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缺陷

现代化理论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理论体系，家庭现代化理论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运用其基本框架、核心范畴和理论预设对家庭所做的分析和研究。

现代化理论的主旨在于，论述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涉及社会生活诸领域的深刻的变革过程。这一过程是有某些既定特征的，以它的出现作为完结的标志，表明社会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现代化理论关注和强调技术对传统社会的影响，关注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及转变过程，并将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主要视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在价值方面，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这种转变是“有益”的，理论的核心范畴是“传统”和“现代”，并以此为基本框架展开分析。

有研究者总结了现代化理论的特点，概括起来集中在以下三点。

第一个特点是“一元化”模式，把西方的现代化作为一个普世主义的模式，只承认这种模式的合理性；

第二个特点是“单线演进”的发展理论，以西方、美国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作为标准模式，认为无论先进还是后进国家都必须经历如同西方社会一样的发展阶段和历程；

第三个特点是否定传统，在其理论框架中，传统是和现代对立的，是现代化的障碍，必须经历一个传统和现代的更替过程。

研究者一般将现代化理论的演进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典现代化理论盛行。现代化理论在西方发达社会基础上构建出来，并主导了发展问题的研究；

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由于现代化理论自身的弱点和“依附理论”等对立理论的产生，经典现代化理论受到批评，进入反思和修正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理论家们在对现代化理论进行革新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现代化理论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又重新活跃起来（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2003；谢立中，2002；罗荣渠，1993；殷陆君，1985）。

（一）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结合体——家庭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一般被认为是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混合物，这种理论特色也突出地反映在家庭现代化理论中。

在进化论统治早期家庭社会学研究的时期，家庭被认为是按照固定的顺序向前发展进化的。例如，摩尔根在其著名的《古代社会》中将人类家庭的进化过程描述为从血缘家庭、普纳路亚（群婚）家庭、对偶家庭到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演变（摩尔根，1987）。这种家庭是按照一定进化顺序发展、演进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研究者。在家庭现代化理论中，家庭现代化的历程也被认为是按照同样的范式和固定的发展线索演进、变化的，西方和美国家庭的发展过程被当作其他国家家庭现代化的标本。一个典型的论述是丹尼尔·勒纳所说的，“现代化的西方模式显示了某些过程和序列是全球性的……相同的模式实际上将在全世界所有的现代化社会中重演，而不论其种族、肤色、信仰是如此迥然不同”（转引自Hareven，1976a）。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马里恩·列维在对“现代化社会”与“非现代化社会”的特征进行比较后，总结归纳了现代化社会的八个特征作为评价标准。其中与家庭有关的部分包括：由于高度专业化，各种组织是相互依存的，功能是非自足的；伦理具有普遍主义的性质，而不是由家庭和亲属关系决定的个别性；社会关系是合理主义、普遍主义、功能有限和感情中立；家庭是小型化的，家庭功能比较少；等等（转引自布莱克，1996）。古德也曾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迈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世界革命中，不同类型的扩大家庭趋向于向夫妇式家庭制度转变。“这一规律是：在世界各地，所有的社会制度都在或快或慢地走向某种形式的夫妇式家庭制度和工业化，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古德，1986/1982）总的来说，这种认为家庭将从世界范围内各种不同传统走向均质化和统一模式的现代化理念，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家庭现代化理论的主题。吉登斯评论说：“社会学中最著名的理论传统，包括那些从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引申出来的观点，在解释现代性的性质时都倾向于注意某种单一的驾驭社会巨变的动力。”“涂尔干把现代制度的性质主要归结于工业主义的影响。”“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对现代性的这种制度作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吉登斯，1999：9-10，153）

帕森斯所创立的结构功能主义学说也是家庭现代化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结构分化的概念是现代化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之间的主要联系。帕森斯在《当代美国的亲属制度》一文中曾经从结构分化的角度对美国家庭的变迁进行过周密的论证。他认为，核心家庭的孤立化是美国亲属制度最独特的性质，并且成为其大部分独特功能和问题的基础。核心家庭的出现是家庭功能专门化的结果，而不是家庭非功能化（defunctionalization）和家庭解体所导致的。随着工业社会普遍的分化趋势，美国的核心家庭，特别是在居住和经济方面，已经成为结构孤立的群体。核心家庭因为其某些特定的重要职能——在帕森斯看来主要是儿童的社会化和夫妻间的情感支持——使得社会对其有着特别的依赖（Parsons，1943）。米特罗尔和西德尔详细地论述了家庭的宗教、司法、经济、社会化、生育、文化和保护性职能在社会向工业化的转变中从家庭转交给社会机构的过程。“一般说来，家庭将其职能交给超常的社会体制的长期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家庭交出其职能是同现存或新创立的社会机构采纳这些职能同步发展的”；“职能削弱的整个过程可以被看作家庭结构从一种严格的等级机构向一种个人之间的伙伴关系发展。家庭成员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以及随心所欲生活的权利。”（迈克尔·米特罗尔、雷因哈德·西德尔，1987：63-78）N.斯梅尔瑟在论述工业革命和社会变迁时这样解释道：“当一种社会角色或组织产生分化……变成两种或更多的角色或组织时，它原有的功能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存在。这些在结构上相互区别但又紧密相关的新的社会单位在代偿原有单位的功能上是一致的。”（Smelser，1959：2）

强调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与夫妇式家庭制度间的适应性，以及核心家庭制度与工业化之间的适应性是家庭现代化理论的两个重要观点。帕森斯认为，与父母分开生活，彼此经济独立，同时也独立于任何特殊主义的亲属关系群体，这是美国式孤立的核心家庭不同于其他国家家庭制度的主要缘由。这种核心家庭没有与扩大的亲属关系的利益瓜葛，因此从功能上能够满足其成员的情感需求和个性需要。他还进一步指出，孤立的核心家庭不受强制性的扩大亲属群体及其权利和义务等关系的制约，有益于工业化社会所需的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Parsons，1943）。米特罗尔和西德尔也论述说，家庭“职能削弱的整个过程可以被看作家庭结构从一种严格的等级机构向一种个人之间的伙伴关系发展。家庭成员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以及随心所欲生活的权利”（迈克尔·米特罗尔、雷因哈德·西德尔，1987：80）。威廉·古德在他的论著中更加详细地论述了家庭制度的变迁在结构方面的意义。他认为，夫妇式家庭制度的观念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价值观，丈夫和妻子以及他们的子女之间的关系得到重视，而与扩大的亲属制度相联系的义务关系被削弱，这种家庭制度促进了个体间的平等，而这种个体平等、独立和自由的观念是与工业化所需的价值观念相吻合的。夫妇式家庭和工业化这两种制度的内部观念和内在价值是统一的，因而它们是相互适应的（转引自赫特尔，1988：38-43）。

威廉·古德是家庭现代化理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代表作《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和《家庭》是家庭现代化理论的经典著作。与其他持现代化理论观点的学者相比，古德在家庭现代化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点。

第一，作为一名家庭理论的专门研究者，古德系统而严密地论证了传统社会中扩大家庭支配个体的合法性，以及夫妇式家庭能够充分体现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合理性，而夫妇式家庭的制度形式和价值观念都是与工业社会中经济进步的观念相吻合的。他强调了在世界范围内，传统的家庭制度——通常指扩大家庭或联合家庭——正在瓦解，家庭正在向夫妇式家庭制度转变。在经过多个国家的跨文化考察之后，古德指出了世界范围内家庭现代化变化的共同特征：①母系制衰落，转向父系制或双系制。②共同的亲属群体影响下降，世系制在权力和重要性方面都在下降。他特别指出，中国的宗族已经瓦解。③嫁妆或聘金的流行程度下降，这与青年人的婚姻自主有关，亲属不再能主宰年轻人的择偶和婚姻。在现代条件下，无论是嫁妆还是聘金都会愈来愈接近西方的模式，即双方交换礼品。④愈来愈多的配偶年龄相当，婚龄差别缩小。⑤近亲结婚现象减少，与此一致的是包办婚姻减少。⑥离婚率升高，这与人们重视婚姻的爱情基础和离婚自由有关。⑦妇女独立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⑧妇女的权利增多，妇女赢得愈来愈多的平等权利的趋势明显可见。⑨父母对子女恋爱和择偶的控制减少，在这方面，父母逐渐丧失了决定权。⑩两性关系更加自由，因为工业化的意识形态强调个人选择的权利，其就业体系支持人们摒弃传统的生活方式。⑾未婚同居现象在未来很可能会变成西方国家整个婚姻周期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阶段，如同“约会”一样。而这与妇女对婚姻中的家务劳动和其他不平等形式的反感有关，妇女趋向于采取一些消极对抗方式，遵循对她们约束力较小的非正式准则。⑿妇女的婚龄提高，这与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关。⒀出生率降低，这主要是婴儿存活率的提高和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提升造成的。⒁有关家庭和婚姻的新锐思想往往超越其他意识形态而领先。

第二，与其他单因素假设和技术决定论者主要强调工业化对家庭制度的单向影响不同，古德论证了家庭模式不能仅仅通过经济和技术状况来加以判断和预测，家庭变迁的推动力来自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古德认为，工业化和家庭二者的变化是两个平行和相互适应的过程，它们都受到社会、个人观念的变化如经济发展、平等主义、个人主义等的影响。古德在经济因素之外注意到文化、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的特殊影响与作用，例如，他注意到即使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些亚洲国家，如菲律宾，也存在与现代化预期相反的趋势，城市家庭的规模比农村家庭要大；另外，他也专门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摧毁宗族制度对家庭变迁带来的影响。他指出，“由于每种制度都有不同的基点，任何家庭模式的发展方向也就不同”（古德，1986：244）。现代化也包括了价值观念的变化，而这种变化部分地独立于工业化，并会对工业化本身产生巨大影响。古德还认为，家庭制度不仅受制于工业化过程影响，同时，作为一种重要的因素，家庭制度既可以促进工业化，也可能成为工业化的障碍。他以中国和日本家庭的不同继承制度为例，指出中国的诸子均分制和日本长子继承制对两国的家庭资本积累产生不同的影响，它进一步影响了两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方面的差别。古德在《家庭》一书的前言中指出：“家庭进程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和经济结构，实际上它们互相依存，且各有其独立性。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既有可能促进政治和经济机构的运转，也有可能阻止这种运转。”（古德，1986/1982：7）

（二）家庭现代化理论的缺陷及其修正

古德对丰富和完善家庭现代化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在批判社会变迁单因素假说的同时，自己仍提出了一种直线型和一元化的进化模式，即在世界范围内，把扩大家庭瓦解和向夫妇式家庭制度变化的共同趋势，以及以西方的家庭模式作为判别家庭现代与否的标准。此外，在古德的著作中还渗透着现代比传统进步、比传统更具价值的先验价值取向，这必然导致将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对立、不重视特殊主义的发展模式等理论缺陷。虽然古德注意到了一些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家庭模式的复杂性，但是他更多地将那些导致与预期的现代化标准不相符的因素作为“抵制工业化”的因素，例如，认为亲属群体的继续存在将会阻碍家庭现代化的进程。在他的论著中，古德将那些复杂的、与现代化不符的家庭模式和现象当作一种向现代化过程演变中的过渡（古德，1986/1982）。

帕森斯和古德等人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批评和质疑。对于传统和现代的关系，1973年出版的期刊《德狄勒斯》（Deedalus）冬季刊展开过讨论，中心论点是：在许多社会中，传统和现代是不可分离的，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它们渗透于社会和政治结构之中，并在特定的社会中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穆尔发表评论说，现代化理论对下列的事实视而不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长期受到西方国家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便导致了不同文化和社会组织间广泛的渗透和融合，所有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无不受到这种文化间交互作用的制约（转引自赫特尔，1988：45）。古斯菲尔德认为，“现代人”和“现代态度”明显地被涂上了现代美国中产阶级观念的色彩，并用这种观念来假定所有人的行为具有趋同的倾向。他还认为，传统也可以成为意识形态和行为的准则并赋予现代性社会合理性（转引自赫特尔，1988：45）。除对上述单线进化和价值先验取向的批评之外，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一些学者还对现代化理论给出的关于现代家庭的标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斯冈茨尼就批评说，用“标准社会学理论”（standard package）和“样板家庭”（benchmark family）来覆盖家庭形式的多样性显得太虚假。某些家庭形式可能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是把其中一类当作所有家庭形式的理想类型是欠妥的（Scanzoni，1987）。

针对上述对家庭现代化理论的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发展国家家庭变迁多样化的事实和研究者不断推出的质疑现代化理论的新发现，家庭现代化理论提出者及其继承者开始进行自身的反省和修改，开始思考因民族、种族、阶级、信仰等因素而导致的家庭变迁的不同路径和复杂多样的模式，也开始重新思考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在对立之外，它们是否还存在兼容、合作的可能？1982年，古德的著作《家庭》再版，古德在“再版前言”中这样写道：“在本书第一版中，我为家庭缺乏足够的史料而感到惋惜……那些较早的论述不可能包含现有的许多资料。”“我曾经指出扩大的亲属关系兴盛没落的条件……新的人口统计和调查资料迫使我们接受统一社会的不同家庭形态。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只有地地道道的核心家庭才算‘家庭’而其他形态则是‘异常形态’”；“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表明，我们必须谨慎从事。……似乎人们都认为工业化引起了所有的这些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仿佛一个百宝囊，包含了许多大相径庭的势力和进程。除非我们搞清楚哪些次要的因素是引起变化的原因，哪些连锁反应促使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了影响，否则，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身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古德，1986/1982：3-5）古斯菲尔德曾经列举了现代化理论把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的六种错误：传统文化是一种稳定的体系；传统社会都是同质性的社会结构；新的变化将代替传统因素；传统和现代总是对立的；传统和现代是两个相互排斥的系统；现代化导致传统的衰落。他认为，传统和现代并不必然相互冲突，传统有可能成为意识形态和行为的准则，并赋予现代社会合理性（Gusfield，1967）。家庭史学者哈雷雯在对现代化理论作出评价和补充时这样说：“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弱点在于接受了简单的变革模型和机械性的时间概念……历史证据显示，企业工人的一些群体保持着两种角色：在适应现代生产模式和工业安排的同时，他们还保持着前现代的风俗和工作习惯，这有助于他们适应环境。产业工人可能在工作中是‘现代’的，在家里、在家人中却是‘前现代’的。现代化理论的假设暗示，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将被现代观念和行为模式所替换，这种替换的发生如同一个线性序列，好比人们乘火车旅行，每当列车到达一个新的车站，乘客都比前一个车站更现代一点。历史事实远为复杂和缺乏一致性……并不是所有的个性要素都会在同一时间发育和经历现代化过程。所以，接受人们在不同的生活或其他领域分别采用现代或传统的行为方式，接受一个复杂多样的行为模式，比发现一个全面的现代化过程要来得更加实际。如果现代化理论有助于家庭研究——它当然能够——它就必须使接受这些复杂性和多样性成为自身理论的一部分。”（Hareven，1976a）在欧洲，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发现，曾经被“共同的舆论倾向于抛弃的属于家族范畴的东西”，现在又突然开始恢复活力，“社会学家们的研究又开始重新强调家族网络的力量”（玛尔蒂娜·雪伽兰、弗朗索瓦兹·佐纳邦德，2003：723）。遍览此后的家庭史研究，我们发现，欧美家庭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取向，从以往强调所谓现代性的个人主义转而重新肯定传统的大家庭亲情和亲属网络在社会转型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