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
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有其独特的思维体系、决策过程。本章讲述影响世界、引人入胜的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究竟“特”在哪里，讲述背后强大的逻辑支撑和丰富多彩的故事。
2.1 战略思维体系
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及模式的形成，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决定的。它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深层次的因素，包括历史情结、制度基础、价值观念、方式方法等丰富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特殊的战略思维源自特殊的国情，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可以概括为一个目标、三项制度、九大价值取向、若干重要方法。
2.1.1 一个目标
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最深厚的情结、最坚定的目标、最伟大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和国家发展战略的精神内核。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古代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四大发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两千多年前，我国经济总量就位于世界前列。有关研究表明，到1820年，中国的总产出占世界的比重已达到32.9%（见图2.1）。
图2.1 自公元1年以来主要国家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
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清王朝“天国上朝”的美梦。辉煌的封建主义农业文明被崛起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击败，中国从一个强盛的文明古国衰落成一个徒有其表的虚弱巨人，任西方列强宰割。从1842年英国强迫战败的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到20世纪初清政府与英、美、俄、日等八国联军签订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见表2.1），使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山河破碎的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追求复兴的奋斗史。饱受一百多年的蹂躏，中国的先进分子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奋起抗争和探索，孙中山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一百多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团结带领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
表2.1 近代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可以说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兴于改革开放，聚焦于“中国梦”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处于“一穷二白”的状况。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同民族党派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产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道：“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当时提出分两步，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一构想，因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严重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受挫。
·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构想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决定。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客人问中国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想的？他回答道：“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 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设想，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了到20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新的“三步走”战略：“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十八大：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闭幕后第21天，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参观《复兴之路》展览，首次提出并阐述中国梦。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他指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形象表达。
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历经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如此深切的渴望。中国梦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待。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关。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专栏2.1 百年奥运梦与百年世博梦
2.1.2 三项制度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奋斗、创造而积累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主要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这三项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也是决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因素。
·根本政治制度：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挥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一个国家的性质是这个国家的国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是这个国家的政体。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之相适应的政体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意志。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国家事务实行领导，切实保障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保证国家权利最终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整个国家机构按照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成及运转。人民按照法定的程序选举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修改宪法，制定法律，决定国家重大问题。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地方的各种重大事项。这里所说的“决定国家重大问题”，其中就包括审查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年度计划、预算执行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
·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在政治问题上协商的制度，主要形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一种形式，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专栏2.2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审查和选举、表决事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由中国共产党、八个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组成，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推进科学、民主决策。每年一次的全国政治协商会、定期举行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以及大量的政协提案，涉及的问题通常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家发展改革委作为负责编制和推动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年度计划的牵头部门，每年要办理大量的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这些建议、提案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农”、创新、区域、民生、生态、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点热点问题，对于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和作用。办理方式有主办、分办、会办等多种形式，办理过程和结果要直接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气、反馈，全国人大、政协要督办。近五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办理的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共10 263件，政协委员提案共4 747件，分别占总数的24.82%和19.82%（见表2.2）。
表2.2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理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情况
·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第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2012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全民所有制企业产值占比达77.6%，集体经济占比达22.4%，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非公有经济成分占比几乎为零；全民所有制商业占比达54.6%，集体商业占比达43.3%，非公有制商业仅占2.1%。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迸发出强大的活力，各项主要指标占总量的比重大幅提升且处于高位（见图2.2），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有制经济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图2.2 2017年非公有制经济主要指标占全国的比重
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使国家发展战略的关注点、着力点也发生了较大变化，逐渐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把战略重点放在改革体制机制、营造市场环境等方面。比如，组织编制和实施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着力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引导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创业创新、服务社会”。
2.1.3 九大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指导人们决策判断和行动的总体信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心理学家赫伯特·西蒙认为，决策判断有两种前提：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价值取向决定其发展战略取向、政策取向和行动取向。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以及由此确立的价值取向，既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真理的指引，又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在历史的检验中逐渐形成的。这里列举的九大价值取向，可以说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思想支撑。
·以人民为中心
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渊源。“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等。这些古训，都是古代治国思想的体现，意思是指人民是国家的根基，只有根基牢固，国家才能安定。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一个国家的最终使命。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强调：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应当成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标准。江泽民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强调，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胡锦涛同志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学说，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他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必须有“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情怀，必须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事关社会主义事业的盛衰成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那以后，发展是硬道理，成为最响亮的口号；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成为最广泛的共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
专栏2.3 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
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经名列世界第2位，但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3月1日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8 123美元，在世界19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77位，只占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7 638美元）的14.1%、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8 901美元）的20.9%（见表2.3）。发展仍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我们必须把控的战略价值观。
表2.3 2016年世界各个国家（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位（前100名）
·坚持共同富裕的根本方向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早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就说过：“全国人民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不久，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说：“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的，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986年8月，在视察天津时，他又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990年12月，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他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谈到共同富裕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他强调：“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个阶段的安排中谈道：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为我们清晰地描绘了一幅共同富裕的发展愿景。
专栏2.4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观”
·对内深化改革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航，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波澜壮阔。这一历史壮举给当代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能量，对当今世界的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民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强起来，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一切充分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是最大的动力、最大的红利。
改革初期，首先，是农村改革取得突破，实行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消除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责、权、利的紧密结合，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接着，以城市为重点，探索性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企业有了部分的自主计划权、产品销售权、资金使用权和干部任免权，开始废除铁交椅，打破铁饭碗，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推行经济责任制，实行企业经济效益与职工经济利益挂钩。同时，推进商业流通体制改革，减少统购、低购和计划收购，建立多渠道、少环节、城乡开放、产销结合的新流通体制，支持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党的十二大以来，我国改革始终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长期以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困扰和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指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面对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形势，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强调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宣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强调“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
·对外全面开放
开放与改革比翼双飞，已经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成为我们党的战略思维。近代中国的衰落，当代中国的崛起，足以说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敞开的，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我们希望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由于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我国的对外政策基本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同时也与一些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来，在同美国对抗、同苏联论战中，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的两件大事，使我国对外关系出现新的局面。第一，在许多亚非拉国家和其他主持正义的国家的共同努力下，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不顾美国的阻挠，以压倒性多数票决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将台湾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第二，中美关系实现突破，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周恩来总理同他举行会晤，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结束了长达20年之久的敌视政策，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美关系随之改善。
1978年以后，我国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从利用外资、兴办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到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从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到划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形成对外开放前沿地带。20世纪90年代，对外开放迈出重大步伐。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提出，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开放的地域从沿海扩展到沿江、沿边和内陆城市，领域从工业扩大到金融、贸易、商业、交通、旅游等服务业。2001年11月，经过15年的艰难谈判，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决定，中国成为其第143名成员，标志着我国经济开始融入全球化进程，可以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施“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开放战略。2002—201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十年间，货物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年均增速分别为21.7%、21.8%，远高于世界同期的11.5%、11.1%，是我国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增速最快的十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也高达9.7%、7.8%。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致力于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经济学中历久弥新的问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是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演变，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重新认识、对市场与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是我国经济体制的一大特色、发展战略的一大支撑。
党的十四大以来的二十多年间，对于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我们党一直在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中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指出：“市场有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多次提到要在更大程度上、从制度上、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的丰富和提升，是我国改革理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和发展。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要正确认识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不同作用，将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善于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抑制“政府调节失灵”，善于用政府调节的优良功能纠正“市场调节失灵”。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我们党深切认识到发展科学技术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重要性、紧迫性。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上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周恩来同志在大会报告中，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宣布他们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随后，国家集中数百位著名科学家编制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12年远景规划纲要》，以突破高、精、尖、新技术为战略目标，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
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科技革命出现新的高潮。1992年3月，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1993年7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确立科技和教育是兴国的手段和基础的方针。江泽民同志强调，“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2006年1月，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他强调，这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两千多名专家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参与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贯穿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
专栏2.5 索洛余值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人类的行为必须符合自然规律，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孔子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吕氏春秋》写道：“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核心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过去的敬畏自然、依赖自然、征服自然转变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对工业文明弊端的反思，对人类文明认识的深化，是缓解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这对矛盾的战略选择。
我国对环境保护、生态文明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1983年12月，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把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1992年6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发布《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我国政府积极响应，1994年率先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也成为民生之患、民生之痛。人民群众希望饮用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吃到安全的食品，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顺应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要求，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资源节约作为基本国策，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把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五大目标之一，并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党章。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一起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
·勤劳奋斗的民族精神
自古以来，勤劳奋斗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一种特质。从古代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的故事，到当今“铁人”王进喜的豪言：“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的情怀：30年隐姓埋名，93岁仍在工作，都足以说明勤劳奋斗的精神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思想、工作和生活之中。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驻藏部队在充满艰难险阻条件下的英勇表现，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个口号迅速成为激励全国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的强大精神武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百废俱兴、万事待举的局面，邓小平同志告诫全党，“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这种精神风采，始终在发扬光大，开花结果。
勤劳奋斗的精神，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增强了人们的预期，产生了你追我赶的竞争效应（见表2.4）。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依靠勤劳奋斗，创造了五千年灿烂文明；依靠勤劳奋斗，开启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进程；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人民以勤劳奋斗为本分。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所说：“上下同欲者胜。只要我们13亿多人民和衷共济，只要我们党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专栏2.6 “铁人”王进喜
专栏2.7 “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表2.4 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周平均工作时间对比（小时）
2.1.4 若干重要方法
国家发展战略的思维体系，除目标、制度、价值观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方法论，包括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这些在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方式方法，或由上至下，或由下至上，因地制宜，因时施策，成为国家发展战略落地生根的有效工具。
·理论创新引领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机统一是我们党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发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准确预判国际形势，深刻把握中国国情，科学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实现了三次历史性转变，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专栏2.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集中力量办大事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便闻风而动，迎难而上，逢山开路，遇河架桥。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我们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生产力水平不高；另一方面，发展的任务很重，要办的事情太多。我们必须运用举国体制，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有限资源，聚焦国家安全、国计民生最核心的领域中的最关键问题攻坚克难。比如，20世纪60年代，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发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科学精神”相结合的独特优势，独立自主研制成功“两弹一星”。以后，又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三峡水电站、高铁网络、电信网络和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工程。
专栏2.9 “两弹一星”的奇迹
·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一种思想方法，也是具有中国智慧、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深刻革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是一马平川，有高山峻岭，有急流险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就是对一时看不准的重大问题、化解不了的突出矛盾和难以把握的重点改革事项，可以采取渐进式的办法，一步一步走，试点先行，探索前进，由点及面，逐步推开。比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短期内全面放开商品价格是不可取的，对某些重要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实行价格“双轨制”，即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是当时一种较好的过渡方式。又比如，增量改革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吸引外资办厂，放开对私人创业活动的限制等，使非国有经济迅速壮大，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随之形成。
·基层首创与顶层设计结合
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基层首创与顶层设计结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互动，推动了许多大的突破，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是一个在实践中被证明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20世纪70年代，“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使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改善缓慢，有2.5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1978年，安徽省遭受大旱灾，面对严峻形势，安徽省委决定借地给农民种麦种菜，所产粮菜不征购，不计口粮，这一应急性措施使农村出现全家男女老幼齐下地的景象。受此启发，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冲破体制约束，自发组织包产到户，约定先把该缴给国家的、该留给集体的固定下来，收获以后剩多剩少都是农民自己的。包产到户使小岗村一年大变样，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1.8万公斤猛增到6.6万公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不仅结束了小岗村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向国家上缴粮食3 200多公斤。这种做法，当时引发了不少争议、疑虑，担心会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这项改革，中共中央连续出台文件，充分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层农民的伟大创造，成为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实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1980年迅速占到全国生产队的50%，1982年6月上升到86.7%。改革走到今天，已经进入过深水区、啃硬骨头、打攻坚战的阶段，我们仍然需要或者更加需要把基层的创造变为顶层的政策，用顶层的设计指导基层的实践。
·实施差别化政策
中国幅员辽阔，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资源禀赋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阶段性地采取非均衡的措施，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别化的政策，不失为一种正确的方法。比如，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既是关键领域，又是薄弱环节，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从2006年1月1日起废除延续千年的农业税，同时一直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力度。又比如，先在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打开对外开放的窗口，形成示范带动效应，进而从沿海向沿江、沿边和内陆延伸，构筑全面开放的格局。2013年以来，在经济外向度较高，开放型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分三批设立了11个自由经贸试验区，鼓励其在构建高水平、国际化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上为全国创造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还比如，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收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西部地区干线机场建设给予100%最高的投资补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费用，形成无形资产的按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等。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一对举足轻重的关系。发挥好两个积极性，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根本原则。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就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201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有5个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 000亿美元，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口总量都比一些西方大国要多；排名前三位的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1.33万亿、1.27万亿、1.08万亿美元，相当于2016年排在世界第12、13、15位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应赋予这些省份更多改革、开放、发展的自主权。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撑，成为保证国民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维护全国市场统一、促进经济有序运行和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方法。要把握和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国政令畅通；其次，中央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宏观政策时，充分考虑地方的特点和利益，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最后，按照有利于建立公平统一市场、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加快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政相匹配的财税体制。
2.2 战略决策过程
国家发展战略的决策，是指国家法定机构研究、起草、修订、出台战略的一系列程序。在此过程中，战略从思维理念落到规划文件，便具备了法律或行政效力。战略的形成，是思想统一、认识深化的过程，是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的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权力机构、行政体系的工作运转方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战略性文件，其形成过程可以清楚地说明国家发展战略制定的来龙去脉。
2.2.1 战略决策的方式
国家发展战略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决策机构还包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国家发展战略的决策方式，通常是党和国家的重大会议；决策形式，通常是大会通过的报告、决定和规划。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每五年举行一次。每次大会，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作报告，对过去的工作进行总结回顾，对今后的工作作出全面部署，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会报告，是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最顶层的战略设计，最权威的蓝图描绘。比如，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党的十三大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六大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
专栏2.10 国家发展战略的决策
·中共中央全会
中共中央全会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由中央政治局召集。一般而言，每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每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决定都是重大战略决定。比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每届五中全会的主题是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建议。
·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会议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讨论决定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一般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然后再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和提出需要提交中共中央全会审议通过的重大事项。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治理建设战略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等重大事项，都是经过这两个会议研究决定的。
·中央专项工作委员会会议
中央专项工作委员会，是党中央为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工作而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目前，由习近平同志挂帅的机构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等。中央专项工作委员会会议讨论的重大问题，一部分直接审议通过，一部分需要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比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央财经委员会（当时为领导小组）讨论修改后，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同意；《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当时为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修改后，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后，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规格最高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1994年以来，每年举行一次，一般每年11月或12月举行，中心议题是总结当年的经济工作，部署来年的经济工作。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讲话，分析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提出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国务院总理讲话，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出席会议的成员，包括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管理的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军队及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也是最高立法机构。每届任期五年，每年3月举行一次会议。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逐项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国务院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受国务院委托提交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中央和地方预算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经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后，要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各项审议事项由人民代表投票表决通过。重要领域的法律起草和制定，如《土地法》《预算法》等的修订，都需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国务院常务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常务会议是法定会议，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等组成，讨论决定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一般每周召开一次。国务院的法定职权有18项，编制、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与国家预算是其中之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审议的重大规划、政策文件，大部分会后修改完善后，以国务院或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印发，还有一部分需要提交中央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以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形式印发。2013—2017年，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的法律有54部，国务院废止的行政法规有6部、修改的行政法规有125部；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的重要决策有：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出台《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国制造2025》《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重要规划、政策文件。
2.2.2 五年规划的形成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主要表现形式。五年规划的形成，是一个系统工程，主要有四大步骤：开展前期研究，提出基本思路，制定中央建议，编制规划纲要，一般要用两年以上的时间，每个步骤半年多的时间。
·开展前期研究
前期研究是编制五年规划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若干重大问题，通过公开投标、定向委托、国际合作等方式，决定一批研究课题，由相关部委、研究机构、知名高校、重点企业和国际组织承担。“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公开招标课题26个，定向委托课题29个，国际合作课题5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内部司局自行组织课题24个，最后形成了数百万字的研究报告。
专栏2.11 “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若干重大课题（部分）
·提出基本思路
基本思路是指未来五年经济社会的总体设想。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具体负责，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城市、农村基层单位实地调研，听取各个方面意见建议而形成。主要内容包括未来五年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政策措施等设想。基本思路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后，报送党中央。
·制定中央建议
中央建议是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建议，是编制五年规划的纲领性、指导性文件。“十三五”规划中央建议起草组，由习近平同志担任组长，中央相关部门具体负责，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中央建议的起草，参考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的基本思路和相关部门、机构的研究报告，分析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提出党对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图和大政方针，广泛征求全党意见，提交中共中央全会审议。在中央建议起草过程中，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工作班子，与中央建议起草组保持沟通，着手研究五年规划纲要框架。
·编制规划纲要
中央建议发布后，由国务院组织，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相关部门参加，根据中央建议精神，起草《国民经济和社会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具体目标指标、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工程。初稿形成后，召开专家咨询委员会论证，面向公众开展建言献策活动，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依照程序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修改完善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公开发布。
内容小结
本章论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重点阐述战略思维体系和战略决策过程。关于战略思维体系，可概括为，一个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三项制度：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九大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共同富裕的根本方向，对内深化改革，对外全面开放，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勤劳奋斗的精神；若干重要方法：包括理论创新引领、集中力量办大事、摸着石头过河、基层首创与顶层设计结合、实施差别化政策、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关于战略决策过程，集中介绍了战略决策的方式和形式、五年规划形成的四个步骤。
关键概念
一个目标
三项制度
九大价值取向
若干重要方法
决策方式
五年规划
四大步骤
思考讨论题
1.国家发展战略的思维体系和决策过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国家发展战略的思维体系是如何形成的？
3.你对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有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