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美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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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外因:入渐于中土的印度佛教基本教义及其美学意义

“一石激起千重浪”,大致两汉之际[111],印度佛教开始入传于中土。作为一种异族宗教体系的“文化殖民”即文化传播,是人类文化交流史巨大而严重的文化事件之一。其人文意识反差之大,思想素质悖逆之巨,传播影响之烈以及意义、价值之伟,似乎怎么估计也不为过。这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与信仰的冲击与摧毁,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否则难以理解,为何印度佛教入渐之初,会遭到那么多的误解、抵拒,激起剧烈的文化、哲学和美学的冲突。

这一文化传播,固然激荡人心而一时令人难以接受,却也春风化雨,独具魅力,好比既“金刚怒目”,又“菩萨低眉”、往往平平和和、温情脉脉,“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未知中华传统文化的哪一根神经,被神奇而神妙地触动了,用以抚慰本也饥渴焦虑的灵魂。

冲突与调和、抗争与妥协以及思性兼诗性、痛苦携欢愉,等等,一齐奔涌前来,令人目不暇接而深驻于心田。

中国美学的历史、人文,开始发生第一度深巨的嬗变。一种新奇、陌生而有味的“印度元素”参与进来,因佛教哲学,而渐渐催生中国佛教美学及其一系列意识、理念、思想与理想的建构。

美学意义的“印度元素”,与“中国本色”进行了初步、绵长而广泛的人文“对话”。大致是“误读”的美学、“格义”的美学以及随后儒、道、释三学折衷调和的美学,等等。

欲治中国佛教美学史,首先必须厘清中国佛教美学思想与入渐的印度佛教基本教义的人文联系。简约而原则地论述印度佛教的基本教义及其人文品性,尤其是其中所蕴基本的哲学意识、理念、思想和美学的关系问题,显然是必要的。

黄心川《印度佛教哲学》有言:“佛陀严格地说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宗教或道德的说教者,他象希腊的苏格拉底一样关心的是道德实践的问题,而不是哲学或理论探索的问题。”[112]此言有些绝对,佛陀“不是一个哲学家”,不等于其说教本无哲学。

尽管如此,印度佛教的基本教义本身,从佛陀的说教到佛陀灭度后由其弟子结集口诵而后成文、发展的种种印度佛教经典,却具有深邃而葱郁的佛教哲学的思维与思想,终于成就庞巨而深致的佛教哲学体系。印度佛学作为一种东方神学,与美学结下不解之缘。它为中国佛教美学的发生与建构,提供了属于外来“印度元素”的丰繁而深邃的思维与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