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韦伯给“资本主义”冠以“精神”之名，正如他在本书第1卷第2章的开头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一方面，自马克思以降，许多资本主义的解释者都将资本主义斥为贪婪、狡诈与奢侈的渊薮，最好也不过是无精神的功利算计。另一方面，“精神”的概念在德国思想传统中堪称“高贵”。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到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引论》, “精神”无不表达的是社会与历史中具统领意义、引人接近神圣之境的崇高文化意涵。正如韦伯所言，德国文化精英面对现代潮流，背过身去拒绝合作，不愿参与建设新的社会，正反映了“资本主义”与“精神”之间的矛盾。但韦伯的勇气就在于他清楚地看到，如果只是被动地容忍资本主义，在理念与实践中都抱着认定它邪恶的态度，那就无法真正超越它的恶。如果用国家代替一切私人企业，将国家当成公司来经营，再怎么用意识形态来粉刷，也只是拿表面的精神亢奋来掩盖真正的贫瘠和虚无，沦落为肤浅功利的幸福观和私下的蝇营狗苟而已。这才是“资本主义”对“精神”的腐蚀。所以，一味逃避和排斥是没有出路的。真正的出路在于，能否用“精神”真正驾驭“资本主义”，令机械化的经营计算重受伦理的驾驭，服从人格的支配，令其重获灵魂。这正是为什么韦伯要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序言”中一反寻常论调地指出，无止境的营利欲决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反倒是对这种非理性冲动的抑制与调节。证明资本主义也可以有“精神”，正是韦伯要在这部著作里完成的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始于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美国国父，公开发表的一段对年轻生意人如何致富的“忠告”：
记住，时间就是金钱；一个每天能靠自己的劳动赚取十先令的人，如果有半天是在闲逛或赖在家里，那么即使他只花了六便士在这休闲上，却不该只计算这项，除此，他实际上还多支出了或毋宁说浪掷了五先令。
记住，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将钱存放在我这里超过该交还的日期，那么他等于是把利息或在这期间借着这笔钱我所能赚得的都赠送给我。这总计起来会是相当可观的数目，如果一个人的信用既好又大并且善加利用的话。
记住，金钱天生具有孳生繁衍性。钱能生钱，钱子还能生钱孙，如此生而又生。五先令一翻转就是六先令，再一翻转就成七先令三便士，然后一直翻转到一百磅……
乍看起来，这样赤裸裸的“致富经”，把一切换算成金钱的“庸俗”立场，似乎令证明资本主义具有精神的任务，变得更不可能了。有人认为，韦伯未能理解富兰克林的幽默感，将他善意的调侃当成了严肃的教诲。但在我看来，充分理解富兰克林“无宗无派的自然神论”信仰的韦伯，倒未必不能理解富兰克林的幽默。只不过面对德国人视美国人为“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榨钱”的一般看法，韦伯有必要结合自己民族深厚的宗教传统，来严肃讨论这个问题。对商业经营的一般批评在于认为，任何计算的根本目的，不过是赚钱用于个人享受，甚至服务于无止境的贪欲。但韦伯正是要指出，富兰克林的经营，恰恰指向的不是个人的享受和占有。实际上，金钱换算只是一种表象。富兰克林在其《自传》中，对于严格自律与勤俭的坚持，对于经营伦理品质的真诚告白，正表明在他的生活中，日常的经营计算不是自利的手段，而是一种具伦理色彩的生活之道的表现。不是为了赚钱享乐而不得不经营计算，而是经营计算本身成为了一种修身实践的方式。不是纵容利己，反倒是持敬克己。
是什么力量使利己转变为克己呢？在韦伯看来，必须有一种超出于己身之外的更高的力量，对自己提出伦理的要求，方能令人在经营计算中消除被动的机械性，使之转变为一种具伦理色彩的“修行”。这里的关键在于，只有内在保持一种具超越性的心态，令人整体从庸俗的日常中超拔出来，才能不再被自身的欲望或工具支配，才是人做事而非事役人。这种心态正是韦伯所说的富兰克林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天职义务观。守持这样的心态不断做事，在这样的生活之道中，相应的伦理人格与品质得以铸成，这正是韦伯所说富兰克林在职业上的勤勉自律，精诚干练。
那么，将人提升起来的这种超越性的心态，又是从何而来呢？在韦伯看来，根源来自宗教，这是他在随后要讨论新教的原因。韦伯认为，路德最先提出了“天职”的概念，认为在俗世生活中，履行各自的职业义务是对神的服从，令从事俗世职业有了道德意涵。但路德式的天职观，更多只是强调守持自己的既定位置，带有听天由命的消极色彩。要令日常的经营计算具有“精神”，转化成对伦理人格和品质的塑造，就必须有更积极主动的心态促进行动。这就转到了对加尔文派新教徒的讨论。
在韦伯看来，对于加尔文派新教徒的心态，起着最大影响的就是预定论的信条：
按照神的定旨（圣定），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有些人和天使被选定得永生，其余者被预定受永死。
在人类中蒙神选定得生命的人，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按照他永远与不变的目的，和自己意志的隐秘计划和美意，已经在基督里选了他们得到永远的荣耀。此选定只是出于神自由的恩宠与慈爱，并非由于神预见他们的信心、善行，或在信心与善行中的耐久性，或以被造者中其他任何事，作为神选定的条件或动因，总之这都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至于其余的人类，神乃是按照他自己意志不可测的计划，随心所欲施与或保留慈爱，为了他在受造者身上彰显主权能力的荣耀之故，他就乐意放弃他们，并指定他们为自己的罪受羞辱、遭愤怒，使他荣耀的公义得着称赞。
…………
从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多半会觉得这样的信条有些荒谬。为什么要信仰那样奇怪和不近人情的一个神呢？不过，韦伯对预定论的强调，不在于其信条的宗教学意涵，而意在指出这一信仰对信徒心态的影响和作用。正如上面我们看到的，促成积极行动和伦理人格的力量，根本来自特定的心态，所以最关键之处，是预定论促成了什么样的心态。预定论的真正意义在于，斩断了人与神之间借助教会和信仰建立的联结，将人彻底抛入虚空和无意义的生存状态：“我们所能把握的只是永恒真理的吉光片羽，其余的一切，包括我们个人命运的意义在内，全都隐藏在幽深的奥秘之中，探究它既是不可能又是僭越。”而这当然不只是加尔文派清教徒的处境，也是二十世纪初德国人的处境，或者说，西方社会中现代人的共同处境。正是借助这样的“价值关联”，韦伯探究的加尔文派清教徒才具有了跨越时代和社会的普遍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预定论似乎更容易令人落入宿命论的消极状态。既然我的命运只有神知道并且早已安排好，那在此世积极行动又有什么意义呢？但韦伯认为恰恰相反，正是这种虚空和焦虑不安的状态，促成了此世中人的积极行动和生活。对救赎的渴望与预定论导致的命运不可知的焦虑，反倒驱使着人通过在此世服从神意来行动与生活，进而在自己的内心获得恩典与救赎的证明。不是神的恩典和作为，而是人对所行之事的全身心投入，令人的行动产生成果。在这个过程中，虚空的焦虑被做事的充实克服，生命从寄托和期盼神的拯救，又回到了积极行动的人身上。当然，人依然需要更高的精神寄托和价值理想，需要宗教、世界观和超越凡俗的信念来引人向上，促成行动。但在这个过程中，真正驱散焦虑、令人体会到行动与生活中的丰沛生命的不是神，而是人自己。“正如常有人这么说的，加尔文教徒的救赎——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救赎的确信——是自己‘创造’的。”是人用践行理想和价值的积极思考、生活和行动、用自己的双手克服了虚无，拯救了自己。也正是这种在人世间怀着信念积极行动和生活的伦理和生活之道，令凡俗日常的经营计算受整体人格的统摄，在人的身上塑造出勤勉自律和实事求是的品质，让庸俗的“资本主义”获得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