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是一本有关“帝国”精英的书。

十几年前，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查尔斯·梅尔（Charles S.Maier）曾经给帝国下过一个定义。他说，帝国是这样“一种形式的政治组织，在这一组织中，支配国——‘母国’或‘中心’——的社会集团在国外的某些地区创造了一个与之结盟的精英网络，（域外的）那些精英以接受国际事务中的服从地位去换取他们在自己管理单位（‘殖民地’或空间意义上的‘边缘’）中的地位安全”[1]。自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21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以来，讨论帝国或将美国视作帝国的著作数不胜数，但很少有哪本书对帝国的界定能达到梅尔的水平。

不过，我们这里的“帝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析性概念，而是一种非常宽泛的表达，它是指所有那些曾经在自己的域外建立起较持久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存在的国家。古代的罗马，传统中国，现代时期的西班牙、法国、英国、俄国、德国、日本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的美国都属于这样的“帝国”。

所有的“帝国”都需要朋友，梅尔帝国概念中边缘地区的精英就是我们所说的朋友。朋友不是单靠拿钱就能买来的，朋友也不是威逼就能跟你走的。朋友需要经营，如何拉朋友、让朋友尤其是重要的朋友愿意跟自己站在一边是“帝国”成功的秘诀之一。冷战时期，苏联的朋友很多，但关系多不牢靠，要么心不甘情不愿，要么纯粹是负担，要么好的时候蜜里调油，坏的时候刀兵相向。冷战时期的美国就比苏联会交朋友，尤其是凝聚力极强的西方联盟堪称典范。美欧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很多理论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有五花八门的论说，但似乎都忘了那些为美国去经营盟友关系的个人。遏制思想之父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在1948年曾为跟西欧国家打交道头疼不已，感慨地说：“对付敌人很简单，比对付朋友简单。”[2]本书的主人公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对付朋友就很有一手，他的冷战战略说白了就是拉朋友和维护朋友关系的战略。

那些能长时间维持“帝国”的国度都必然有某种信念或使命感，“帝国”意识形态的主要作用之一是界定国家的角色、对外政策并为之辩护。16世纪到19世纪的西班牙、法国和英国都曾自视为全世界的领主，这种自我定位就来自于他们各自的“帝国”意识形态。二战后的美国同样有其“帝国”意识形态——“美利坚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American nationalist globalism）。这一信念结合了美国传统自我界定中的“上帝选民”和使命感，以及当时正在出现的新观念——整个世界现在都是美国对外政策关切的范围；美国将以传统美国价值——也就是自由、民主、个人权利、自由企业等被美国人深信为普世性的价值——的名义在全球范围内行使其当时拥有的强大力量。“帝国”意识形态是精英的，即精英是“帝国”意识形态的提出者、传播者和阐释者，但也必须是大众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提升国家信心，使人具有目的性。而“没有广泛一致的看法，国家就无法动员资源……来实现一致的目标，以及要求公民承受牺牲和潜在的挫折来实现那些意愿”[3]。

所有的“帝国”都有其精英，他们是“帝国”的创造者、维护者和掌控者，当然有些时候也是“帝国”的毁灭者。18—20世纪初的俄国贵族就是“帝国”精英，正是他们和专制君主的联盟将俄国从一个虚弱、不受尊重的国家提升到欧洲大陆的显赫地位。结果，他们的自我身份和俄国的大国地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像1906—1910年间担任外交大臣的伊兹沃尔斯基（Alexander Izvolsky）所说的那样，“降为二流国家……将是俄罗斯的重大灾难”[4]。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的英国外交官也是最典型的“帝国”精英，这个群体拥有少见的高度同质性。他们的社会出身和教育背景完全相同，大多出身于上层阶级，在最好的公学和牛津、剑桥接受教育，世界观完全一致，以至于人们以“外交部精神”（Foreign Office Mind）名之。[5]二战后的美利坚“帝国”同样有其精英，艾奇逊就是美国的“帝国”精英。

从不同的角度看，美利坚“帝国”有不同的奠基时刻。从对外关系方面来看，人们公认二战结束后和冷战初期的那段岁月特别重要。正是在美利坚“帝国”的这段诞生期，艾奇逊在国务院担任了一系列重要职位，1941—1945年间先后担任负责经济事务和负责国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1945—1947年间任副国务卿，1949—1953年间任国务卿。他参与构想和建立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他在冷战初期美国采取的许多重大举措和行动中——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约的建立、将两个前敌国西德和日本改变为美国的盟友、干预朝鲜战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有些问题上扮演了“关键先生”的角色。他在1969年出版回忆录时，将之名为《亲历创世》（Present at the Creation），有些自大，却也不无道理。

本书主要考察的是作为战略家的艾奇逊。应当承认，艾奇逊主要是一个行动家，不是一个在战略方面有原创思想的国务家，和凯南算是战略家中的两个极端。艾奇逊的老友、1948—1952年间担任英国驻美大使的奥利弗·弗兰克斯（Oliver Franks）在接受著名冷战史学家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访谈时说，艾奇逊主要是“一个行动派。他想把事情做起来。我相信他感到凯南和他不同：凯南总是待在他的小屋子里，酝酿一些重大观念，但并不特别关心将这些观念用于眼前面临的事情”。凯南放眼长远，艾奇逊则想知道，“我现在做什么？”[6]艾奇逊的冷战战略尤其是到1949—1950年间他提出的创造“实力优势情境”（situation of strength）战略，简单甚至有点粗暴，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