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才一代的幼年记忆

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曾感叹：“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2〕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时代，与康有为等年长近二十岁的一代人不一样，鲁迅、蒋百里、蒋梦麟、胡适、任鸿隽等等一长串名字，都是在这一时代出生的，而他们出生后不久所遭遇的最重大事件就是甲午中日战争。正如鲁迅所说，“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一向被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竟然击败了大清帝国，而且让不少人趋之若鹜前往留学。

《马关条约》签订场景

著名革命者、四川荣县的吴玉章（1878—1966）回忆：“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痛哭不止。那时我的母亲刚死去不久，我的二哥正和我一起在家守孝。家庭的不幸使我们对国家的危亡更具敏感，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达。”认为《马关条约》是前所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3〕

甲午之前，占据吴玉章脑海的还是忠孝节义，随着进入成都尊经书院，对于旧学的了解更加深入，对于岳飞、文天祥、黄淳耀等人的事迹格外钦佩，使其感时忧国之心倍增，“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呢？我有些茫然。正当我在政治上十分苦闷的时候，传来了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我于是热烈地接受了它”^〔4〕。

著名军事学家、浙江海宁人蒋百里（1882—1938）在其《自传遗稿》里提到，甲午战争爆发，他才十三岁，为了帮堂兄乡试时夹带，“去问街上的钱庄里边借了一张《申报》来，因为有些消息可参看，同时又可抄点论说，预备对策的论文。我记得中间还有一篇大骂李鸿章的文章。《新智识论》就在那个时候开始的，这就是甲午战争，从此刺激了我的新智识，我学会了看报”。由此，蒋百里知道了平壤、牙山、大东沟、九连城、威海卫、刘公岛等地名，可是“那个时候找不到一本地图，无意中不知在那一家看见一张地图，因为边界上涂颜色的关系，就使我注意到海参崴同珲春的这只角上”。

蒋百里“还记得那年秋天在海宁天宁寺里来了两个陌生买字的人，先是一个朝鲜人，后来一个仿佛有点安徽人的样子，住了二三个月就走的，现在想来无疑是日本侦探。因为这两个人写的字都是十七帖，如果那时有人拿正楷来考他们一下，一定会露马脚。仿佛那时中日方面也有警戒的样子，所以来了一位城营”。不过校场里所练依然是马步弓箭，并没有受到这场大战的影响。^〔5〕

后来的民国时代北大校长、教育部部长、生长于浙江余姚的蒋梦麟（1886—1964），则从走村串户的小贩那里看到绘有国家大事的画片，“有一年新春假期里，有一套新鲜的图画引起小孩子们的浓厚兴趣。这套五彩图画绘的是1894年（甲午年）中日战争的故事。其中有一张画的是渤海上的海战场面，日本舰队中的一艘军舰已被几罐装满火药的大瓦罐击中起火，军舰正在下沉。图中还画着几百个同样的大瓦罐在海上漂浮。这种瓦罐，就是当时民间所通用的夜壶，夜间小便时使用的。另一幅画中则画着一群戴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中国打了大胜仗了！”尽管只是纸上的胜仗，可是“我们小孩子们却深信不疑。后来我年纪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实际上是被日本打败了，而且割让了台湾，我们的海军被日本消灭，高丽也被日本抢走了”。^〔6〕这一流行乡间的精神胜利法，因为画片的普及，可以很快传播，而且很可能成为乡间故老茶余饭后深信不疑的谈资。

身处安徽绩溪的胡适，当时仅仅两三岁，其父亲胡传因为要协助刘永福死守台湾，不久因病去世。胡适回忆：“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当时胡母才二十三岁，从此之后，孤儿寡母的生活阴影一直留在胡适心头，而其母亲做了二十三年的寡妇，“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7〕

类似的个例俯拾皆是，同一件历史事实，却衍生出复杂的历史记忆，而且并非东部地区就一定比西部更快了解此事，有的甚至可以颠倒黑白，将主要事件一笔勾销，比如宋恕宣称东学党乃袁世凯伪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