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源于预定论的孤独状态，救赎确证的自我证成，都易于给人留下韦伯过分强调个体性的印象，觉得他持有极端的个人主义观点。但这完全是误解。实际上，在这本书中，韦伯讨论完加尔文派新教徒后，就讨论了从加尔文派教义发展出来的新教不同宗派的伦理特点。韦伯十分清楚，社会伦理的巨大变革，决不可能只靠一个个孤独的个体来实现，必须依靠成员之间紧密团结的道德共同体。所以，虽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已经讨论了教派问题，韦伯仍然在1906年撰写了一篇新的文章《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讨论新教教派作为社会组织在伦理建设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将它作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姊妹篇收录于《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后面。遗憾的是，这篇文章似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开头，韦伯讲述了他在游历美国期间，亲身经历的美国教派生活的场景。在一场洗礼派的入教仪式上，新成员必须忍受冰冷刺骨的湖水和山间的寒风，将自己全身浸没在水塘之中，用这样的“受洗”来表明自己已是“新人”。正当韦伯饶有兴致地观礼之时，旁边的亲戚却跟他“揭底”：水中一位新入会的年轻人，只不过是想在当地开家银行，为确保客户上门而入教。表面上看，这似乎又极类似富兰克林的“致富经”：信仰告白和道德教诲都是为了获取利益，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伪。但是，结合自己先前在美国有关教派的经验，深具洞察力的韦伯敏锐地看到，教派对于入会成员的资格审查，并未放在暧昧不明的“信仰心”上，而是重在伦理品质上，要对其既往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事细加探询。只有确认此人一贯诚实勤勉、作风正派，在社区中广受好评，才能准许入教。因此，即使入教者只是为了商业目的加入教派，想要获得人们给予教派成员的高度商业信用评价，这样做也不是虚伪。他不是为了利益而“装得”诚实可靠，而是要用自己的良好品行，去赢得作为商业信用“证明”的教派身份。和富兰克林的情形类似，貌似伦理只是利益的手段，可如果只有具备伦理才能获得利益，伦理反倒会成为利益的前提，约束着个人去追求利益。在美国随处可见的教派和社团生活中，韦伯清楚地看到，商业信用的保障，并没有完全交给个体自己的“自我确证”，而是要靠在社会中自发结成的教派团体，通过教派成员之间的提携砥砺，实现兄弟情谊和道德纪律的统一。这种团体的共同见证与“新教伦理”的自我证成一并促成伦了理人格和品质的塑造，这是整个社会商业信用的真正基础。

在韦伯这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两篇文章，想要表达的共同主题是，什么样的伦理人格与品质、社会组织和共同体，能够真正驾驭资本主义。“见之于所有的清教教派的是，激励，在救赎确证的意义上，是作用于神前的自我‘证明’；在清教教派内部里，激励，在社会性的自尊自重的意义上，是作用于人前的自我‘证明’。二者在相同的作用方向上彼此互补，协力接生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特有的风格亦即近代市民阶层的风格。”韦伯强调的不是新教的信仰和教义本身，而是能驾驭资本主义、具伦理风格的生活之道，它才构成了现代社会“民主”的真正底色。韦伯清醒地看到，现代社会能依靠的根本，既不是满足大众的物质欲望，也不是运用国家机器，将人当成抽象的数字来治理。真正的关键在于，民众能不能提升到具备普遍伦理品质的层次，拥有现代人正当的生活之道。这是令资本主义超越贪婪虚伪和麻木不仁而能够有“精神”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