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混乱与衰落：西周国家的政治危机

前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克商后的一百年间迅速崛起和壮大的西周国家。后来史学家们对周人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极为推崇，誉之为“成康之治”，认为它是中国历史上太平盛世之典范。不过我们这里的问题并不是他们是否有能力进行扩张，而是他们能否保持其扩张的成果。在后一方面，周人似乎显得相当乏力。刚步入西周中期，整个国家便呈现出一种逐渐衰退的趋势。周穆王（前956-前918在位）死后的百年间，中央对东部地区的控制日益减弱，西周国家不但要应付内部危机，同时还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威胁。诸多问题可谓积重难返，以至公元前842年发生了国人暴动，周厉王（前857/53-前842/828在位）被逐出王都，逃亡到汾河谷地，最后客死他乡。然而，挽救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远比废黜一个“昏君”困难得多。即便是雄心勃勃的周宣王（前827/25-前782在位）推行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成功的政策，亦难以阻止西周国家的江河日下，至多是延缓其末日的来临。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西周国家的混乱和衰退？最合逻辑的解释应该是我们要在本章中讨论的“双重性”理论。首先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西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即已积淀的结构性危机。我相信在西周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即当一个政治组织由于短时期过度的扩张，而一时难以消化既得胜利果实时，它便不得不将其有限的人力物力过分疏散到各地，以期维持其庞大的地缘政治统一体。这样，由于联系其各地分支即诸侯国的纽带过于微弱和条件化，地方资源对中央权力的持续充实便无法得到满足。相反地，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央授予诸侯的行政管理自治权逐渐滋生出一种离心力，这种离心力不但打消了诸侯支持中央政权的积极性，甚至激使他们同中央公然对抗。另一方面，周王领导的西周国家核心的管理不善，是这个问题的又一肇因。中央政府实施的是一种“恩惠换忠诚”原则，政府官员并没有定期的俸禄，他们薪俸的发放并非由其服务的时间长短，或者工作的性质等量化标准来决定。相反，周王只是不定期地给予其官员各种形式的赏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产。由于这种地产只能从渭河谷地一带有限的王室土地资源中分割，所以，周王向他的臣子赏赐的越多，他以后继续赏赐的可能性就越小。政府的这种“自杀式”管理办法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西周国家的经济基础，导致了周王室的贫困化。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根植于西周国家的基本政治体制中，并且合力从内部对其进行削弱，尤其是在来自外部的威胁也频繁不断的时候。

本章将西周国家的危机与衰退这一问题同西周的灭亡（见第四章）问题区别开来，单独进行讨论。阿瑟·弗利尔（Arther Ferrill）在谈及罗马帝国时曾经巧妙地指出衰退与灭亡两者之间的区别：“罗马人从这样一个财富和权力的高度开始衰落，这是他们能够一直衰落几个世纪才到达有灭亡之危险的时候。”与崩溃相比，衰微是一个相当长的逐渐削弱过程，它以一个社会的诸多方面出现一系列危机和混乱为标志。同时，政治问题常常会导致和表现为空间危机，因为大多数政治组织都是占据一定空间的，并凭借着自身实力来支配这个空间。因此，本章的研究同样也探究西周国家衰弱的空间意义。这涉及到两个问题：其一，由于其支承体系中的矛盾所导致的西周国家地理版图的逐渐解体；其二，外族对其外围乃至核心地区的入侵。不过我们在这一章中只谈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留待下一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