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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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西周国家的产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企图与地理现实相协调的产物。起初,周人深居远离商文明中心的西部内陆,东西部地缘政治和文化间的差异,对周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起初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旨在克服这种差异的努力就一直左右着周王朝的政策,并且其后继续影响着西周国家的命运。营建东部行政和军事中心洛邑(或/和成周)显然是一种战略上的安排,意在弥补周都远在西部,并且远离主要威胁来源地和可能的扩张方向的地理缺陷。由是,一条横贯东西的权力中轴线在无形之中诞生,为西周国家配备了一种至关紧要的稳定性力量和因素。同样明显的是西周众多地方性封国,至少是姬姓封国在东部平原上的安置,这也是一种富有远见的和在对地缘政治充分考虑的基础上进行系统规划的结果。这些众多的诸侯封国沿着这条权力中轴呈放射状向外分布,与其地表形态完全地融为一体。这些地方封国不仅沿着主要交通线而建立以便有效地控制这些道路,同时也坐落于山脉与冲积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可享农业之利。由此可见,西周诸侯国的建立并不是一个王室随意赐予其亲属和地方首领以土地的过程,而是西周国家精心构建其地缘空间,并从而巩固其政治基础的过程。1935年,乘中国“古史辨运动”之风,傅斯年提出众多的诸侯国,如鲁、燕和齐,最初是建立在他处,其后才迁移到地理记录指称的地点。傅氏的观点为他的学生陈槃所接受,陈做了一份长表,包括70多个他认为在西周早期至少迁徙过一次的诸侯国。陈的观点后来又为许倬云先生所赞同,后者举了21个诸侯国来说明这场迁徙运动。考古发现证明,傅的观点至少对燕国的始封地是不适用的;傅所举鲁和齐迁移的证据也是很薄弱的。见傅斯年:《大东小东说》,载《傅孟真先生集》(台北:台湾大学,1952),第1-13页;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第16-17页;Hsu and Linduff,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pp. 158-163.从我们今天的资料看,地方封国是不太可能与土地相脱离,随意迁出周王室给他们规定的地点的。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西部的渭河谷地,考古学和金文资料显示,西周王畿由一个行政网络编织在一起,而那些无数的中心城市则是它的支撑点。王城同时也是贵族家族的居住地。以贵族家族的社会联系为跳板,这张网络从中心城邑进一步向位于乡村地区的宗族中心延伸。作为西周国家的中心,渭河谷地无法替代的重要性已由许多重大考古发现所证明,尤其是与中央政府有关的金文的发现,更明确无误地证实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渭河谷地还扮演着一种基地的角色。从这里,周人可以进一步向邻近的泾河上游地区实行扩张,以及在陕北黄土高原或者甘南渭河上游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这些边缘地区不仅在文化上同渭河谷地融为一体,同时还为周的心脏地带提供了一种全方位的保护。只有当渭河谷地的安全得到保证,西周国家才能正常运作。倘若外缘地区没有强有力的行政和军事建设,渭河谷地就无安全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