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分析范畴：从家庭结构到家庭关系的转变

（一）“大家庭的神话”——现代化理论的家庭结构特征假说

马克斯·韦伯曾说，核心家庭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转引自Wong，1975）。威廉·奥格本（Ogburn，W.F.）也认为，在技术和社会快速变迁的影响下，家庭正在经历一个非功能化的过程，从以往具有经济、教育、娱乐、宗教和保障等多功能模式，到目前仅剩情感和生殖这两项功能的形式。家庭规模将会缩小，家庭结构的变化伴随着与妇女角色和儿童养育及监管模式有关的两性和代际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变化。这些功能和结构的变化被认为最终将导致家庭的解体（转引自Wong，1975）。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关于家庭发展的社会学理论就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认识，即存在一种从大家庭到较小家庭的变化趋势，工业化过程普遍被认为是带来这种变化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工业化前后大家庭和小家庭的两分法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家庭社会学的主流话语。

法国学者费雷德里克·勒普莱（Frédéric Le Play）被认为是前工业化时期“大家庭神话”的奠基者。勒普莱在对16世纪以来家庭历史进行研究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家庭内拥有广大而复杂的成员群为特征的传统家庭正向着小规模的现代家庭过渡。在现代家庭中，居住群只限于夫妻细胞，这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产单位，又是社会再生产的单位。他将小家庭描述为工业化的产物，是工业化改变了社会条件所造成的结果。勒普莱极其重视家庭结构的探讨，力求论证任何社会的基本特征都受制于这个社会中的家庭类型（family type），家庭的稳定性、是否接受传统约束、为个人提供保障的情况等特征是划分家庭类型的依据。他把家庭类型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父权的扩大家庭，以传统和血缘关系为基础，具有专制性的特点，家庭的父系权威是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权力的缩影。这种家庭制度同现代政治是相抵触的。第二种是不稳定的核心式家庭，生活在工厂制度下的工业人口占据这种家庭类型的大多数。它具有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和世俗主义色彩，且极不稳定，成为社会关系中的统治力量，人们迅速向着野蛮堕落。这种家庭类型与家庭世系几乎毫无联系，代际关系也因之成为一个不稳定的结构。这种家庭类型被勒普莱认为是社会解体的主要诱因。第三种是主干家庭，被认为是父权家庭制度和个人主义优势的有机结合。相对于父系家庭的专制来说它是自由的，但同时又保留传统的痕迹，其结构和亲属关系都是稳定的（安德烈·比尔基埃、克里斯蒂亚娜·克拉比什-朱伯尔、玛尔蒂娜·雪伽兰、弗朗索瓦兹·佐纳邦德，2003：26-28；马克·赫特尔，1988：19-23；迈克尔·米特罗尔、雷因哈德·西德尔，1987：22-24）。

勒普莱的家庭理论无疑具有一种保守主义的倾向。他对现代小家庭中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对冷漠的、讲究实际的非私人社会关系，以及性放纵、晚婚等价值和行为的批评；怀念亲属间温暖的责任感和紧密联系，以及为了更高的家庭利益而压抑个人情感和愿望，在其他一些学者中也能够找到回应。事实上，在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我们也同样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基于家庭团体的共同体制度，对源于亲属、邻舍间的亲密的、传统的、持久的、建立在非正式关系之上的相互帮助和紧密联系的温情怀念（滕尼斯，1999）。在许多学者眼中，前工业化时期大家庭紧密而温暖的亲属关系与工业化后小家庭冷漠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形成比照。

当然也有另外一些注重家庭结构的学者把家庭结构从大到小的变化更多地视为一种进步。帕森斯就认为，核心家庭结构和独立于家庭以外的亲属关系网是大多数现代美国家庭的特点。这种特点增强了家庭与工业制度的相容性，是一种进步。在《当代美国的亲属制度》一文中，帕森斯这样写道，“在美国，孤立的夫妇式单位与欧洲历史上的大多数家庭结构形成强烈的对比……美国家庭从根本上是一个开放式系统，主要注重夫妇式家庭，与此一致的是与附属于这个家庭的亲属集团相对疏远，而这个亲属集团自欧洲亲属称谓形成以来就已经存在”。“我们显然没有在无文字社会中非常普遍的那种‘扩大’家族群体，如父系宗族或者母系宗族……孤立的夫妻家庭的重要性在于其标准的家户单位。它意味着家是一个居住单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共享工资收入的单位。也不必负担配偶一方的任何特定亲属。典型夫妇式家庭与父母分开生活，并且彼此经济独立……通常独立于任何特殊主义的亲属关系。”按照帕森斯的理论，前现代和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往往妨碍个人的主动性，妨碍地理上的流动性，阻碍职业成就和职业流动，它们是“传统主义”和低效的表现，在大多数依靠获致性身份而不是亲属关系取得职业成就的社会中，这是与时代不符的存在（Parsons，1943）。

无论认为核心家庭制度是颓废的还是进步的，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形成了一个固定而鲜明的观点：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而父系制度下扩大的亲属群体则是传统社会的普遍特征。所以，无论在现代化理论家列维还是斯梅尔瑟的论著中，核心家庭制度都是区别于传统的扩大亲属制度的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在现代化理论的表述中，形成了一种价值定式，家庭结构的大小成为评判家庭现代性的一种便捷的测量工具。大的、与亲属有更多联系的，就是传统的、落后的；小的、孤立的、与亲属较少联系的，就是现代的、进步的。家庭结构成为家庭社会学分析和研究的主要范畴。

（二）对家庭结构两分法的质疑和批评

以家庭规模作为判断家庭现代化的依据的理论，将工业化前后的家庭模式“两分”为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形态，这种论点后来受到了来自社会学家，特别是社会史学家和社会统计学家们的严重挑战。20世纪70年代，由社会史学家和社会统计学家发起的大规模的比对调查破除了关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大家庭“神话”。以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为首的剑桥人口研究小组运用一种名为：“家庭重组”（family reconstitution）的分析技术，即根据从出生、死亡、结婚、遗嘱、土地转让记录中整理出来的人口统计资料，重新考察当时普通家庭的户规模（household size），同时推定他们的世系和亲戚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6世纪英国家庭的平均规模为4.5人，17～19世纪的平均规模则维持在大约4.75人的水平，主干型和扩大型家庭并不占主导地位，人口结构相对简单的核心家庭在工业化之前的几百年里早已存在（安德烈·比尔基埃、克里斯蒂亚娜·克拉比什-朱伯尔、玛尔蒂娜·雪伽兰、弗朗索瓦兹·佐纳邦德，2003：25-33；马克·赫特尔，1988：56-57；迈克尔·米特罗尔、雷因哈德·西德尔，1987：25-26）。在美国，哈雷雯也运用“家庭重组”技术对美国独立前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地区进行了考察。他的研究表明，虽然父系权威因控制继承模式和土地而得到强化，但是核心家庭依然在家庭形态上占有主导地位（Greven，1970：686-688）。“家庭重组”技术提供了与此前不同的研究结论，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仍然囿于家庭结构或家庭规模等静态指标的分析之中，对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和各种家庭关系的动态变化未能予以更多考虑和重视。但无论如何，对家庭和家户结构稳定性的看法，“导致了历史学家的结论，家庭和家户结构可能不是重要的变量”（Hareven，1974）。自“大家庭神话”被否定后，“工业化会使大家庭解体，使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的假说便不再流行。社会科学家们的观点趋于统一，承认西方社会中的核心家庭在过去几百年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自此，现代化理论家开始探讨家庭现代化的其他本质特征。

工业化社会中的城市家庭是否如帕森斯所说的那样，削弱了与亲属群体的联系？苏斯曼（Sussman，M.）的研究也向帕森斯的假设（即在向现代化的转变中家庭将经历从扩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变）提出了挑战。苏斯曼发现，工业社会中人们生活的地理距离并没有破坏家庭纽带，亲属间相互援助的模式和情感上的支持依然存在。这种理论得到了关于已婚女儿与她们母亲间相互高度依存关系的研究的支持。在女儿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她们与老年母亲之间的亲属互动仍然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可以让她们的母亲比父亲多活大概8年。她指出：“美国的扩展家庭具有复杂的帮助和服务网络，将各构成单位联在一起，形成功能网络……只有否定孤立的核心家庭概念，才有可能把家庭理解为与社会中其他社会体系相联系的功能性社会体系。”（Sussman，1959）

利特瓦（Litwak，E.）的研究将当代美国家庭松散的、非正式的亲属关系结构定义为“改良的扩大家庭”（modified extended）。他证实，这种家庭在19世纪的美国社区也存在。在农村，亲属通常相互邻近，经济交流和相互援助是他们的依靠。随着城市化的到来，虽然个人对其亲属直接经济控制的程度，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控制程度逐步下降，但是亲属间的联系和相互援助模式依然不变（Litwak，1960）。

古德很早之前就发现，关于工业化前扩大家庭的说法只是一种“虚构”（figment），“并不存在什么‘核心家庭制度’，这种制度是指重要的家庭关系只存在于丈夫、妻子和孩子之间”（古德，1986/1982：2）。因此，古德一直很谨慎地使用“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和“夫妇式家庭”（conjugal family）这两个概念，“在谈到家庭单位本身时，我们将轮番使用核心家庭或夫妇式家庭这两种说法。当泛指家庭制度时，我们将使用夫妇式家庭这一说法。如前所述，如果我们说核心家庭是指与亲戚没什么关系的多数家庭，那么，这样的核心家庭制度是根本不存在的。所有当代关于工业化国家的研究都表明，每个家庭都与很多亲戚保持着联系……尽管夫妇式家庭更注重夫妻关系，但我们必须记住，家庭是不可能完全独立的”（古德，1986/1982：153-154）。古德认为，家庭形式不能准确反映家庭的变迁，家庭关系的转变才是判定家庭变迁的主要内容。在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中虽然也存在核心家庭结构，但是这些核心家庭不存在独立性，而是受到扩大家庭的控制和支配。夫妇式家庭的概念强调的是独立于扩大家庭之外的以夫妻为中心的家庭制度。

（三）家庭关系——家庭变迁研究的核心范畴

自20世纪80年代起，继家庭结构研究之后，家庭关系成为西方家庭社会学研究关注的主要领域。学者们普遍认为，私人家庭生活的内容，家庭与亲属群体的关系，家庭与社区的关系，等等，这些家庭关系的变化才是当代家庭的显著特征。这些变化（而不是从血缘扩大家庭制度向夫妇式核心家庭制度的转变）是现代家庭有别于前工业化家庭的核心内容。

1.夫妇式家庭的内部关系

伴随着核心家庭的独立性和父辈权威制度的衰落，家庭重心经历了从以父子关系为主轴向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的变化，这已广为人知。与此同时，核心家庭还经历了从“公共家庭”（public family）向“私人家庭”（private family）的过渡，这种转变也被普遍认为是家庭制度的重大变化。

法国学者菲利普·艾利斯在1962年出版的著作《童年的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历史》中引用了“公共家庭”和“私人家庭”的概念。他认为，家庭的概念是17世纪才出现的，虽然他承认在那个时代以前就存在家庭这种样式，即父亲、母亲和孩子组成的单位，但是他认为必须要对家庭的存在和家庭的观念加以严格区分，其中关键的差别在于，现在具有的家庭观念是过去漫长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隐私观念。他认为，与传统社会的家庭是一个社会联系中心，是一些集合资本，是父辈权威下的等级社会相比，“现代核心家庭是一个专门的、内聚式（inward-turning）的机构。它切断了与世界的联系，成为与社会相对的、孤立的亲子群体。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帮助孩子在社会上立足，重视孩子的独立性，而不是家庭的共同利益。”（转引自Hareven，1976a）虽然后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核心家庭的隔离性可能在早期被过分夸大了，但是在当代家庭内部关系的主要特征的认识上，学者们有着较高的一致性，这就是夫妇式家庭的排外性，或者被表述为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的分离，以及相应的对家庭内部情感和事务的专注。

家庭的排外性与夫妇式家庭从扩大的亲属群体和社区关系中独立出来有关，与夫妇式家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增长有关，也与小家庭的功能专门化有关。哈雷雯在比较了前工业化家庭和现代家庭的不同特征后介绍说，前工业化的家庭包括各种功能：它是工作坊、教堂、感化院、学校和庇护所。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过程中，工作场所从家庭中转移出去，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转移到外部机构。由于家庭重心转向内部，承担家务、亲密性、私密化成为主要特点。与这个过程相伴，核心家庭成为治疗外部世界创伤的场所，成为家庭成员的情感避难所（Hareven，1976a）。古德在他的论著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他指出，与工业化相适应，夫妇式家庭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工业和技术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和男女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夫妇式家庭的排外性和其成员之间亲密关系重要性的观念就此形成（参见马克·赫特尔，1988：38-55）。这种注重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的观念，被认为是新的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强调夫妻关系的爱情基础，以儿童为中心的家庭关系，以及重视孩子的教育等观念。

2.家庭与扩大的亲属群体的关系

在现代家庭制度下，关于亲属关系的定义，杰克·古迪这样解释说：“我们这里所说的‘亲属’，其定义是夫妻以外的关系。”考虑到夫妇式家庭的结构特征，或许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将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大为夫妇式家庭以外的其他关系。古迪说：“摒弃亲属关系的意图，由来已久。一个时期以来，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我们正在目睹由亲属关系组成的广阔集团如氏族、家族的消失，这是肯定的。”（古迪，2003：3）古迪所说的亲属关系消失，一直被社会学家们认为是由于工业社会的流动性、城市社区的开放性和异质性所致，这种变化造成人际关系相对萎缩，亲属联系削弱，邻居关系淡化，偏向社会团结的传统观念逐渐淡薄。

长久以来，亲属关系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理解和认识家庭与社会变迁的重要指标，学者们通常以核心家庭与扩大的亲属群体的互动程度来区分前现代和现代家庭的行为和特点。无论在滕尼斯、涂尔干，还是在帕森斯和古德的经典论著中，我们都可以读到将与扩大的亲属关系群体的密切互动同传统的家庭和社区模式联系起来的观点。但是如前所述，人们后来发现，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城市中现代家庭亲属关系网络的活跃性实际上被学者们大大低估了，家庭体系中亲属义务的弱化被严重夸大。迄今为止，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各种研究证明，核心家庭“与居住单位之外的亲属群体的联系比迄今想象的意义要大得多”（Ben-Amos，2000）。这些研究发现对于帕森斯和古德时代的家庭现代化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修正和补充作用。

学者们对20世纪中叶欧洲家庭的研究表明，许多国家出现了相同的家庭体系，其特点是：虽然核心家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亲族网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消失，它还担负着大量社会功能，核心家庭纳入作用灵活的夫妻双方的亲族网中，并结为一体（玛尔蒂娜·雪伽兰，2003：535-586）。

苏斯曼在20世纪50年代对纽黑文的城市家庭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她的研究结论是，必须在相互联系的亲属结构中重新认识城市的核心家庭。亲属关系结构是互惠互利的交换关系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这种互惠和互利方式包括以下几种：生病时的照料、金钱支持、儿童照料、咨询和有益的建议，以及礼物的互赠，这些都是家庭在城市社会中依然具有团结性和凝聚力的重要证明（Sussman，1959）。苏斯曼关于互惠的亲属关系的观点后来被本·阿莫斯运用“互惠理论”^[2]进一步证实和发展。阿莫斯在关于礼物的研究中指出，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英国家庭，亲属间的相互支持既有物质形式的礼物的赠予和回报，如食品、衣物和金钱，也包括非物质性的交流，如情感、声誉、信息、关系等。父母与子女的互惠通常是一种双向的礼物交换。但两者并非对等，父母的帮助一般大于子女的回报，子女的回报因种种因素的制约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报之以情”（reciprocate with affection）的支持模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和动荡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亲属显然被动员起来作为依靠（Ben-Amos et al.，2000）。

哈雷雯在对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曼彻斯特和新罕布什尔移民工人的亲属模式进行研究后发现，与其说亲属关系“压制个人”和妨碍流动，倒不如说亲属关系充当了个人和家庭从前工业环境到工业环境的传输工具。工人在亲属群体中迁移并且带着亲属援助的传统模式。他们使这些模式适应工业制度，并且发展出与农村中的那些习惯做法有着相当不同的新的功能。哈雷雯认为，这些“前现代模式的残余”（survivals of premodern patterns）实际上可能代表了移民工人对新环境的现代回应。这种与亲属群体密切互动的家庭关系被哈雷雯重新定义为一种对新经济机会做出反应的传统生产模式。但是她同时强调，这些关系与他们在农村时的本来面目已经大相径庭（Hareven，1975）。更多的经验研究也显示，传统的习惯以及传统的人际关系不仅使劳动者更能适应工业化过程，而且直接地支持了这一过程。事实上，这些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更为明显，这也是后发展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古德在1982年再版并重新修订的《家庭》一书中，对于前20年中社会学家在美国亲属关系的新发现予以肯定，并部分修改了自己的观点。他承认，在工业化和亲属模式瓦解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机械的联系。对于工业化前后城市家庭与亲属群体相似但又不相同的联系模式，古德回应道，虽然亲戚关系网相当活跃并毫无消失的迹象，但这种亲属间的互动并不仅仅是农村旧习俗的残余，因为它们并不构成共同群体。在现代条件下，亲属网失去了对夫妇式家庭的控制和支配权力，它只是一种互助的资源。当社会经济环境还不能像多种亲属联营方式那样提供更好的选择机会时，各种亲属模式就不大容易瓦解。在各种社会经济条件下，家庭结构所具有的优越性是现代官僚制度和公司企业制度所望尘莫及的。古德还引用了G.罗森堡和D.安斯波在1973年的研究——《工人阶级的亲戚关系》，说明在现代家庭制度中，亲戚间交往的频繁与否主要由两种变量决定。第一个变量是，是否近亲，其顺序排列为：第一，夫妇双方的兄弟姐妹和后裔；第二，配偶的直系家庭，包括父母和兄弟姐妹；第三，更远的亲戚。也就是说，与直系家庭关系越远的亲戚，社会交往就越少。第二个变量是其他一系列因素，如地理位置、交通和通信费用等。但亲戚们无论离得远还是近，上述交往的等级保持不变。当代家庭与亲戚交往的主要特点为时间较短、范围较窄、亲切感较差。古德断言，在现代生活中，亲戚关系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了，这是因为当代世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古德，1986/1982：173-177，249-268）。

在许多学者看来，城市家庭与亲属群体的交往，很大程度上是核心家庭为了应对城市变化和复杂的社会而做出的策略性的调整和反应。以下欧洲家庭社会学家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家庭变化、工业变化和城市变化之间的关系，既不是简单的，也不是线性的。家庭组织不是一个忍受经济命运与社会命运的冷酷法则的客体，相反，它是一个知道如何适应各种复杂情况的抵制场所。即使在工业化造成的最恶劣的条件下，人们也试图找到一些符合其利益的策略，而这些策略常常通过家庭组织来实施（玛尔蒂娜·雪伽兰，2003：535-586）。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家庭社会学研究出现新的取向，社会学研究又重新关注家族网络的力量，与此同时，从以往强调个人主义转而重新寻找并肯定亲属网络在社会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其中最典型的研究是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研究。

3.家庭与社区的关系

家庭与社区的关系事实上已经包含在前文关于家庭排外性的研究中。“私人家庭”和“公共家庭”的区别，以及私人活动领域与社会的分离被认为是当代家庭制度的主要特征。家庭退缩到严格的“家”的领域，被许多学者认为，这代表了家庭从前现代社团主义到个人主义的重大转变。在传统社会，“家庭”一般意味着集体进程中的一个法人团体，在这个组织中，团体结构超越其各个部分的总和。在这种安排中，大多数个人行动与群体决定紧密相连，家庭集团的影响对个体选择的影响不仅涉及婚姻，而且涉及职业生涯和家庭内部的分工。在传统社会，获得土地财产、新的职业或婚姻，并不表明个人从出生家庭完全分离。而在现代社会，这些决定由个人做出，这被视为“独立性”和从出生家庭脱离的表现。

关于“公共家庭”的模式，《家庭史》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中世纪的家庭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也是家长追求集体和个人目的极有效的工具。建立家庭的行为以及婚姻对家业都是一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小两口与大家庭融为一体，他们是补充的资本和劳动力。家系集体拥有土地，家系压倒一家一户，从中滋生出开放性的家庭和联姻（亨利·博莱斯克，2003：591-646）。艾利斯曾这样写道，在前工业时期的法国，人们的生活完全被社区的功能吸收，家庭只是扮演从属的角色，家庭成员通过经济合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家庭事务主要由血缘共同体来决定，公共与私人生活领域不存在分化。小家庭本身陷入小社区纵横交错的网络中，公共性变成家庭的一种特征。严格的集体生活妨碍了夫妻生活的亲密性和独立性，社区的严厉干预确保了核心家庭对外部的开放，年长一代对每个家庭成员的控制也确保了这个结果。老年人对晚辈从婚姻的安排到财产的控制，层层设防，妨碍了自主的家庭单元的发展。新工业秩序的兴起，打破了社区对家庭的控制，也打破了老一代的权力和控制，个人主义、家庭私有化和家庭生活幸福的观念随之出现（转引自赫特尔，1988：310-313）。哈雷雯对在工业化后出现的核心家庭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有过经典的评论：家庭私有观念导致家庭与社区的隔离，以及朋友、邻居和亲戚间社会支持的减少。每户成为一个自我涵盖（self-contained）的单元，形成了一种自发隔离（self-initiated isolation）的机制。这种隔离剥夺了老年父母对家庭日常事务的管理权力，增加了社会中不同年龄组之间的隔离（Hareven，1976b）。

学者们还认为，在前工业化时期，社区由于受到强烈的控制而具有同质性。包括亲属和邻里关系在内，共同的法则规定了彼此间的相互责任和义务，包括在生育、结婚、丧事等重大事件中的互助共济。这种相互的责任和义务观念，保证了家庭与亲属团体及邻里间的紧密合作，以及相互的忠诚和团结。但是如今，人口高度流动的城市社会大大增加了社区的异质性，虽然传统的亲属关系和邻里关系仍在持续，但是睦邻已不再是一种责任，“邻里间的群体性和忠诚性已经逐渐淡化”（赫特尔，1988：313）。