的青铜器，与这些青铜器一同出土的还有一件陶鬲，其风格与渭河传统的陶鬲毫无二致（与图14.13相似）。典型的西周晚期陶器类型在新郑，以及河北磁县的两个遗址中均有大量发现。这三个遗址的陶器组合中包含了来自同期渭河谷地中的大多数器物类型，除已经提到过的鬲和豆外，还有折肩小口罐（图14.15）、小型盂，都属于西周晚期的典型器物（图14.16）。西周晚期这两种陶器传统的完全融合，反映了这两个地区在周克商之后引入的周人贵族文化的带动下的最终和全面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