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人间便觉无清气”：“乌台诗案”的政治影响和文学接受

如果说《乌台诗案》中的诗作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的话，那么，作为政治事件的“乌台诗案”，则几乎少有可取。

“乌台诗案”是一个政治事件，是北宋党争背景下的产物。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诗歌中讽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反映现实，以补察时政，原是诗歌创作的重要政治功能，是自《诗经》以来的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是很正常的。然而，在北宋新旧两派的思想政治斗争中，东坡在诗歌中对新法的一些正常的批评，却被上纲上线，深文周纳，成了他反对新法、攻击朝廷大臣的罪证。围绕新法的争竞与以新法为界限的政治派别的对立，二者纠缠在一起，不但险些将东坡置于死地，而且株连了一大批与东坡有交往的士大夫。王诜被追两官、勒停。苏辙贬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王巩贬监宾州盐酒务，张方平、司马光等以下二十二人分别罚铜三十或二十斤，章傅等四十七人则免予处分。自宋初太祖即立碑太庙，立约盟誓，“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然东坡竟因作诗批评新法而被拘禁审查，几乎丧命，且连累多人。“祖宗家法”从此被破坏，因政治态度不同引发出政治派别的对立，新旧两党的界限由此而分明，两党之间的恩怨也愈发加深，宋神宗与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皆难辞其咎。元丰八年（1085），随着神宗皇帝的去世，宣仁皇后高氏垂帘听政，司马光等旧派执政，尽废新法，章惇等新党中人也一一被排斥外任。观元祐初旧党人士频频上书抨击新党，亦绝不留情，必欲尽逐之可知。待到哲宗绍圣亲政，新党重又上台，倡言绍述，政治翻覆，变本加厉，新党以更加严厉的手段打击旧党，新旧党争终不可解。

“乌台诗案”的出现，也不只是在政治上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在文学史上也开启了一个诗歌讽谕传统被践踏、文学创作可以被横加干涉、无端打击的先例。“乌台诗案”过去仅十年，在北宋政坛上就出现了第二次“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只是这次的主角换成了新党中的蔡确。元祐四年（1089）四月，知汉阳军吴处厚笺释邓州知州蔡确诗《夏中登车盖亭绝句十首》上呈，以为其中有五篇词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非所宜言，实大不恭”。紧接着谏官吴安诗、刘安世、梁焘等亦接连上疏，要求严惩蔡确。这简直与东坡“乌台诗案”时的情形完全相同。且看吴处厚的两篇笺疏：

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蔡确《夏中登车盖亭绝句十首》其七）

“右此一篇讥谤朝廷，情理切害，臣今笺释之。按唐郝处俊封甑山公，上元初曾仕高宗。时高宗多疾，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曰：‘天子治阳道，后治阴徳。然帝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谪见于天，下降灾于人。昔魏文帝著令，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欲身传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应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不宜持国与人，以丧厥家。’由是事沮。臣窃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尽用仁宗朝章献明肃皇太后故事。而主上奉事太母，莫非尽极孝道；太母保圣躬，莫非尽极慈爱，不似前朝荒乱之政。而蔡确谪守安州，便怀怨恨，公肆讥谤，形于篇什。处今之世，思古之人，不思于它，而思处俊，此其意何也？借曰处俊安陆人，故思之，然《安陆图经》，更有古迹可思，而独思处俊。又寻访处俊钓台，再三叹息，此其情可见也。臣尝读《诗·邶风·绿衣》，卫庄姜嫉州吁之母上僭，其卒章曰：‘我思古人，实获我心。’释者谓此思古之圣人制礼者，使妻妾贵贱有序，故得我之心也。今确之思处俊，微意如此。”

喧豗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束两滨。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夏中登车盖亭绝句十首》其十）

“今闻得安州城下有涢河，每六七月大雨，即河水暴涨，若无津涯；不数日晴明，即涸而成洲。故确因此托意，言此小河之涨溢能得几时，沧海会有扬尘时。又‘沧海扬尘’，事出葛洪《神仙传》。此乃时运之大变，寻常诗中多不敢即使，不知确在迁谪中，因观涢河暴涨暴涸，吟诗托意如何？”

其捕风捉影，曲意比附，上纲上线，与“东坡乌台诗案”中御史们的做法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车盖亭诗案”过去两年，东坡再次遭到诬陷。早在元丰八年（1085），东坡被批准退居常州，曾作七绝一首，本意在歌吟丰年，而对朝政绝无恶意。诗曰：“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不料六年以后，却被御史中丞赵君锡、殿中待御史贾易拈出，作为神宗皇帝去世不久，东坡暗自庆幸的罪证，加以弹劾。其做法与“车盖亭诗案”如出一辙，牵合比附，令人齿冷。

不过，作为政治事件的“乌台诗案”和这一事件的特殊产物《乌台诗案》，在文学史上也有其特别的意义。作为政治事件，它深刻影响了东坡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发展（关于这一方面，学界多有论述，此处且略）；作为记录这一事件的“诗案”，其中虽有穿凿附会，无限上纲的成分，但毕竟“犹有近似者”。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了解这些作品提供了一些基本的背景材料，客观上有助于我们理解东坡诗歌创作的内容和发展。东坡的状词，在后人看来，似乎就如同东坡诗中的自注，甚至等同于东坡自撰的一部自道创作“本事”和解读诗意的“诗话”，于是其文学和文献价值大为上升，至于这部“诗话”产生的御史们严辞逼供的背景，却逐渐淡化了。

南宋初赵次公的《东坡先生诗注》便时称“先生诗话”，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引《乌台诗案》，更是径作《乌台诗话》。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小说家类”著录此书，亦作《乌台诗话》。既是诗话，为注家所引就很正常了。南宋的苏诗注本、选本，像赵次公《东坡先生诗注》、王十朋《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等注本，凡注东坡熙丰年间的相关诗作，便多引《乌台诗案》。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论苏诗，就中即节选《乌台诗案》。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四选苏诗，亦节录《乌台诗案》。更不用说后世的各种苏诗注本、选本了（如《唐宋诗醇》《宋诗纪事》等）。他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东坡乌台诗案》中对苏诗的解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诗人的夫子自道。

有些作品，若非《乌台诗案》客观上为后人解读苏诗提供了重要的“本事”和文献数据，则后人难解。如《送杭州杜戚陈三掾罢官归乡》：

秋风摵摵鸣枯蓼，船阁荒村夜悄悄。正当逐客断肠时，君独歌呼醉连晓。老夫平生齐得丧，尚恋微官失轻矫。君今憔悴归无食，五斗未可秋毫小。君今失意能几时，月啖虾蟆行复皎。杀人无验中不快，此恨终身恐难了。徇时所得无几何，随手巳遭忧患绕。期君正似种宿麦，忍饥待食明年麨。

《乌台诗案》详载此诗创作缘由。熙宁五年（1073），杭州裴姓家女孩坠井而亡，时裴家女佣夏沉香在井旁洗衣，裴家告至官府。州曹掾杜子房等三人判夏氏杖二十。次年，本路提刑陈睦以为不当，命秀州通判张若济重审此案。张杀夏氏，三曹掾被罢官。东坡以为张若济判案过于严苛，因作此诗。诗中“杀人无验中不快，此恨终身恐难了”两句下，赵次公注就说得很明白。他说：“平时读此诗未痛解，及观先生《诗案》而后释然。盖杭州录事参军杜子房、司户陈珪、司理戚秉道，各为承受勘夏香事，本路提刑陈睦举驳，差张若济重勘上件，三员官因此冲替。‘月啖虾蟆行复皎’，言陈睦、张若济蒙蔽朝廷。‘杀人无验中不快’, 《诗案》作‘终不决’。意者欲致夏香以死罪，而杜、陈、戚三掾不敢以死处之，则杀人为无凭验，终不决也。”不但以诗案中材料得解诗意，且以诗案校订了原文。若非有夫子自道，则终是难解。

其他如《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中写道：

俯仰东西阅数州，老于岐路岂伶优。初闻父老推谢令，旋见儿童迎细侯。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劳处处避嘲讴。河吞巨野那容塞，盗入蒙山不易搜。仕道固应惭孔孟，扶颠未可责由求。渐谋田舎犹怀禄，未脱风涛且傍洲。惘惘可怜真丧狗，时时相触是虚舟。朅来震泽都如梦，只有苕溪可倚楼。（略）

《东坡乌台诗案》东坡供状曰：“‘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劳处处避嘲讴。河吞巨野那容塞，盗入蒙山不易搜。事道固应惭孔孟，扶颠未可责由求。’此诗自言迁徙数州，未蒙朝廷擢用，老于道路，并所至遇水旱、盗贼，夫役数起，民蒙其害。以讥讽朝廷政事阙失，并新法不便之所致也。‘事道固因惭孔孟，扶颠未可责由求’，以言已仕而道不行，则非事道也。故有惭于孔孟。孔子责由求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颠谓颠仆也。意以讥讽朝廷大臣不能扶正其颠仆。”若无《乌台诗案》所存案卷，诗意亦恐终嫌模糊不清。

另如《和刘道原寄张师民》《次韵答邦直、子由》《送钱藻知婺州》《送蔡冠卿知饶州》等等，没有《乌台诗案》提供的材料，其诗意亦未必易解，也是很显然的。

总之，东坡因作诗批评新法，讥刺新党，至被纠弹抓捕，虽有冤枉，但也事出有因，所谓“以讽谏为诽谤也”。我们今天重读这些诗作，重要的不是要为东坡辩护，而是应客观分析，既指出其讽谏朝政、不满新党的一面，更应看到在上述讽谏、抨击背后所蕴含和反映的，一位正直的儒家士大夫对下层百姓的同情和党争背景之下其自身矛盾复杂的心态。《东坡乌台诗案》在东坡诗歌的创作历程和宋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在客观上为后人解读东坡诗歌提供了相关的“本事”，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