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周人的本土及其毗邻地区

西周国家的中心位于陕西中部的渭河谷地。在克商之前这里是周人的家乡，并且之后在整个西周时期也一直是他们的政治中心。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地区受周王朝的直接行政管理，并由王师独力承担防御，这是儒家经典中描述的所谓“王畿”的原型。当然，这里也是考古发现高度集中的地区。

地表形态与环境

虽然今天这个地区深居中国内陆而远离快速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但在三千年前，周人在此开创了一个随后绵延两千年的传统，其间渭河谷地一直是中国的心脏地带。在这片南北两面由群山屏障的开阔空间内，土地膏腴，水源充足，这正是令其成为王都或帝都的众多适宜因素之一。

这片广阔而平坦的河谷地区是新生代第三纪大规模陆地造山运动所形成的一个巨大的地堑断陷。矗立在其南缘的是巍巍秦岭，诸多山峰的海拔高达3000米，切断了河谷地带同陕南之间的来往（图1）。河谷的北缘则是以一连串石灰岩为主要特征的山脉，人们一般称之为“北山山系”，作为西周国家象征的岐山亦在其中。河谷的西端窄狭，向东则逐渐开阔。由于河道频繁迁移的缘故，形成了一个绵延360公里长的低地，其中段与东段的宽度可达50公里。这里地表形态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广泛分布的深厚黄土，是中国北方黄土高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片黄土塬从北山山麓开始，连绵不断地伸向渭河岸边，在河谷的西段留下了一个高峻的台面。台塬的顶部异常平坦，只是过去五千年来的地表被水流切出了一条条深沟大壑，将原本平整的台地分割成众多大型的条块。谷地南部，河水的冲刷只在西安以东的骊山脚下留下一小段台地；在这里，骊山山体逼迫渭河河道逐渐北移。

流经这片谷地的是许多重要的渭河支流，包括北侧的汧河、泾河和北洛河。南侧的河流溪涧则更多，如发源于秦岭，流程相对较短的沣河与灞河。这些支流河谷为其周边地区提供了通道，通往五个久负盛名的关隘。在历史上，这些关隘一直默默守护着渭河平原，故渭河平原有“关中”之称。今天这一带冬季温和，夏季略为炎热，年平均气温在13℃以上，年降水量大约600毫米；此外，它还坐享来自北面黄土塬下和南面高耸的秦岭山中充足的地下水，渭河平原由此在历史上的旱灾中往往得以幸免。同时值得一提的是，秦岭南北两面山麓上丰盛的植被为这个地区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最重要的他们用来在河谷中修建宫殿和宗庙的木材。

历史上与渭河谷地联系最密切的地区要属泾河的上游。这一地区地理位置之重要，在西周的灭亡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几章中进行详细的讨论。实际上，它是黄土高原西部的一个畚箕形高地势盆地。尽管那里土壤的肥沃程度不及渭河平原，但7-10℃的年平均气温以及400-700毫米的降水量已经足令其成为甘肃这个西北省份中最富庶的农业区。在这个地区的西面，巍峨的六盘山（海拔1400-2800米）横亘南北，将这个地区与渭河的上游相互隔离开来。相信每一位从六盘山狭长的隧道中穿行而过的旅人都会对山脉两面山麓上植被状况的差别感怀不忘（图2）。向东，与泾河上游地区以子午岭（海拔1500-1800米）为界；往南，它逐渐过渡到北山山脉。

不过泾河上游盆地底部并非一马平川，泾河及其众多的支流，诸如马连河、蒲河、潶河以及达溪河等早已将其切割得支离破碎。我们今天只有在它的北部尚可看到一些较大的塬面，比如甘肃庆阳（地图3）的董志塬。由于盆地的断续特性，河谷便成为适于人类居住的理想地区和交通的要道。泾河河道更是如此。泾河发源于宁夏六盘山，随后沿着山麓的东缘向北流淌。从平凉向东直至长武附近，这一段泾河河床平直宽阔，绵延近百公里，可谓一条理想的高速公路。之后，泾河受阻于黄土层下突兀出来的沙质基岩，被迫从一条狭窄曲折的溪谷中穿过（图3）。长武以下，当流至彬县地区时，河道再次打开，出现了一片更为开阔的河谷。但它最终消失于彬县东南面一个叫作“断泾”的地方，因为从那里开始，一直到进入渭河平原之前，泾河穿行于北山的石灰岩质山体之中（图4）。

逾六盘山向西，映入眼帘的是以现代都市天水为中心的渭河上游。这个地区的最西端为青藏高原边缘的鸟鼠山，渭河即发源于此，然后穿过这片河谷从西向东流去。渭河上游水流潺缓，河面相对宽阔，有着与陕西境内渭河下游十分相似的环境。同泾河上游相比，这片区域的降水量更为充沛，孕育了中国西北部新石器时代及早期青铜时代的诸多文化。河谷本身即是甘肃南部地表形态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河谷一路向北，经过一片无边无际的黄土海洋之后，便可直抵内蒙南部的沙漠地带。那里气候干燥，年降水量大约300毫米。在干旱年份的春季里，当地居民必须依赖外面的水资源来维持日常的生活；然而在河谷的南面，黄土丘陵则逐渐被绿水青山所替代。

子午岭的东部是陕北黄土高原的腹地，不过这里大部分地区根本称不上是塬，经年累月的地表径流已将塬面侵蚀成一个个坐落在成层黄沙和砂岩之上的庞大的黄土丘陵群（图5）。这种支离破碎的狭小谷地地貌只适于有限的农业，其山丘的斜坡上则可用于放牧。这个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在9℃左右，较为凉爽，不过年平均不足500毫米的降水量使其显得相对干旱。洛河及其众多的支流构成了贯穿本区最主要的水系和交通要道。许多陡峭的河谷且深且险，由于岩基不稳，山体崩塌可谓家常便饭。洛河在流经甘泉和富县时，水面逐渐平缓，宽度增至400米；但自富县往南，河面又收缩至100米，从北山山脉中迂回曲折而过，跟泾河下游的情形相仿佛。

道路交通

打开一张平面地图，人们或许会以为渭河是连接渭河平原与中国西北方的一条交通要道。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渭河东去的途中横亘着高峻的六盘山（它的南段称作“陇山”）和巍峨的秦岭，两座大山联手在陕甘之间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在许多河段，河水下切花岗岩山体深达400米，形成了一条狭窄得几乎难以通行的水道，这种狭窄的河谷一直延伸到宝鸡，在这里它进入陕西中部的肥沃平川。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一条现代铁路竣工之前（图6），要沿着这条河道通行大批的军马或人群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要从陇县之西的“陇关”翻越陇山就更非易事了。远在汉代，陇山就以其险峻而闻名。

从古至今，由中国西北进入渭河平原的通道——即便称不上是唯一，但也算得上是最重要的——向来要数泾河的上游（地图2）。汉代设于今固原县境内的萧关扼守此道，史称“萧关道”。这条古道起自北方贺兰山，往南穿越清水河谷直抵六盘山下，在那里汇入颉河，随后再与通向平凉的泾河河谷相汇合。由于颉河和清水河的源头俱在六盘山东麓，且相距仅数公里，其间只有几道黄土山梁相隔，所以这条路相对好走。在公元后的几个世纪里，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正是由此经过，而新修的一条贯通宁夏回族自治区与陕西中部渭河流域的铁路也由此通过。

平凉西面有一个极为狭窄的关隘，两边峭壁陡直如削，传统上称之为“三关口”（11世纪这里曾是宋与西夏交战最为频繁的战场）。自三关口出来之后，原先的道路一分为二，北道循泾河河谷的“高速公路”直奔长武-彬县方向。但从彬县开始，由于流经北山山脉中的泾河河道太难穿行，所以不得不东走旬邑，再向南越过群山，最后从泾河东侧进入渭河平原；也可以向南取道永寿，从泾河西侧进入渭河河谷。据史念海先生考证，汉代之前，泾河东边的道路走得比较多；其后，则西边的道路更显重要。南道则大致为现在新的铁路线所沿袭，从六盘山的东缘一路而下至汧河上游的陇县，随后便进入渭河流域。这段通道被称为“回中道”，缘于汉时陇县境内的回中宫建置于此。

历史文献记载为我们展示了这些道路的军事价值。公元前166年，来自北方草原的匈奴以14万铁骑马踏萧关，然后驱驰东进，候骑深入到今天渭河谷地北边的淳化地区；同时，匈奴还南下“回中道”，火烧回中宫，甚至深入到今凤翔地区。九个世纪后，即公元765年，吐蕃汇集回纥及吐谷浑等联军再次沿着这两条路线，远道进犯唐都长安。在东面的泾河下游和西面的汧河之间可能尚有第三条通道，这条道从灵台循蒲河和漆水河顺流而下，虽然更为艰难，但同样可以进入渭河平原。

在泾河上游盆地的中部，狭长的马连河谷为来自北方，特别是鄂尔多斯地区的军事南侵和交通运输提供了另一条通道。这条由北而南的通道在长武附近与“萧关道”会合。公元七、八世纪的吐蕃和11世纪时的西夏，尽管进攻的主要方向是沿“萧关道”，但都曾利用这条通道进犯泾河上游地区。不过因为这条道路的北段（约190公里）途经一片无树木、水草皆少的荒丘地带，大规模的军队要从此通过殊为不易。

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中心地带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延安，古称“高庐”，自古就是一个交通中枢和军事的控制要塞。所有经河谷或沿横山东缘而来的交通通道最终都在此会聚，然后再沿洛河谷地一同南下，故这条道路被称作“延州道”。在众多古道中，其中有一条是先穿越大理河谷，随后再转入延河流域的，今天行走在这条古道上，每隔6至8公里，仍可见到汉代的烽火台。据我个人的实地考察，所有的这些道路都是不易通行的。由于洛河的下游谷地难以穿行，所以通往古都长安的道路只能从洛河两旁的黄土山梁上越过。到5世纪时，匈奴人建立于横山北缘的夏国，便是利用了这条道路派军长驱而入，直捣长安。“延州道”后来又成为突厥人和蒙古人入侵的一条重要路径。然而正如史念海先生所指出的，如果沿着这条极其漫长的通道南侵，军事给养便成了一个大问题；再加上沿途河谷体系复杂，易遭伏击，故北来的入侵者走的通常是“萧关道”或者“灵州道”。

确定西周国家的中心地

尽管先周族群的地理位置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从考古学上可以完全证明的最早时期开始，渭河流域便一直是周人的家园，并在武王克商之后继续作为西周王权的中心。我们在此无法将这方面的考古材料悉数罗列，但可以挑选其中最重要的，以此来揭示西周国家中心地区，即渭河平原的宏观地缘政治结构（地图3）。

渭河流域有许多考古发现的集中地。其中一处位于今天西安市西南约12公里处的沣河两岸（图7）。考古发掘已经在那里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在马王村、客省庄、张家坡、大原村以及新旺村这些现代村庄（地图4）周围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一批内涵丰富的考古遗存已经得到揭露。其间最重要的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于马王村北面发现的一组由六座建筑遗址构成的大型宫殿建筑群。大约在同一时间，考古学家们又在张家坡南面的台地上探明了多达1500座西周墓葬，并且随后至1986年底清理了其中将近400座墓葬。尽管通过这些发掘以及对这个地区遗址分布所作的调查还不能揭示出这座大型都邑的整体布局，但现有资料已足以表明这些遗址的重要性，将它们同一个政治中心联系起来，是完全适当的。在过去50年中，此间还出土了大批有铭文的青铜器，包括1965年马王村西窖藏中53件青铜器的重大发现，这也是该遗址重要性的证明。另外，1984-1986年间，在张家坡南面发掘清理了一个高等级墓地，根据所出铜器铭文记载，这座墓地应当属于西周中期颇为活跃的井叔家族（图8）。除了这些重大发现外，以本遗址陶器群为基础建立的物质文化序列和分期标准也被视为西周考古学的基础。

越过沣河，在斗门镇与丰镐村之间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遍布西周遗址。汉时由于此地大兴土木，尤其是汉武帝（前140-前87在位）为训练水军而开凿昆明池，这些遗址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不过幸好昆明池北面地区丰厚的文化堆积被保存了下来。1986年曾在斗门镇北面发现一处西周时期的大型宫室建筑基址等。西周墓葬在这个地区也有着广泛的分布。研究周人与玁狁之间战争的最重要铭文之一多友鼎（JC：2835）即于1980年在此地下泉村出土。

基于20世纪50年代对沣河两岸进行的调查，沣河两岸已经被确认为西周丰（沣河西岸）、镐（东岸）二京的所在地，学者们对此普遍接受。据文献记载，丰邑建于周文王时期，表现了当时文王东进伐商的雄心，而镐京则由周武王所营建。其后，这两座位于渭河平原中心位置的双子城便被视为西周国家政治和行政系统的中枢。而在同时期的金文中，丰、镐这两个名称亦明确出现过，充分证明了它们在周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其中丰京，作为周王接见官员并委以职责的场所，一共在四篇铭文中被提到，包括小臣宅簋（JC：4201）、作册卣（JC：5432）、裘卫盉（JC：9456）以及鼎（JC：2742）。至于镐京，通常被称为宗周，则在二十多篇铭文中出现过，如献侯鼎（JC：2626）、燕侯旨鼎（JC：2628）、大盂鼎（JC：2837）、史颂簋（JC：4229）以及大克鼎（JC：2836）等等。众多铭文向我们昭示了这个频繁举行国家仪典和周王接见地方诸侯的政治中心的头等重要地位，而这与今天所能看到的保存状况极其恶劣的镐京遗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另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存集中地位于渭河北岸的黄土塬上，即习惯上被称作“周原”的地方。周原坐落在今天的扶风和岐山两县接壤之处（地图1；岐邑）。早在汉代，这里便以出土有铭文的青铜器而知名，而20世纪70年代在此开展的考古工作也证实了它确为最丰富的西周遗址。先周时期的墓葬虽在贺家村等处有发现，但先周遗存的范围很有限；相反地，考古发掘说明这个遗址在整个西周时期一直是非常繁荣和重要的。除了在召陈和凤雏两处发现的著名的建筑基址外，周原还因发现大量有铭文的青铜器窖藏而广为人知。其中董家村出土的37件、齐家村出土的39件，以及庄白村出土的103件最为重要。庄白村出土的青铜器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史墙盘（JC：10175），盘上铭文直接称呼该遗址为“周”。从这些青铜铭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地位显赫的西周家族及其各自的住宅所在。凤雏建筑基址一个窖穴中出土的刻字甲骨以及1978年齐家村一带出土的带铭文的簋（JC：4317），也证明了西周时期周王室在这里的活动；这件簋是少有的几件由周王自作铜器之一。注1事实上，周原发现的许多青铜器上都铸有以中央王室行政记录内容为基础的“册命金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假如没有这些有铭青铜器的发现，那么今天的西周研究就完全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注1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西安：三秦，1978），第3-10页。对这些甲骨文的介绍，另见Edward Shaughnessy，“Zhouyua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Entering the Research Stage？”Early China 11-12（1985-1987），pp. 146-163.有关簋的发现，见《文物》1979年第4期，第89页。

在传世文献中，由于“周”用于朝代的名称，所以人们便将这个坐落在岐山脚下的遗址称作“岐邑”（图9）。《诗经·大雅·緜》中描写了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末的某个时期，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徙至此的经过。这一事件在周人的历史上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之后仅过了两代，周便异军突起，一跃而为政治和军事上的地方强权，从而对商朝西部边界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尽管在这个遗址中有先周晚期的墓葬被发现，但在考古学上目前还不能证实古公亶父迁岐便是这个聚址的开端。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该地一直作为王权和贵族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同丰、镐两京等量齐观。对金文的研究进一步显示，康王之后的所有王室宗庙都建置于周，说明这个遗址对周人而言可能既是一个宗教中心，同时又是王室行政的一个重要基地。最令人惊异的是2004年5月在周原以西18公里处周公庙的发现（地图3），在一个前所未见的围墙遗址中发现了22座高等级墓葬，周王或周公的墓葬可能便在其中。在更多的资料披露之前，我们期待着进一步的发现能给西周考古学带来一些富有意义的变化。

王室活动的另一个重要遗址可能在今天渭河北岸的眉县，去岐邑西南不远。1955年，眉县火车站附近的马家镇（李家村）出土了五件由盝所作的青铜器，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王室册命仪式的最早资料之一。1972年，在同一个地点又发现一件大型青铜鼎。接着1985年，在发现大鼎100米开外的地方，又有10件甬钟，3件镈钟惊现于世。另外在1981年，马家镇东约30公里处发现了一件由西周早期某位周王为其配偶所作的铜鼎，是为数不多的由王所作青铜器中的一件。而最近2003年1月，就在李家村西面的杨家村又出土27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其中包括至为重要的逨盘，上面载有基本完整的周王世系。

除了这些表明与王室活动有关的中心遗址外，事实上，无论是出自墓葬还是窖藏，渭河平原上几乎每一个县都发现过西周青铜器，并且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由不同的贵族宗族成员所作。例如，在渭河的东段，1976年临潼县的一个窖藏中出土了五件青铜器，其中一件盉，为某位周王为其配偶丰妊所铸；另有一件簋，是陈侯为另一位王室配偶所作之媵器；而同出的备受瞩目的利簋（JC：4231）则是有关武王伐商的最重要的一件铜器。再早一年，在出利簋的窖穴北面200米处，一座西周中期的墓葬中出土了13件青铜礼器。在临潼南面的灞河谷地中，1969年蓝田县出土了一件载有土地让渡过程的永盂（JC：10332）；也是在蓝田县，20世纪50年代末还发现了一批由弭氏家族成员铸造的青铜器。渭河西段的宝鸡地区，则又是一个西周铜器的集中地，许多重要的西周宗族，譬如井、虢、、散和夨都与此地有关。不过的统治宗族有可能来自其他地区，到达王畿边缘的宝鸡地区后重新定居，后面我们会对此详加讨论。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渭河南面的茹家庄发掘了两座带斜坡墓道的大型西周墓葬。从墓中出土铜器铭文来看，墓主分别是伯和他的妻子井姬。值得注意的是，井姬可能与家族墓地位于丰京的井叔家族同属一个宗族。随后，竹园沟又有22座墓葬被发掘，纸房头也有一座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西周青铜器，全部出自氏宗族。注2除了这些规模较大的发掘外，陇县和凤翔地区也出土了不少西周墓葬。此外，在渭河谷地西半部的许多其他地点也都发现过西周青铜器。

注2《宝鸡国墓地》（北京：文物，1988），第17-269页。

通常，有铭青铜器在王室中心以外地点的发现，表示那里很可能有属于那些在社会经济方面同王室有着诸多联系的贵族宗族的采地或墓地。但事实上迄今为止，除了一些有关墓地外，这些属于贵族宗族的采邑遗址从未受到过严格的考古学调查。我们从铜器铭文中已经得知，这些采邑无疑是当地的中心，四周环绕有众多小型的聚落或者村舍，后者依附并且供养着那些生活在采邑上的宗族贵族们。事实上，在武功县曾经发掘过这样的两个小型聚落。尽管早先的考古工作仅集中在本地区的少数几个中心遗址上，从而贵族宗族采邑的遗址堆积极少成为考古发掘的对象，但现有的考古资料已经使我们看到，西周时期构建于渭河平原地表形态之上的地缘政治结构中，确实包含着相当典型的聚落层次与等级。

边缘地区

泾河上游的考古发现反映出南面渭河流域对这个地区的一种逐步的文化扩张，而且还显示出从西周初期，贵族和非贵族层面均呈现出与周人中心地区颇为一致的文化面貌。从整个泾河上游地区西周早中期遗址的分布状况来看，灵台一带似乎是一个主要的西周聚落中心。仅在黑河与达溪河之间的狭窄地带，便有八处地点发现了西周墓葬。从其墓葬规模之大以及出土青铜器数量之多，我们亦可看到这个地带的中心地位。譬如白草坡的M1和M2，其中的青铜器铭文表明这两座墓的墓主分别是潶伯和伯；我们知道，称“伯”者往往是宗族的宗主。在这里，这些墓中出土的大批青铜武器显示他们很可能是驻扎在这里的军事将领。也是在这条河谷，再往西的新集也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出土了一件由并伯所作的青铜甗。在这一小小的空间内竟然汇聚了多个西周高等级贵族墓葬，这表明这一区域在泾河上游地区周人行政管理和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中心地位。灵台位于上文提及的连接泾河上游与渭河平原的第三条通道的蒲河河谷的入口处（地图2），而距离长武也仅25公里。在那里，来自西方和北方的交通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不过，按照建立在渭河流域先周陶器基础之上的断代标准来看，泾河上游地区的一些考古遗存的时代要明显早于西周，例如，年代上明显跨越周人克商的于家湾墓地的许多墓葬中，就出土了这种类型的陶器。在泾河盆地的南部，蒜李和郑家湾也发现了可能属于先周时期的青铜器。上述的几个发现虽然相对分散，但它们却反映了在西周以前，从渭河流域向这个地区的一种文化扩张。

泾河上游地区先周文化遗存的出现可以从本地区与位于渭河平原的周人发生关系的历史环境中得到解释。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史学史传统认为，在周人东征之前首先出兵的方向是泾河上游地区。这在很多文献中都有反映，如《诗经·大雅·皇矣》云：“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密国对它的两个邻邦阮和共的进攻被视为向当时大邦周的宣战。周遂对密用兵，灭了这个政权。在古代地理著作中，密的位置一直被认定在泾河上游，东距今灵台约50里，在达溪河狭长河谷的西端。事实上，即便到了唐代，当时的地理学者依然能够通过一个城圈来辨认密的位置，并且这个城圈一直存在到20世纪初期。虽然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从字面上来理解这首诗，但我们更无理由怀疑这场战役的发生。相反地，诗中对这场战役的描述恰好同《左传》中周俘得密须战鼓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此外，这里的地理构建同周人早期历史记忆中的另一件大事也相一致。周人传统中常常讲到文王断虞芮两国的边境争议，令两国重归于好，并且在《诗经·大雅·緜》中，还被当作文王确立西部霸权的标志而大为称颂。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小邦后来都迁往东部，在晋南一带安定下来。但汉代和北魏时期的地理学著作令人信服地指出，也正如许多学者已经主张的那样，虞芮原先在周的西北，位于汧水和芮水之间，故离密并不远。注3这两起事件在政治地理上的一致传达了一个深层的含义：即在先周时期，周人可能就已经介入泾河上游，而这正可以解释这个地区考古遗存的年代。此外，这些历史事件同克商之前的相关历史背景也相吻合：对渭河平原安全的最大威胁可能来自泾河上游，在对付东方强大的商之前，解决后顾之忧和加强自己对西方的控制，显然是周的当务之急。

注3许多古国得名于其附近的地标，如山脉和河流。芮之得名很可能与芮水有关，虞则与汧河上游的虞山（或吴山）有着密切联系。虞山和芮水在地理上的靠近暗示着虞跟芮可能也是邻国。关于虞山的位置，见《汉书》28，第1547页；《水经注》，17，第582页。对西部这两个小国地理位置的研究，参见齐思和：《西周地理考》，第84页；刘启益：《西周夨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第44页；梁晓景、马三鸿：《论、夨两国的族属与太伯奔吴》，《中原文物》1998年第3期，第44-45页。

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宁夏南部的清水河谷固原县境内的孙家庄出土的一座西周墓葬及其随葬的车马坑（地图5）。其中出土的两件青铜容器、车马器以及一件陶鬲，与西周中心遗址上发现的青铜器和陶器类型几无二致（图10）。鉴于这些器物明确无误的周文化特征，以及它们远离泾河上游的地理位置，这充分说明在西周早期的扩张中，周人军队或群体曾经突破泾河上游的限制，试图在北方草原地区有所作为。而逾六盘山往西，1924年的天水发现了一件青铜簋。六十年之后，考古工作者在毛家坪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规模虽不大，但出土物甚为丰富，墓葬和遗址均出土了大批陶器（地图3）。这次发掘一共揭露了33座墓葬，其中有22座墓为屈肢葬，与陕西周墓特有的仰身直肢葬截然不同；但其出土的陶器群与陕西中部的却极为相似。从这些发现来看，周人的文化及其政治影响力，可能已经超越西面的六盘山，进入了渭河上游地区。当然，这也为西周中期偏晚阶段秦国在此地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同泾河上游地区相比，我们对周与陕北黄土高原腹地之间的联系所知甚少；唯一的线索来自于小盂鼎（JC：2839）铭文。铭文说周康王（前1005-前978在位）统治时期，盂曾两次奉王命对一个叫鬼方的部族实施征伐，大有斩获，第一次便斩首4812人，俘获13081人。而安阳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及周代文献《周易》中也都提到了商人与鬼方曾有过三年的战争。根据对商甲骨文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鬼方在山西的北部，大致范围从今天的太原向西到达黄河两岸。从绥德、清涧、石楼及柳林等地出土的青铜容器、武器，以及清涧李家崖发现的陶器来看，鬼方可能的活动区域恰好与商代晚期鄂尔多斯以南地区的一支独立青铜文化的分布范围相一致，故此，学者们曾极力主张将两者联系起来。如果鬼方确在北方地区，那么小盂鼎铭文中记载的两次征伐极可能是穿越洛河河谷向北实现的。但是目前的考古学对这个假设提供的实物证据并不充分：1997年洛川县出土了一座墓葬，其中随葬的一件青铜鼎和一件陶鬲均为典型的西周早期风格；1981年子洲县周崄镇出土了一件西周中期风格的陶鬲。这些发现暗示了这个地区已经处在周间歇性的影响之下。虽然周人似乎尚未赢得对这个地区持久的控制，但从小盂鼎铭文中所见征伐之残酷及破坏之严重，西周早期这支地方青铜文化的消亡实在情理之中。

耐人寻味的是，近几年来在陕南地区也发现了两件带有重要铭文的青铜器。一件是来自汉水流域安康地区的史密簋，铭文中记述了王师在东方齐国的协助下对南方的一次征伐；另一件是丹江流域丹凤县西河乡发现的虎簋（JL：491），铭文提到一次册命仪式，一个叫虎的人被周王委以军职。由于我们目前还不清楚与这些铜器同出的陶器面貌，加之巍巍秦岭给南北交通带来的极大障碍，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些青铜器遽尔认定周与秦岭以南地区之间是否有过任何持续性的政治交往。

宏观的地缘政治结构

前文中，我联系基于金文资料和早期文献所建立的历史背景，对考古发现作了分析，揭示了周代王畿及其邻近区域基本的地缘政治构架。相比之下，这一构架与过去晚商政权所依托的迥然有别。晚商以降，尽管商王确曾频繁地外出田猎，但唯有安阳可以称得上是永久性的王室驻地，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大邑商”或者“中商”，是整个商王朝的中心所在。与此相反，周的王权似乎承载于一张网络，而并非集中于某一处；这张网络将几处大小及复杂程度相当的主要城市联结起来，通过这张网络，周王频繁地在各个城市之间旅行着。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其重要性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了的丰、镐、岐邑（周），甚至眉县以外，金文中还提到了另外两个同样作为周王举行仪礼和施政的城市，它们是郑和，后者被称作“京”。郑很可能坐落于今天岐邑西面的凤翔地区，而京，新的铭文证据显示，极可能就在渭河谷地的中心——镐京东南不远的地方。注4

注4过去，有些人认为“京”即“丰京”，还有人认为它是“镐京”。但学者们都赞同京在渭河平原中部的某个地方。参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八卷（北京：科学，1958），第32、42页；白川静：《金文通釈》，《白鹤美术馆志》56册（神户：1966-1983），7.30：343-344；11.60：632；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2.141。麦尊（JC：6015）和辰臣盉（JC：9454）铭文显示它必定离镐京很近。吴虎鼎上新的证据显示可能位于镐京东南、毕的西北某个地方。吴虎鼎于1992年发现于长安，铭文中提到是授予作器者吴虎的土地的西界，参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3期，第69-71页。

当然，西周国家在政权结构上与吉德炜曾经称作“初始期”的商代国家也有所不同。周朝已经拥有了比较健全的行政体系，涵盖各个主要的王室中心，并通过一套行政常规程序来进行管理。金文中明确提到了“五邑”，很可能就是我们在上文提到的王室中心，在那里，行政管理专职往往被统一任命给周朝官员。这些城邑无疑是周朝行政的枢纽，虽然它们可能同时还具有其他多重社会功能，譬如作为贵族的居住地以及手工业制造中心等。从这些中心身上，我们看到了建立在渭河平原特殊地表形态之上的一种宏观的地缘政治结构与社会整合体系。这些城市的本身便是西周时期渭河平原地表形态的主要特征，而且给予当时人们一种特殊的感觉：即他们不是围绕着一个王室中心居住和生活，而是居住在对他们的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的多个王室中心之间。正如有铭青铜器的发现所揭示的那样，在这些王室中心的周围还分布着贵族宗族的采邑，形成第二级的地方中心，它们与王室所有和管理的乡村地产紧相毗邻。事实上，考古资料显示，有很多这样的宗族，一方面他们在离王室中心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拥有自己的采邑，另一方面他们又在王室中心内占有部分的居住地，并且有些贵族死后甚至就葬在王室中心的附近。我们从金文中获悉，环绕这些宗族采邑中心的则是众多的小型聚落或者村舍，它们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些聚落以及生活其间的农民不但要养活这些宗族中心，同时还经常沦为他们彼此交换的对象。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另文详加讨论。目前的资料已足以证明，上述即是渭河谷地的基本聚落阶梯以及渭河谷地社会的整合方式，而这也正是西周王朝的基础。

泾河上游地区是周代王畿从渭河谷地向西北高地的一个自然延伸。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高耸的秦岭阻碍了周人往南或向西扩张的可能。在文化上，这片区域与周人的中心地区已经融为一体，但作为西周国家西北边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进入周王朝心脏地带的直接通道，它对于西周都城的安全可谓至关重要。考古资料表明，那里明显有一个政治权力中心，坐落于通向渭河流域的主要通道的入口处。值得注意的是，当地出土的金文资料显示，地方群体的领袖正是不同宗族的宗主，他们通常被称作“伯”。“伯”是家族中最年长者，不同于那些位于东方被称为“侯”的西周地方封国的国君。这暗示着泾河上游社会的行政管理系统与渭河平原是相似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至晚在西周早期，泾河上游地区已经被纳入王室行政管理的地域之内，并且与渭河谷地的王畿地区结为一体。然而，渭河上游与陕北这两个地区的情形却异于泾河上游，尽管它们确曾受到周文化的影响，而且西周军队或移民也间或到达这个地区，但因这两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复杂，周王朝可能并没有在这里建立持久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