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有限理性与自然资源认知的缺陷

一、理性与经济学

理性人假设和市场出清是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两个假设。“理性”是一切经济问题分析的出发点。然而，经济学对于理性本身的认识是有争议的，定义是不清晰的，特别是随着科学哲学的发展，理性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3]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间，关于理性有大量的来自哲学层面的批评和批判。

具有代表性的如海森堡测不准原理[4]，该原理让人们认识到任何被观测对象总是在随时间而运动，而且观察者和观测仪器必然会对观测对象产生干扰，从而导致测不准。从哲学的层面而言，这意味着永远不存在“中立的客观事实”，因此理性也就失去判断的依据。

从数学层面来讲，我们经常使用的数学归纳法用于经济学也是不靠谱的。可以很简单地说明这个问题，即使你见到过的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也不能保证世界上所有的天鹅都一定是白色的。这不得不让我们认识到任何命题都不可能被最终证实，而只可能被证伪，科学的前进过程也就成为一个证伪的过程，然而科学是一个向前永无止境的过程。因此，在任何时候，人们也不可能研究出一个千古不变的范式的“理性”。为此，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科学理论，基于不存在作为理性的客观真理，他提出了“什么都行”的思想，即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任何人都不可能找出确凿的证据将其驳倒。然而，问题又来了，“什么都行”，也就意味着“什么都不行”，即任何一种见解都无权宣称代表不存在的客观理性，任何一种见解或理论都不应该具有命令他人必须遵循的真理意义。

数学归纳法靠不住，并不意味着演绎的方法就靠得住，哲学家哥德尔提出不完整性定理，即不存在自我封闭且自圆其说的公理系统。除此之外，还有说谎者悖论[5]，理发师悖论[6]等。这意味着无论是过去存在的、现在流行的或者将来有可能出现的任何一种数学体系，都是靠不住的，数学的最终基础是永远找不到的，也是不存在的。经济学家阿罗通过严密的数学推导提出了不可能定理[7]。

显然，对于经济学“理性”这一基本前提的批判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传统经济学的基本结论或者说希望得到的结论是否正确，以及是否可以实现。

二、可度量的自然资本与经济增长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定义和说明了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基本关系。那么以当前按照功利主义准则建立起来的社会效用标准，能否保证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存量满足dNC≥λ0条件呢？答案是否定的。且不说按照霍特林于1931年提出的不可再生资源最佳利用方式获取利益最大化，即使将条件放宽：假设所有的资源在合理的利用水平下都能持续利用或者找到可替代品，功利主义也不能够保证满足dNC≥λ0条件。简单起见，不妨设有两种不同的资源获取和利用路径以满足社会效用：路径一以不变效用水平U1提供无限期社会效用，也就是说资源利用满足dNC≥λ0条件，但是利用水平必须受到一定限制，如考虑价格、资源利用方式、补偿制度等；路径二仍然以不变效用水平U2为社会提供效用，但是U2>U1，且放松对资源使用的约束，由于资源无序使用从而导致只能在有限时间T内提供较高效用水平，T时间以后的社会效用为0。那么，决策者将如何决策？

假定效用在时间上的贴现率为ρ，容易得到路径一和路径二总效用的净现值分别为PV1和PV2：

如果决策者运用净现值最大化作为决策标准，那么决策者极有可能选择路径二，而非路径一，这只需满足如下条件：

解此不等式可得：

ρ>［ln（U2）－ln（U2－U1）］/T　　（2.15）

赋予其经济上的内涵，假定U2比U1大10%，并将T设定为50年，选择路径二，容易计算出ρ为4.8%。这表明：在功利主义规则下，为了使得当代人在未来50年内平均每年的效用提高10%，决策者选择了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使得人类在50年后灭亡，而非选择了一条使得人类长期存在但只具有较低效用的路径，这一方面说明以效用为基本衡量标准的功利主义思想下，选择的结果并非一定就是理性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功利主义有可能会带来不合理的资源利用，导致经济和社会不可持续发展，这从一定程度上给“资源诅咒”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8]

三、不可度量的自然资本与经济增长

如果说可直接观测到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本的衰竭是一种显性危机，那么对不可度量的自然资本有意无意地破坏导致制约经济的发展，就是一种隐性危机。上文探讨主要集中于可以度量的自然资本，可度量的存量资源约束并非影响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还有一类自然资本是不能够用存量来度量的，诸如生态环境、物种多样性以及生态气候等。非可度量的存量自然资本，如污染、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物种消亡等同样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类因素在模型中主要是通过参数c发挥作用，同时还有可能通过c影响b值。不可度量的自然资本损失将通过几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它能改变可以利用的资源总量，例如，污染可以使得可再生资源变为不可再生资源，如江河污染使得一些鱼类种群消失，土地污染使得草场荒漠化甚至沙化，大气污染使得冰川融化，海面上升，可供使用的土地资源绝对数量减少等。尤其是当污染超过一定水平时，一些可再生资源将不具备再生能力，这就相当于将部分可再生资源转化为不可再生资源，即原来的（t）=c中，c值为负，与此同时，（t）=－bN（t）中的b值也将变大，这毫无疑问将极大地增强经济增长中的阻力。

不可度量的自然资本破坏还会通过其他途径影响产出，以农业为例，气候的变化所产生的洪水、冰雹等自然灾害将导致农业产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即使是由于CO2导致的温室效应也会使得产出发生变化。然而，更为严重的是气候变化将改变生态系统，打破生态平衡，以埃及的阿斯旺大坝为例，其建设历时长久，耗资巨大，是一项集灌溉、航运、发电为一体的综合水利工程。然而，随着大坝建设的快速发展，大坝负面影响和安全问题也日益显现。由于它破坏了尼罗河流域的生态平衡，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两岸土壤盐渍化、河口三角洲收缩等。按照本书自然资本的定义方式，这同样能够在平衡路径中得到反映，即c值为负且绝对值比较大。

如果将人类从自然界取得各种可再生资源看作是一种向自然生态系统征税的过程，那么供给学派提出的拉弗曲线可以很自然地运用到生态领域，得到生态拉弗曲线（ecological laffer curve，ELC）。生态拉弗曲线在一定程度上为可再生资源最佳使用指明了方向，然而一个致命问题是人们无法控制此类资源的使用强度，即无法控制拉弗曲线的税率。因为此类资源大多属于公共物品，不具有排他性，因此，理性人出于自身利益将尽可能多地利用它，结果导致这类资源使用过度，弱化其再生能力甚至使其无法再生，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公地的悲剧。

此外，利用不可度量自然资本的过程中，通常会导致外部性。以污染为例，在一个非管制的市场上，制造污染的人不需要承担造成污染的成本，结果就是过度污染。对于污染这一类外部性问题，经济学上提出的解决方案通常是征税和产权界定，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日益恶化的世界环境便是最好的回答。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目前对此类不可度量的自然资本破坏并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循环经济，既不能解决不可再生自然资本的持续性问题，也没有涉及不可度量自然资本保护问题。循环经济倡导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3R）也不能满足dNC≥λ0的可持续的均衡发展条件。减量化只能延缓不可再生资源枯竭的时间，却不能改变现有产业技术体系对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的本质。如果不在资源替代上寻找最终的解决办法，“减量化”也无法阻止不可再生资源的最终枯竭；受制于自然界的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定律，再利用和再循环不具备无限性。循环经济也没有对不可度量自然资本提出额外要求，保护仍局限于原有的法律和制度。

四、理性与自然资源价格波动

理论分析表明，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技术进步、人口资源、人力资本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在不同时期，自然资源的约束程度并不一样，现实生活中观测到的是自然资源价格的波动。在不同时期，自然资源的价格并不相同，运用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分析某种自然资源的时候，我们发现自然资源价格的波动表现得十分剧烈。毫无疑问，自然资源价格的剧烈波动肯定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不同时期自然资源价格会剧烈波动呢？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呢？

若市场上的企业和个人是完全理性的，而市场信息又是充分且完全的，那么自然资源价格波动应该仅仅受到供给和需求的影响，波动应该不会很剧烈，而且很容易实现市场出清。然而，现实情况表明，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按照西蒙“有限理性”思想中的“契约人”假设，可以进一步研究和分析这一问题。西蒙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契约人，他们一直处于一种交易关系中，而且这种交易背后总有某种契约支持。契约人在两个方面不同于经济人，即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契约人假设认为，人在认知能力方面是有限理性的，人在行为动因方面是抱有机会主义的，交易双方是存在信息压缩现象的。首先，人的认知能力是在不断地提升的，没有人天生就什么都会、什么都懂，这是我们人类所不可能实现的。其次，人们追求利益不一定是在保证对方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进行的。换句话说，很多情况下，人们会做出一些损人利己的事。因此，市场上的主体是根据自我独特的主观价值参考系，在特定的条件下，采取对自己最有力度策略，这样就会加剧市场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资源价格的剧烈波动。[9]

自然资源价格剧烈波动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价格波动过程中，自然资源价格高的时候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比较显著，一般来说至少会在如下方面产生影响：第一，在生产活动中，作为资源开采型的企业，由于自然资源价格上涨，利润上升，则会增加自然资源开采的力度，提高产量；作为消费品和工业产品生产的企业，考虑到各类资源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会逐步减少自然资源的使用，增加其他类型资源的使用，并尽量提高自然资源使用的效率。此外，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的企业受自然资源影响程度不一样，故自然资源价格的变化对不同的企业影响也不尽相同。这一变化将直接改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劳动、资本、技术和自然资源之间的搭配方式发生变化，进而还会影响社会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第二，对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产生影响，对于消费者而言，自然资源价格的变化会影响现实生活中具体产品的价格，在消费者偏好不变的情况下，各种产品价格受影响程度不同，消费者购买的产品组合也会随之变化，从而改变消费者的消费结构和消费习惯。消费结构和消费习惯的改变反过来又会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第三，对一国的资源保护和利用机制以及具体制度产生重大影响，这在资源价格高涨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提出，以及世界各国各种资源环境政策皆与之相关。[10]

除此以外，经济运行的环境、竞争的程度等也会对自然资源的供给数量、供给价格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11]微观经济学经典市场理论告诉我们，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以及完全垄断这四种不同类型的市场结构所导致的产品的价格和数量是不一样的，在我国，一些重要的自然资源一般都被国有大型企业所控制或垄断，资源产量不仅受到市场价格影响，同时还会受到政府调控的约束，与此同时，资源供给的企业还会采取一些策略性行为，用以获得利润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