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总论

第一章　壮医外科学发展概况

壮医外科学是指运用壮医基础理论诊治常见外科疾病的一门学科。它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壮医学的一门重要学科。壮医外科学是壮族人民长期生产、生活及医疗实践中积累下来的医疗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具有简、便、验、廉、捷的优势和特点。壮医外科学在壮医独特的理论指导下，对外科疾病进行理、法、方、药、技等的综合论述，其病种主要包括疮疡、皮肤、性病、蛇虫畜外伤、腹部外科疾病、周围血管疾病、肛门直肠疾病、筋病、伤科疾病等。壮医外科学既是壮族医学的一种经验，也是壮族历史的一种文化，更是壮族人民防病治病的一门科学。它由壮族民间的一方一法，一技一术，通过口耳相传，师徒接替，逐步发展成具有相对完备理论的学科。在现代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壮医外科学丰富而独特的诊疗方法仍是人民群众防病治病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壮族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中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她源于我国南方古百越族群的西瓯、骆越部族。骆越民族是壮族的祖先，骆越古国是壮族祖先在古代建立的一个自治国家，距今大约有两千年的历史。壮族先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稻作文化、石铲文化、青铜文化、花山文化、铜鼓文化、龙母文化、巫医文化等，都深刻影响到壮族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首次收录了部分筋骨病作为壮医外科的重点内容，目的是引起人们对筋骨病的重视。壮族是农耕民族，在劳动中伤筋动骨时有发生，因此筋病、骨病比较常见。考古证明，壮族先民自古就居住在山险林密、猛兽出没的祖国西南丘陵山地中，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环境中进行生活生产的先民，跌碰损伤、与野兽搏伤时常发生；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外伤性伤筋及骨折，新石器时期的桂林甑皮岩人骨骼化石中，就有许多带有外伤骨折的病理特征。壮医称“筋”为“吟”，称“肉”为“诺”，称“骨”为“骆”，筋病相当于壮医的“火路病”范畴。壮医认为，人体就像一座高楼大厦，骨头是大厦的钢筋支架，筋肉就是大厦的水泥和砖，钢强硬，墙才稳固，筋骨强，人才健壮。在生理上，人体十二经筋网络周身，形成许多“网结”，唯“巧坞”（大脑）向全身传送信息，达到“天人地”三气同步的健康状态。同时，人体经筋攀骨附节，外应天序，内护脏腑，保证机体平衡和趋翔运动。若运动劳作，经筋劳损，外感风寒，筋结形成，横络盛加，卡压经筋，龙路、火路不通，则导致筋病发生。由于生存和止痛的需要，壮族民间发明了各种“按摩止痛”“松筋解结”“正骨通脉”技术和药物治疗方法，历史悠久，别具特色。

壮医外科学的形成，建立在壮医长期对疾病的认识与诊治基础上。如壮医外科学认为，毒是导致外科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毒邪侵入人体，其是否致病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毒邪力的大小，二是人体正气的强弱。毒之致病主要是毒力太强，或正气太弱，正邪相争，正不敌邪，使毒邪滞留于人体“三道”（即谷道、水道、气道）“两路”（即龙路、火路）而致病。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称“岭南多毒物，亦多解物，岂天资乎！”无数中毒致病甚至死亡的实例和教训，使壮族先民对毒有着特别的感受，并由此总结和积累了丰富而独特的壮医解毒方法。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了岭南俚人（壮族先民称谓的一种）防治沙虱毒、瘴箭毒、蛇毒的经验；隋朝巢元方《诸疡源候论》收入了岭南使用的五种毒药：不强药、蓝药、焦铜药、金药、菌药。唐代苏敬《新修本草》收载了壮族地区著名的两种解毒药——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资料，壮族民间使用的毒药和解毒药在百种以上。在伤科方面，壮族最早使用田七。据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称，该药“生广西南丹诸州番峒深山中”，“此药近时始出，南人军中用为金疮要药，云有奇功”。而在明代前的文献，尚未查到此药的记载。如今，田七仍主产于广西田阳、靖西及云南文山等地，是地道壮药材之一。

壮医外科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得到全面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提高，这就意味着壮医外科学除了具有自身的特点外，更多地结合了中医外科学和现代外科知识的内容。如在治疗上，壮医外科学以辨病为主，辨证为辅，以外治为主，内治为辅；同时，壮医外科疾病的不少内治法和外治法也都适应于壮医内科疾病的治疗，如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和壮医刮痧疗法，既可以治疗风疹等外科疾病，也可以治疗胃痛等内科疾病，故不能理解为外治法就是外科，这也是本书专门收录部分壮医外治法的原因。

总之，本着实用、实惠、实效三原则和简便、易学、易用三要求，本书参考有关医学文献和相关诊疗方法，采访部分民族民间医生经验，重点突出外科疾病壮医理论和临床诊疗技术，以提高壮医外科临床疗效为核心，以培养实用型壮医外科人才为目标，建立效优价廉的壮医外科服务体系，更好地为本民族和其他民族患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