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还有一种常见的批评，认为它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太“窄”。人们觉得韦伯的历史解释过于“精神化”，太强调宗教和观念层面的作用，相比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解释，似乎有些矫枉过正。进而言之，甚至韦伯注重的宗教和精神的范围也过狭，太过强调加尔文派新教徒的重要性。其实，有这样的感觉并不奇怪。如果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都归功于一小撮新教徒，当然令人难以相信。不过这恰恰不是韦伯的立场，有这种误解，是不理解韦伯研究的基本方法之故。与通常的社会科学方法不同，韦伯不是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概括性描述，或对宏观历史趋势的总体抽象把握，去直接发现某种“必然而普遍的规律”。相反，韦伯将社会演变和历史潮流视为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杂糅的结果，好比多股不同颜色丝线扭结而成的彩索。研究者在文化和历史现象的“彩索”中，选择自己关注的“丝线”，以之统领自己研究的视角与方向。

让我们举例说明。在常被当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前言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序言”中，韦伯定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概念：基于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而建立的市民经营的资本主义。它由以下几方面要素共同构成：以交易的方式，实现形式上和平的营利机会；以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为基础的理性组织；依赖于西方科学技术精确理性的可计算性；法律与行政的理性结构。这些全部都属于物质性或社会现实条件的方面，包含在“资本主义”的概念之中。但韦伯更为关注的，是人们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和实践方式，来进行资本主义的经营，也就是其“精神”方面的因素。他完全清楚，如果没有物质和社会现实方面的那些因素，资本主义决不能单单依靠“心态”而存在。那些因素也各有其根源，不能笼统归因于某种“精神”的作用。所以，韦伯对社会和历史整体的基本理解，是一种多因素的视角，包含着不同因素的复杂关联以及各自的因果联系。

但是，这样多因素式的整体把握，决非杂乱无章的堆积。其实，韦伯肯定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多因素视角，正是认为，研究者要将自身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点，与具体的经验材料和史料结合起来，形成有充分经验基础的概念，这正是韦伯著名的“理想型”方法。与那种主张用抽象普遍的范畴和规律“覆盖”经验现实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同，韦伯认为，只有基于具体的经验和史料来构建概念，才能更接近具体现实，避免普遍规律和法则对其过分的抽象简化。即使晚年韦伯发展出了更为“体系化”的社会学范畴和概念，也仍然只是将其作为描述现实的工具。如同画家运用简单的十二种颜色，却能画出千变万化的真实色彩一样。所以韦伯恰恰不想提出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全面解释，而只是要强调“精神”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新教伦理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唯一肇因。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运用的方法，与其说是“社会学”的，倒不如用他自己的讲法，称为文化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方法更为合适。当然在他看来，社会学的本质，正是研究人类社会包含着种种文化意涵的文明传统的历史。与自然科学式的抽象普遍不同，这样的人文科学方法，主张以小见大、以实破虚、经验为本，在差异和比较中建立“类型”和“范式”，以求充分尊重文化和历史的多样性。

但是，如果社会学研究只是为了建立各具特色的“理想型”，那又如何不堕入无限的特殊性和相对主义呢？这就要说到韦伯方法论立场的另一面。在他看来，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的“普遍”，不是形式上包容一切的抽象概括，而是研究者能够在对文化和历史的思考和书写中，将人性的普遍处境、自己时代的普遍问题融入其中，令读者看到，历史人物、研究者和自己，面对的其实是相似的处境、共同的问题。只有依靠研究者的作品，在今人与古人、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之间，建立起心灵的感通、精神的触动，才是真正的“普遍”。这正是韦伯方法论中“价值诠释”和“价值关联”的意义。也是这部著作能够成为经典，拥有超越社会和时代局限的生命力的根本。在韦伯的笔下，面对预定论严酷命运的清教徒，也是他同时代精神痛苦的德国人，甚至是现代人的某种普遍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